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日经济学与财富东流
抗日经济学与财富东流
芦笛
一、抗日经济学
最近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对日发动经济战争，FT中文网上发生了争论。澳洲的黄有光教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与日本进行商战，理由是：
“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加上迂回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的约4%。因此，日本玩不起这贸易战。
根据基于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中国减少买日本货，即使不考虑日本的反击，中国本身也会损失，而且损失程度与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实际世界的经济，厂商是不完全竞争者，价格远远大于边际成本。中国少买日本货，日本厂商的损失（等于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会比中国的消费者的损失（接近于零）大得多。如果考虑爱国情绪，中国消费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从纯粹战术而言，这贸易战可以打！ ”
这里要解释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话。所谓“边际成本”，就是厂商增加了每一个单位的产品后在总成本中造成的增量。边际成本是产量的函数，先高后低。例如书商为老芦发行100本书，付出的成本与发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后者的边际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数增加到一定值时，边际成本又开始增加，例如发行到一亿本，则书商恐怕要破产，也只有国家的财力才能支撑发行几亿册的红宝书。所以，理想状况是将产量控制到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则企业于此时达到最优效益。
所谓“完全竞争”，是类似物理学中的“质点匀速运动或匀加速运动”那样一种理想模型，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场完全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进出，资源可以在参与者之间自由转手。在完全竞争中，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但这理想情景并不存在，实际发生的都是不完全竞争，亦即价格受非市场因素干扰。所以，价格一般都远远高于边际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垄断市场，而中国政府又为何绝不会自动放弃国企对市场的垄断。
如果市场发生的是完全竞争，则无论中国对日有无出口，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伤害与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程度相当，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吧。有的经济学家就持这种主张。
但黄有光教授说了，实际发生的是不完全竞争，因此价格远高于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作用力是否等于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国民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则反作用越小。据他介绍，中国对日出口量比日本对华出口量少466亿美元，而且，中国对日出口在总出口量中所占份额仅为日本的1/6。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给中方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小于日方遭受的损失。换言之，《人民日报》说中国有“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与承受力，黄有光教授则出来说，《人民日报》的底气还不够粗，实际上发生的只会是“杀人一千，自损八十”。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黄有光教授是对的。这抵制日货或是抵制洋货不自今日始。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起来，不就是为了抵制洋货么？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从来可以忽略不计。哪怕停止一切外贸，对国民经济也毫无打击，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国鬼子要打两次鸦片战争，倒不是如国人想像的那样是要武装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后来这抵制日货又在五四期间大规模地玩了一回，前辈与今日爱国志士的区别在于两条：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并不打砸抢烧贩卖日货的商家，而是由愤青们挨家挨户调查清点日货存量，要店家卖完存货后不再进日货，而商人们都真心实意地爱国，对此作了积极配合。于是既没有损坏同胞财产，又有效抵制了日货。第二，前辈爱国，真心实意的人还真不少，不会脖子上吊着尼康相机，T恤上写着“抵制日货”。正因为此，抵制日货运动确实给了日本经济相当大的打击。我看过一份统计表，日本对华出口锐减，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产量则在此期内窜升。
但这不是说黄有光对了。相反，他的论证，再典型不过地显示了某些经济学家的隧道眼与直线脑。外推到极端情形即可看出其荒谬：假定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大获全胜，把洋货永远堵在海外，洋鬼子少发了中国的财，对他们的外贸当然是个重大打击。但那又便如何？中国今日将仍然是那个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没有航线，没有任何一种像样的基础设施，没有除宫殿外任何一种像样的居室（即使宫殿也并不适宜居住，参观过养心殿的同志都该震骇于那贫民窟式的“暖阁”），没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的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
