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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
作者: 秦晖
如果“左派”主张的社会保障，“右派”主张的经济自由，左右派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形成“透支危机”的充分条件
其实，“次贷”问题只是美国人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天量的公私债务，都是形成这次全球“海啸”的根源。“次贷危机”只是透支性消费之弊的导火索，它在美国巨额债务中是信用链条最脆弱的一环，但并不是链条的全部。即使“次贷”不出事，这样的透支规模也迟早要在其他地方引爆。
上期文章中提到(见本报4月23日31版)，这样的“消费狂”现象与民主政治下“反向尺蠖效应”有关。民主国家有穷有富，经济增长有快有慢，但在可比条件下，民主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较高，而且似乎越民主越高。
这是为什么？首先，民主制下很难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搞“原始积累”。当然对殖民地或者黑奴是另一回事，但在本民族中这么搞，没有铁腕强制就很难。
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如果形成了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还会使消费率不正常地变得畸高。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发达，人们就敢于花钱。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花钱的花样也更多。反之，如果形成了本来意义的尺蠖效应，自由、福利都“双低”，也会反常地压低消费率。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花钱，而自由缺乏，人们花钱的方式也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
在正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经济不那么自由，而“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能是高福利的。所以尽管自由竞争与福利国家这两种制度都各有毛病，但它们仍然可持续，也不会形成这样的透支消费狂潮。但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福利自由双膨胀”就不同了。它的第一个后果是会造成国家高负债：民主国家里，赋税不能想征就征，而公共福利开支的刚性增长也不能想降就降。这就会造成“民主国家特有的财政赤字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专制国家就不会出现财政赤字，因为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很多。但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高自由（往往意味着相对的低税收）高福利”导致的赤字会比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和低税收低福利的体制导致的赤字都更大，更不用说与那些一方面横征暴敛一方面又很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相比了。
对巨额财政赤字怎么办？无非两招：要么大印钞票弥补亏空，这就要引起通货膨胀。要么就大发国债(见图一)。谁来买呢？那些具有相反特点的尺蠖效应国家即低自由低福利导致低消费率的国家就是现成的大买主。
作者: 秦晖
如果“左派”主张的社会保障，“右派”主张的经济自由，左右派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形成“透支危机”的充分条件
其实，“次贷”问题只是美国人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天量的公私债务，都是形成这次全球“海啸”的根源。“次贷危机”只是透支性消费之弊的导火索，它在美国巨额债务中是信用链条最脆弱的一环，但并不是链条的全部。即使“次贷”不出事，这样的透支规模也迟早要在其他地方引爆。
上期文章中提到(见本报4月23日31版)，这样的“消费狂”现象与民主政治下“反向尺蠖效应”有关。民主国家有穷有富，经济增长有快有慢，但在可比条件下，民主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较高，而且似乎越民主越高。
这是为什么？首先，民主制下很难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搞“原始积累”。当然对殖民地或者黑奴是另一回事，但在本民族中这么搞，没有铁腕强制就很难。
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如果形成了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还会使消费率不正常地变得畸高。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发达，人们就敢于花钱。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花钱的花样也更多。反之，如果形成了本来意义的尺蠖效应，自由、福利都“双低”，也会反常地压低消费率。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花钱，而自由缺乏，人们花钱的方式也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
在正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经济不那么自由，而“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能是高福利的。所以尽管自由竞争与福利国家这两种制度都各有毛病，但它们仍然可持续，也不会形成这样的透支消费狂潮。但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福利自由双膨胀”就不同了。它的第一个后果是会造成国家高负债：民主国家里，赋税不能想征就征，而公共福利开支的刚性增长也不能想降就降。这就会造成“民主国家特有的财政赤字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专制国家就不会出现财政赤字，因为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很多。但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高自由（往往意味着相对的低税收）高福利”导致的赤字会比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和低税收低福利的体制导致的赤字都更大，更不用说与那些一方面横征暴敛一方面又很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相比了。
对巨额财政赤字怎么办？无非两招：要么大印钞票弥补亏空，这就要引起通货膨胀。要么就大发国债(见图一)。谁来买呢？那些具有相反特点的尺蠖效应国家即低自由低福利导致低消费率的国家就是现成的大买主。
（图一）美国国债增长
Source:USGovernment,HistoricalTables,pp.127-8,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pdf/hist.pdf
然而与国家负债相比，福利与自由双重膨胀导致的更重要结果是国民消费债务的膨胀（见图二）。高福利的人们敢花钱，高自由的人们会花钱，于是超前消费愈演愈烈，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外贸逆差激增 （见图三），而同时国民的储蓄率也就越来越低（见图四）。
