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和林思云君吵了起来，他讥笑我的《重释“民主恩赐” 论》，还讥笑什么“抽大烟，留大辫子的满清”，似乎那就是革命有理的证明，让我啼笑皆非。
刚才又在楼下看见赵夭同志质问我：“你爷爷奶奶有不留辫子、裹小脚的自由么？有说‘清风不识字’的自由么？革命有什么错的？”
这话何其耳熟！前两天敬爱的李外长不是才在香港怒喝：“你爷爷奶奶有向英国人要过民主么？”我还专门写了篇文字痛驳，没想到现在反共革命同志赵先生也来这套！
可见鲁迅说的确实不错：“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只要是大陆出来的，无论是共党还是反共同志，全是一丘之貉。而且，似乎可以导出个经验规律：反共越激愤、越激进的同志，瓤子里便越是死硬的、不可改造的共党分子。这大概也算“辩证法”吧。
老实说，看了李外长的狗屁演说，我一直想写篇《想起了爷爷奶奶的日子》，以大量事实证明晚清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社会，毛共社会就更不用说了。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意思，还是弄点严肃的玩意有意义，所以就按下不表了。这次受赵先生启发， 又想写那文章，不过还是忍住了，因为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
我这里只想劝告赵先生，人不能这么无知，光靠一腔热血活一辈子是不行Ｄ。至少，你骂什么东西之前，先得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再开骂不迟，这样比较不丢人现世些。
例如你骂满清裹小脚，居然也就不知道旗人妇女从来不缠足， 那是汉人的习惯。而且，正是老佛爷下诏废除缠足，反倒是革命党人反对，那理由是满人入关后，男人改了装束，倒是女人坚持缠足，未受满族影响，所以，女人还更有民族气节些！
满清确实梳大辫子，而且入关后以死刑强迫人民跟着学，这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讲人权的表现，可我实在看不出这种作法和毛泽东逼迫人民留寸头、穿大裤裆的作法有什么两样。至于说到梳辫子本身，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耻辱，除非你连印度人阿拉伯人都不如，毫无民族自豪感，硬要以西方人的美为自己的美。其实就连现在的鬼子中也有留辫子的，有的黑人男性更是如新疆维族姑娘一样，留许多小辫子。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有谁规定男的不能留辫子？难道西方人就是上帝，连打扮都要规定个通用标准，大众只能谨遵无违不成？
关于思云说的抽大烟，不错，确实如此，可惜民国根本就没解决这问题。其实鸦片行业最发达的黄金时代正是在民国，而不是在清朝，理由很简单：各地军阀混战，军费奇缺，不种大烟，上哪儿筹款去？正如后来大烟为“自力更生”的中共陕甘宁边区作了财政支柱似的。当然那在革命家看来不过是手段问题，目的崇高不就行了么？
那“清风不识字”，另一位网友也说过，我当场就把《文字狱古今谭概》贴了出来，请他认真学习，庶几可以知道中国从传统社会中倒退了有多远。
所以，我过去多次指出中共社会特别是毛共社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最残暴、最野蛮的社会，完全不是愤激之词，有充分的事实作根据。而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空前绝后的历史大倒退，完全是拜历时一个世纪的不断革命之赐，这道理也反复多次讲过了，一言以蔽之：革命必然导致人民丧失自由，新成
立的革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程度，一定会远远超过被推翻的旧统治者。可惜如此浅近的道理，至今没多少人能理解，唉！
算了，懒得说了，当真是论道于盲。这里只把我三年多前写的
《评马系列》第一篇中比较中共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段落摘出来，谁有那本事就去把它驳倒：
“关于制度比较，老马的隧道眼看的也非常有限，基本上只看到了继承制度的弊端。当年小芦悟出的有：
一、公民自由。传统社会除无政治自由外，公民享有多种自由，包括自律的言论自由和迁移自由，经济自由就更不用说了。孙白痴中山曾说：中国是世
上最自由的国家。大概那就是他搞革命的原因吧。出了国后我懂了点 洋 文 ， 才 知 道 那 其 实 是 authoritarian （ 威 权 ） 和totalitarian （极权）的区别。
二、王室继承有章可循。当然也有八王之乱一样的名堂。但自雍正发明秘密建储制后，基本解决了因争夺帝位导致的朝政混乱。从未有过将全国人民一股脑儿卷入宫廷权力斗争的先例。这点老马已经说了。
三、科举制度非常先进而且乾净。比起来，到现在我们也没解决干部选拔问题。遴选干部全凭上峰个人好恶，形成一种吸尘器的负筛选机制，专门把马屁精选为官僚。
四、圣贤之道作为最高权威，儒生作为这最高权威的解释人， 对暴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时是政教分开的， 国家元首只是行政元首，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教主，不可能像伟大导师那样集皇帝与教主为一身，垄断了所有的世俗的与精神上的权威。