那位爱国好汉说了：你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即使帝国主义不打进来，中国也会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缓慢地自行进入资本主义。姑不说这种可能性绝不存在——中国历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传统中国的官僚专政及其奉行的儒家农本主义绝不容许资本主义萌芽长大。就算有此可能，那在隔离封闭的情况下，中国要独立作出西方文明世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里的一切发现发明，恐怕也得花个上千年，那才是为毛泽东谴责的“爬行主义”，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爱国志士的迷误，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虽然伤害了国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从长远利益来看，给中国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得。这一事实，已经为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对照实验雄辩地证明了，并仍在为南北韩的对照实验雄辩证明。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并不是零和博弈。对后发国家来说，它占的便宜要远远超过先进国家，日本与中国的崛起所需时间远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以短期利益来看，黄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线脑。他只看得见钱数，看不见技术，做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心中有""数""”，却如老人家一般“心中无质”。中国与日本的外贸交易在质上并不对称，基本是以“数量对质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产品换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产品。精密车床、轴承、电脑芯片等等高精尖产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断供应，则给中国带来的打击绝不是可以用钞票损失来量度的。
再从整个经济大气候来看，黄教授就更显得是隧道眼、直线脑了。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称，中国经济已经硬着陆，目前中共处于1949年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个人并不认为情况有如此严重，但我仍然认为经济虽未硬着陆，却已经到达了停止高速增长、转入停滞期的拐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资、房地产、对外出口（一般人认为是投资、对外出口以及内需，但我认为内需远不如那三项重要）都已经难乎为继——投资：2008年的四万亿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产：政府已下限购令并在酝酿推出房产税；而对外出口则因欧债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跟日本打贸易战，岂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创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稳定，政府再如走马灯一般换也不会造成社会动乱，咱们则完全靠不断改善经济来向百姓买静求安。一旦经济发展这真正有效的维稳手段失灵，那还得了？这政治代价是中国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二、财富东流
我在旧作中说，改革开发三十多年，财富一直在发生从西向东的大规模流动。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大量涌向东方，致使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以两位数增长，而西方却停滞不前，这说明西方的资本与技术主要只在东方增值。财富在国际上发生的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肥了东方，瘦了西方，迅速缩小了东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发生了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转移后，郎咸平、宋鸿兵等人还要鼓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宣称万恶美帝对中国发动了居心险恶的“货币战争”，靠的完全是脸皮的厚度趋近于头半径。
有的网友不能同意此说，认为资本家到中国来投资不是来搞慈善救济的，是来赚钱的。人家赚的利润再加上回收的资本，必然要远远超过当初的投入。所以，实际上发生的，应该是财富西流。
持此论者没有看到，西方在中国投资，并不光是资本家获利，中国获利更多。这就是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当年在天津首倡的“剥削有功”论。西方资本家在中国剥削的越多，对中国也就越有利。剥削一点，繁荣一点；剥削得多，繁荣得多；彻底剥削，彻底繁荣。
首先是中国借鸡生蛋，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毛泽东狠刮农民三十年都未完成的任务——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不解决这个难题，则中国就永无可能起飞。其次是西方资本家带来了中国没有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技能；培训了中国的技术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第三是他们替政府解决了相当比例的人民的就业问题，使得他们过上了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最后是他们的企业引出了上下游产业以及服务产业的繁荣，使得大量人口脱贫致富。这些好处，都不是资本家可以带回本国去的。
那位网友说得也不错，资本家当然要获得利润。这些利润如果流回本国，当然要形成财富反流，但他忽略了以下问题：
1） 办企业投入的资本并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资本就固定在中国了，实际上成了中国产业的一部份，与本国资本家开办的企业毫无区别。
2）利润并不完全归资本家所得，而要为所有从业人员按不同比例瓜分，还要向中国政府上税。
3）资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润未必全都回流本国，有相当部份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是投资兴办其他企业，因而继续留在中国。
4）因为劳力与原材料昂贵，在西方投资并不能获得同等回报。因此，资本家所获利润即使不用于在中国开办更多工厂，也只会投到东南亚那些劳力低廉的国家去，并不会回流到出发地。
5）因为同一原因，利润即使回流到西方，也不会投入实体经济，只会投入金融产业。票子若不化为硬件设施与技术，则不过是一堆花纸，金融危机一来就灰飞烟灭了，而鬼子带来的厂房、设备、技术可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中国。
因此，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际上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削富济贫”活动。世界财富从西向东流动，极大地填平了东西方之间原有的鸿沟。