Source:USGovernment,HistoricalTables,pp.127-8,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pdf/hist.pdf
然而与国家负债相比，福利与自由双重膨胀导致的更重要结果是国民消费债务的膨胀（见图二）。高福利的人们敢花钱，高自由的人们会花钱，于是超前消费愈演愈烈，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外贸逆差激增 （见图三），而同时国民的储蓄率也就越来越低（见图四）。
(图二) Source:USFederalReserve,StatisticalRelease,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9/hist/cc_hist_sahtml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9/hist/cc_hist_sahtml
(图四)美国储蓄率,1960-2008
Source:Creditwritdowns,
http://www.creditwritedowns.com/2008/05/chart-of-day-savings-rate.html
由此形成的窟窿谁来填补？自然又是那些“相反特征的国家”，他们的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他们的“低人权优势”又使其产品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只管印钱就可以大量进口。
为什么民主仍然可欲？
但是，如果民主政治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它还可欲吗？为什么仍然欣赏这种制度呢？这是因为造成美国这种情况，民主政治只是原因之一，或者说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造成“透支危机”还需要其他条件，一般的国家都没有这些条件。
人是有理性的，“福利自由双膨胀”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小危机”，人们在现实面前会调整心理，回到宪政民主下通常的“天平”机制，在“限制自由推进福利”与“限制福利推进自由”这两种可持续状态中作出选择，而不至于使“恶习”长期发展而得不到矫正。
问题积累得如此严重，需要其他两个条件。
第一，“透支性消费”要能长期持续，必须要有透支手段，借钱消费要有“借钱资格”，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外贸顺差表现为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投资也是投美元，而欧洲和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无法像美国人那样只管印钱消费。
第二，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大量、长期地借钱给你。美元就算全球都认，能够大量拿商品换这“绿纸”而长期不要干货的，就要靠另一种大国。这种大国存在着“一左起来就压缩自由，一右起来就压缩福利”的尺蠖效应，正需要大量的“外需”来防止1929年式的“过剩危机”爆发。而且由于它是大国，经济总量大，也经得起美国那种规模的透支需求。
“Chimerica”现象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学者弗格森说的“Chimerica”(China和America并成的新造词，又译“中美组合”)现象。
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给美国借钱，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是玩不下去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借中国的钱，中国的过剩也会带来问题。这种互补，在太平年月都觉得不错。一旦出现了问题，双方都有理由骂对方，美国说中国“倾销”，中国说美国“剥削”。
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体制性原因，消费率相对于投资 （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投资产出效率低，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短缺。但转入市场经济后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见图五）。
Source:Creditwritdowns,
http://www.creditwritedowns.com/2008/05/chart-of-day-savings-rate.html
由此形成的窟窿谁来填补？自然又是那些“相反特征的国家”，他们的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他们的“低人权优势”又使其产品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只管印钱就可以大量进口。
为什么民主仍然可欲？
但是，如果民主政治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它还可欲吗？为什么仍然欣赏这种制度呢？这是因为造成美国这种情况，民主政治只是原因之一，或者说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造成“透支危机”还需要其他条件，一般的国家都没有这些条件。
人是有理性的，“福利自由双膨胀”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小危机”，人们在现实面前会调整心理，回到宪政民主下通常的“天平”机制，在“限制自由推进福利”与“限制福利推进自由”这两种可持续状态中作出选择，而不至于使“恶习”长期发展而得不到矫正。
问题积累得如此严重，需要其他两个条件。
第一，“透支性消费”要能长期持续，必须要有透支手段，借钱消费要有“借钱资格”，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外贸顺差表现为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投资也是投美元，而欧洲和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无法像美国人那样只管印钱消费。
第二，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大量、长期地借钱给你。美元就算全球都认，能够大量拿商品换这“绿纸”而长期不要干货的，就要靠另一种大国。这种大国存在着“一左起来就压缩自由，一右起来就压缩福利”的尺蠖效应，正需要大量的“外需”来防止1929年式的“过剩危机”爆发。而且由于它是大国，经济总量大，也经得起美国那种规模的透支需求。
“Chimerica”现象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学者弗格森说的“Chimerica”(China和America并成的新造词，又译“中美组合”)现象。
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给美国借钱，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是玩不下去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借中国的钱，中国的过剩也会带来问题。这种互补，在太平年月都觉得不错。一旦出现了问题，双方都有理由骂对方，美国说中国“倾销”，中国说美国“剥削”。
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体制性原因，消费率相对于投资 （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投资产出效率低，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短缺。但转入市场经济后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见图五）。
(图五) Source:National Bureauof Statistics
泡沫时期，美国人从中得到“高消费”，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这果然是“利益共同体”吗？
美国剥削了中国，贫穷的中国生产者省吃俭用补贴着富裕的美国消费者，而他们还埋怨我们惯坏了他们！
平时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扩大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长此以往，真是伊于胡底！
“价值链与利润率”悖论：“内需”何以难于“拉动”？
为什么十多年来“拉动内需”的努力成效甚微？去年岁末在东莞经历的一场争论很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等多次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我国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国代工企业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因此应该促进产业升级，按照“微笑曲线”拉长我们占有的价值链份额，不能老给人打廉价工。
然而这个说法却受到一些代工制鞋企业负责人的质疑。他们根据切身体会说：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不是我们羡慕他们，而是他们羡慕我们——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显然，这里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享有88%的价值链，其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却只有1%。而我们在价值链中只有那么点份额，代工企业的利润却可以那么高。进一步探讨会发现，没错，美国人拿到价值链上的88%的增值，可是这个增值在美国是分散在非常多的环节，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等，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各个环节、大量的从业者都分享了这个利润，从而形成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中国在这个价值链中只占12%，但是这12%高度集中。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堪称“奇迹”，但这种增长的分享性很差。这有深刻的体制性根源。显然，中国有中国的弊病，美国也有美国的弊病。如果没有全球化，两种弊病各自单独起作用。然而市场经济全球化使中美经济的优势得以互补的同时，这两种弊病也发生了互动，甚至互相反馈放大。这就是Chimerica游戏的实质。这种游戏把中美两国都套到了一个怪圈里，对于美国是债务越来越高，对于中国是消费率越来越低。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连环套。发展到今天，这游戏好像很难玩下去了。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任重道远
总之，目前全球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实质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高消费，与相反特征的国家在尺蠖效应下的低消费，在经济全球化中，通过美元这一全球透支工具形成互动，使本来不可持续的现象得以长期持续，同时积弊也越来越重，终于酿成两种性质相反但却互为促因的危机。
显然，如果两种尺蠖效应都不变，美元的透支作用就是关键。因此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强烈要求改变以美元为主要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结束“美元霸权”。美国利用“世界印钞机”不仅获得了铸币税，而且为维持自己的高消费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在反危机动作中加大印钞力度更有不惜美元贬值美债缩水、先透支后赖账之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无疑已经严重下降。
但是放弃美元确实“知易行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地位一直维持至今，并非因为美国的信用就多么好，而是因为缺少替代。今天几种硬通货中，日元因日本经济块头不如美欧，这些年又一直不振，可以不考虑，欧元也不比美元强，而且主权信用货币国际化都会面临“特里芬难题”。欧洲民主国家也有反向尺蠖效应，欧洲的福利向来比美国更高，信用领域，一旦欧洲人有了“世界印钞机”特权，他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葫芦来玩？更何况欧盟毕竟没有完全消除加盟各国主权，各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比美国一国要难，这次在反危机对策上已经显出这个弱点，规定的各国财政赤字上限缺乏约束力，显示出各成员国对联盟的责任心就不是很强，更何况欧盟对全球承担责任？
跨国货币的设想更难实现。不靠主权信用不靠真金白银，确立一种共同货币的成功例子，迄今未有。几种强势货币的“协定篮子”很难比每种货币单独的信用更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早有建立这类货币的设想与实践，SDR这样的跨国结算工具也已有很长历史，但是成熟的跨国货币一直没有出现。欧元比较成功，但这与欧盟本身的主权化进程高度相关，恐非主权信用货币成功的例证。当前，各国对“美元霸权”的批评都很强烈，但打算各不相同。中国主要关心手中美元资产的安全，而欧洲更希望打破美元垄断以分享透支权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虽非毫无希望，至少短期难见成效。
即便跨国货币实现并且足够稳定，我们也成功地把手中的美元变成了这种新货币，也无非是解决了巨额美债与其他美元资产的保值问题，但只要“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不改变，这笔越滚越大的“白条”，仍然只是个越来越大的画饼。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外需”本来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实现的。假如“新的国际货币”真能消除美国的透支能力，把美国人管得规规矩矩，这外需怎么维持？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人已被迫开始收敛“过度消费”，储蓄率开始明显回升。这就是美国人的“恶习”在扭转，可我们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会使外需雪上加霜！这其实也就是“特里芬悖论”在两种尺蠖效应互动中的表现。
可见，美元特权当然是个弊病，但它只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的中介，互动模式不变，这种互动所产生的问题也会继续积累，难保不会在某一天以某种形式更严重地爆发出来。而如果美元特权真能消失，这种互动难以为继，替代模式又何在呢？