芦笛
一、抗日经济学
最近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对日发动经济战争，FT中文网上发生了争论。澳洲的黄有光教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与日本进行商战，理由是：
“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加上迂回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的约4%。因此，日本玩不起这贸易战。
根据基于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中国减少买日本货，即使不考虑日本的反击，中国本身也会损失，而且损失程度与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实际世界的经济，厂商是不完全竞争者，价格远远大于边际成本。中国少买日本货，日本厂商的损失（等于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会比中国的消费者的损失（接近于零）大得多。如果考虑爱国情绪，中国消费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从纯粹战术而言，这贸易战可以打！ ”
这里要解释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话。所谓“边际成本”，就是厂商增加了每一个单位的产品后在总成本中造成的增量。边际成本是产量的函数，先高后低。例如书商为老芦发行100本书，付出的成本与发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后者的边际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数增加到一定值时，边际成本又开始增加，例如发行到一亿本，则书商恐怕要破产，也只有国家的财力才能支撑发行几亿册的红宝书。所以，理想状况是将产量控制到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则企业于此时达到最优效益。
所谓“完全竞争”，是类似物理学中的“质点匀速运动或匀加速运动”那样一种理想模型，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场完全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进出，资源可以在参与者之间自由转手。在完全竞争中，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但这理想情景并不存在，实际发生的都是不完全竞争，亦即价格受非市场因素干扰。所以，价格一般都远远高于边际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垄断市场，而中国政府又为何绝不会自动放弃国企对市场的垄断。
如果市场发生的是完全竞争，则无论中国对日有无出口，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伤害与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程度相当，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吧。有的经济学家就持这种主张。
但黄有光教授说了，实际发生的是不完全竞争，因此价格远高于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作用力是否等于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国民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则反作用越小。据他介绍，中国对日出口量比日本对华出口量少466亿美元，而且，中国对日出口在总出口量中所占份额仅为日本的1/6。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给中方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小于日方遭受的损失。换言之，《人民日报》说中国有“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与承受力，黄有光教授则出来说，《人民日报》的底气还不够粗，实际上发生的只会是“杀人一千，自损八十”。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黄有光教授是对的。这抵制日货或是抵制洋货不自今日始。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起来，不就是为了抵制洋货么？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从来可以忽略不计。哪怕停止一切外贸，对国民经济也毫无打击，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国鬼子要打两次鸦片战争，倒不是如国人想像的那样是要武装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后来这抵制日货又在五四期间大规模地玩了一回，前辈与今日爱国志士的区别在于两条：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并不打砸抢烧贩卖日货的商家，而是由愤青们挨家挨户调查清点日货存量，要店家卖完存货后不再进日货，而商人们都真心实意地爱国，对此作了积极配合。于是既没有损坏同胞财产，又有效抵制了日货。第二，前辈爱国，真心实意的人还真不少，不会脖子上吊着尼康相机，T恤上写着“抵制日货”。正因为此，抵制日货运动确实给了日本经济相当大的打击。我看过一份统计表，日本对华出口锐减，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产量则在此期内窜升。
但这不是说黄有光对了。相反，他的论证，再典型不过地显示了某些经济学家的隧道眼与直线脑。外推到极端情形即可看出其荒谬：假定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大获全胜，把洋货永远堵在海外，洋鬼子少发了中国的财，对他们的外贸当然是个重大打击。但那又便如何？中国今日将仍然是那个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没有航线，没有任何一种像样的基础设施，没有除宫殿外任何一种像样的居室（即使宫殿也并不适宜居住，参观过养心殿的同志都该震骇于那贫民窟式的“暖阁”），没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的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