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前提下，如何改变这种“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才是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美国学中国？
对于未来，现在还不好预测。现在的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最终会有1929年那样厉害吗？这个游戏能否延续不下去还很难说，眼前还不像灭顶之灾。美国现在不是出了窟窿吗？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各方一起来帮忙填。他们动用政府权力人为增加流动性，中国人进一步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争取把输美产品卖得更便宜。这样或许可以渡过这一波冲击。可这只能使前面讲的互动结构进一步恶化，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再次爆发？
也还有另一种选择。存在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是事实判断。至于谁占了谁的便宜，这个价值判断恐怕只能因各自立场而异。而且这立场在双方内部也有区别。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进入美国，美国消费者乐意，但同类产品的美国生产者抱怨，谁能说哪个的立场代表了“美国”？中国也是如此。谁该怨谁？周瑜打黄盖嘛。但如今明摆着，不管谁怨谁，这个游戏都玩出了大毛病，不能不思改变了。而要改变，除非周瑜不愿打，或者黄盖不愿挨。因此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谁来改变？双方既然是两个极端，所谓改变也可以理解为学对方。问题是谁学谁呢？
美国学习中国怎么样？
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
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
如果中国学美国？
假如中国学美国，不也就“高消费”了？那么美国人还能如此向我们透支吗？透支不了，没人给他们补窟窿，他们的“恶习”也难以为继了吧？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改变一下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账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刚才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
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
所以我们即便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无论是“左派”主张的社会保障，“右派”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继续现在的低权利发展模式，继续低消费高出口让美国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 （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
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我们自己乐意吗？
既学他们的市场经济，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一些人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要讲照顾穷人，要讲“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
但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从前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如果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泡沫时期，美国人从中得到“高消费”，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这果然是“利益共同体”吗？
美国剥削了中国，贫穷的中国生产者省吃俭用补贴着富裕的美国消费者，而他们还埋怨我们惯坏了他们！
平时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扩大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长此以往，真是伊于胡底！
“价值链与利润率”悖论：“内需”何以难于“拉动”？
为什么十多年来“拉动内需”的努力成效甚微？去年岁末在东莞经历的一场争论很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等多次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我国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国代工企业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因此应该促进产业升级，按照“微笑曲线”拉长我们占有的价值链份额，不能老给人打廉价工。
然而这个说法却受到一些代工制鞋企业负责人的质疑。他们根据切身体会说：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不是我们羡慕他们，而是他们羡慕我们——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显然，这里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享有88%的价值链，其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却只有1%。而我们在价值链中只有那么点份额，代工企业的利润却可以那么高。进一步探讨会发现，没错，美国人拿到价值链上的88%的增值，可是这个增值在美国是分散在非常多的环节，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等，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各个环节、大量的从业者都分享了这个利润，从而形成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中国在这个价值链中只占12%，但是这12%高度集中。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堪称“奇迹”，但这种增长的分享性很差。这有深刻的体制性根源。显然，中国有中国的弊病，美国也有美国的弊病。如果没有全球化，两种弊病各自单独起作用。然而市场经济全球化使中美经济的优势得以互补的同时，这两种弊病也发生了互动，甚至互相反馈放大。这就是Chimerica游戏的实质。这种游戏把中美两国都套到了一个怪圈里，对于美国是债务越来越高，对于中国是消费率越来越低。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连环套。发展到今天，这游戏好像很难玩下去了。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任重道远
总之，目前全球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实质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高消费，与相反特征的国家在尺蠖效应下的低消费，在经济全球化中，通过美元这一全球透支工具形成互动，使本来不可持续的现象得以长期持续，同时积弊也越来越重，终于酿成两种性质相反但却互为促因的危机。
显然，如果两种尺蠖效应都不变，美元的透支作用就是关键。因此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强烈要求改变以美元为主要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结束“美元霸权”。美国利用“世界印钞机”不仅获得了铸币税，而且为维持自己的高消费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在反危机动作中加大印钞力度更有不惜美元贬值美债缩水、先透支后赖账之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无疑已经严重下降。
但是放弃美元确实“知易行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地位一直维持至今，并非因为美国的信用就多么好，而是因为缺少替代。今天几种硬通货中，日元因日本经济块头不如美欧，这些年又一直不振，可以不考虑，欧元也不比美元强，而且主权信用货币国际化都会面临“特里芬难题”。欧洲民主国家也有反向尺蠖效应，欧洲的福利向来比美国更高，信用领域，一旦欧洲人有了“世界印钞机”特权，他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葫芦来玩？更何况欧盟毕竟没有完全消除加盟各国主权，各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比美国一国要难，这次在反危机对策上已经显出这个弱点，规定的各国财政赤字上限缺乏约束力，显示出各成员国对联盟的责任心就不是很强，更何况欧盟对全球承担责任？
跨国货币的设想更难实现。不靠主权信用不靠真金白银，确立一种共同货币的成功例子，迄今未有。几种强势货币的“协定篮子”很难比每种货币单独的信用更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早有建立这类货币的设想与实践，SDR这样的跨国结算工具也已有很长历史，但是成熟的跨国货币一直没有出现。欧元比较成功，但这与欧盟本身的主权化进程高度相关，恐非主权信用货币成功的例证。当前，各国对“美元霸权”的批评都很强烈，但打算各不相同。中国主要关心手中美元资产的安全，而欧洲更希望打破美元垄断以分享透支权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虽非毫无希望，至少短期难见成效。
即便跨国货币实现并且足够稳定，我们也成功地把手中的美元变成了这种新货币，也无非是解决了巨额美债与其他美元资产的保值问题，但只要“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不改变，这笔越滚越大的“白条”，仍然只是个越来越大的画饼。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外需”本来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实现的。假如“新的国际货币”真能消除美国的透支能力，把美国人管得规规矩矩，这外需怎么维持？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人已被迫开始收敛“过度消费”，储蓄率开始明显回升。这就是美国人的“恶习”在扭转，可我们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会使外需雪上加霜！这其实也就是“特里芬悖论”在两种尺蠖效应互动中的表现。
可见，美元特权当然是个弊病，但它只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的中介，互动模式不变，这种互动所产生的问题也会继续积累，难保不会在某一天以某种形式更严重地爆发出来。而如果美元特权真能消失，这种互动难以为继，替代模式又何在呢？
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前提下，如何改变这种“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才是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美国学中国？
对于未来，现在还不好预测。现在的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最终会有1929年那样厉害吗？这个游戏能否延续不下去还很难说，眼前还不像灭顶之灾。美国现在不是出了窟窿吗？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各方一起来帮忙填。他们动用政府权力人为增加流动性，中国人进一步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争取把输美产品卖得更便宜。这样或许可以渡过这一波冲击。可这只能使前面讲的互动结构进一步恶化，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再次爆发？
也还有另一种选择。存在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是事实判断。至于谁占了谁的便宜，这个价值判断恐怕只能因各自立场而异。而且这立场在双方内部也有区别。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进入美国，美国消费者乐意，但同类产品的美国生产者抱怨，谁能说哪个的立场代表了“美国”？中国也是如此。谁该怨谁？周瑜打黄盖嘛。但如今明摆着，不管谁怨谁，这个游戏都玩出了大毛病，不能不思改变了。而要改变，除非周瑜不愿打，或者黄盖不愿挨。因此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谁来改变？双方既然是两个极端，所谓改变也可以理解为学对方。问题是谁学谁呢？
美国学习中国怎么样？
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
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
如果中国学美国？
假如中国学美国，不也就“高消费”了？那么美国人还能如此向我们透支吗？透支不了，没人给他们补窟窿，他们的“恶习”也难以为继了吧？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改变一下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账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刚才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
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
所以我们即便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无论是“左派”主张的社会保障，“右派”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继续现在的低权利发展模式，继续低消费高出口让美国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 （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
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我们自己乐意吗？
既学他们的市场经济，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一些人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要讲照顾穷人，要讲“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
但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从前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如果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