那位爱国好汉说了：你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即使帝国主义不打进来，中国也会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缓慢地自行进入资本主义。姑不说这种可能性绝不存在——中国历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传统中国的官僚专政及其奉行的儒家农本主义绝不容许资本主义萌芽长大。就算有此可能，那在隔离封闭的情况下，中国要独立作出西方文明世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里的一切发现发明，恐怕也得花个上千年，那才是为毛泽东谴责的“爬行主义”，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爱国志士的迷误，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虽然伤害了国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从长远利益来看，给中国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得。这一事实，已经为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对照实验雄辩地证明了，并仍在为南北韩的对照实验雄辩证明。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并不是零和博弈。对后发国家来说，它占的便宜要远远超过先进国家，日本与中国的崛起所需时间远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以短期利益来看，黄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线脑。他只看得见钱数，看不见技术，做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心中有""数""”，却如老人家一般“心中无质”。中国与日本的外贸交易在质上并不对称，基本是以“数量对质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产品换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产品。精密车床、轴承、电脑芯片等等高精尖产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断供应，则给中国带来的打击绝不是可以用钞票损失来量度的。
再从整个经济大气候来看，黄教授就更显得是隧道眼、直线脑了。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称，中国经济已经硬着陆，目前中共处于1949年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个人并不认为情况有如此严重，但我仍然认为经济虽未硬着陆，却已经到达了停止高速增长、转入停滞期的拐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资、房地产、对外出口（一般人认为是投资、对外出口以及内需，但我认为内需远不如那三项重要）都已经难乎为继——投资：2008年的四万亿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产：政府已下限购令并在酝酿推出房产税；而对外出口则因欧债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跟日本打贸易战，岂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创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稳定，政府再如走马灯一般换也不会造成社会动乱，咱们则完全靠不断改善经济来向百姓买静求安。一旦经济发展这真正有效的维稳手段失灵，那还得了？这政治代价是中国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二、财富东流
我在旧作中说，改革开发三十多年，财富一直在发生从西向东的大规模流动。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大量涌向东方，致使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以两位数增长，而西方却停滞不前，这说明西方的资本与技术主要只在东方增值。财富在国际上发生的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肥了东方，瘦了西方，迅速缩小了东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发生了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转移后，郎咸平、宋鸿兵等人还要鼓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宣称万恶美帝对中国发动了居心险恶的“货币战争”，靠的完全是脸皮的厚度趋近于头半径。
有的网友不能同意此说，认为资本家到中国来投资不是来搞慈善救济的，是来赚钱的。人家赚的利润再加上回收的资本，必然要远远超过当初的投入。所以，实际上发生的，应该是财富西流。
持此论者没有看到，西方在中国投资，并不光是资本家获利，中国获利更多。这就是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当年在天津首倡的“剥削有功”论。西方资本家在中国剥削的越多，对中国也就越有利。剥削一点，繁荣一点；剥削得多，繁荣得多；彻底剥削，彻底繁荣。
首先是中国借鸡生蛋，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毛泽东狠刮农民三十年都未完成的任务——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不解决这个难题，则中国就永无可能起飞。其次是西方资本家带来了中国没有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技能；培训了中国的技术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第三是他们替政府解决了相当比例的人民的就业问题，使得他们过上了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最后是他们的企业引出了上下游产业以及服务产业的繁荣，使得大量人口脱贫致富。这些好处，都不是资本家可以带回本国去的。
那位网友说得也不错，资本家当然要获得利润。这些利润如果流回本国，当然要形成财富反流，但他忽略了以下问题：
1） 办企业投入的资本并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资本就固定在中国了，实际上成了中国产业的一部份，与本国资本家开办的企业毫无区别。
2）利润并不完全归资本家所得，而要为所有从业人员按不同比例瓜分，还要向中国政府上税。
3）资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润未必全都回流本国，有相当部份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是投资兴办其他企业，因而继续留在中国。
4）因为劳力与原材料昂贵，在西方投资并不能获得同等回报。因此，资本家所获利润即使不用于在中国开办更多工厂，也只会投到东南亚那些劳力低廉的国家去，并不会回流到出发地。
5）因为同一原因，利润即使回流到西方，也不会投入实体经济，只会投入金融产业。票子若不化为硬件设施与技术，则不过是一堆花纸，金融危机一来就灰飞烟灭了，而鬼子带来的厂房、设备、技术可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中国。
因此，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际上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削富济贫”活动。世界财富从西向东流动，极大地填平了东西方之间原有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