五、忠君思想使皇帝成为不可侵犯的玩意，除非非常时期，官吏不可能发动政变。所以用不着花费大量资源建立常备军、警察和秘密警察，以此监控人民和下属。
六、官僚机构极简单。要肃贪，只要皇帝真有决心，连人皮都能剥。不像后世那样层层掣肘，投鼠忌器。
七、最高权威是皇帝，身为大臣也同样有随时去职的危险，到明朝更是随时会给砍头，所以不会形成层层暴君，连个厂党委书记都有权开个条子送人去劳教。也不会出现文革中的暴民统治的恐怖局面。
八、官员退休制度和回避制度非常先进合理。退休官员顶多只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没法影响朝政。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优点，请识者补充。”
记得那文字是我在上班时间在图书馆里一挥而就打下来的，根本没有时间细细斟酌，所以自然是挂一漏万，例如我就忘记指出， 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知识与尊重知识分子，实行学者治国，而毛时代则完全把才能当成原罪，把知识看成现行罪恶，实行的绝对是大老粗治国，为国家民族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这其实不是本文想说的事，我想说的，还是那《重释“民主恩赐”论》。自该文推出以来，不但没多少人理解并感激，反而成了我卖身投共的“七寸”。“民运”垃圾不必说，如今思云也来嘲笑，简直让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智力水平由衷感到绝望。
我早在那文字一开头就点明了中心思想：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如果这些人真识字的话，那就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无非是指出一个大家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甚至不愿意听到的痛苦事实，并不是我本人要去“跪求统治者恩赐”，或是主张大家也去这么干，是不是？何必气急败坏到连这事实陈述都不能容忍，非得像花剌子模国的国王，专砍报坏消息的信使的脑壳？遮莫我们的革命家们竟然堕落到不自欺就不能活的地步了么？
您要不同意我说的是事实，行啊，真有本事，是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就不要歪曲人家的原意，再放肆嘲笑之，像古迷、余大郎那样诬蔑我“跪求统治者恩赐”。请先去证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必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或是统治者根本就不会让步，或是统治者的让步可以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亦即你死我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势不两立的方式）去取得。那才算得上个识字的人，是不是？
如此社会，如此“知识分子”，岂能不让人心灰意冷到极处？ 最令人无奈的是，革命家们竟然看不出来，中国社会进步全得
靠统治者的主动或被动让步的可悲现状，正是过去的革命特别是毛共革命一手造成的，简言之：革命造出来的政权具有空前膨胀的巨大权力和无比强大的控制人民的手段，毫无退让弹性，导致改革的不可能，以致人民只能指望统治者的恩赐。
这道理早说过了一万次了，如果诸位再不理解，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你不想革命成功则已，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党那种极权组织，在组织上、思想上最大限度地把人民控制起来，于是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全国变成极权社会之时。此后还想指望这种极权组织放弃权力，还政于民，完全是作梦。
而且，正因为革命党人是从血海里爬出来的，非常精通如何搞乱天下、在乱中夺权的阴谋诡计。因此，对人民的任何异动，他们都一定会过度反应，生怕别人袭用他们的故智，用各种借口推翻他
们。这在老毛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老邓、江总虽然好得多，可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这才会有镇压六四和法轮功那些毫无必要的兽行。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什么都不能做，不敢做，整个社会都给冻结了。只有等到老一代铁血人物咽了气，统治阶级因贪污腐败弱化了对人民的控制，社会进步又才可能出现。但无奈的是，到了这种时候，人民却又常常因统治者的懦弱而变得胆大起来，对社会进步的缓慢不耐烦，想来痛快的，以革命“一步到位”，于是便用革命造出新的独裁制度来，而新上台的统治者又是杀人不眨眼的铁腕人物，再次冻结社会进步，直到下一个“统治者弱化──改良──革命──强大的统治者上台──倒退──冻结──统治者弱化”的周期开始，最后中国冻结得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人民彻底丧失自由，连一丝活气都没有才算了事。
晚清的悲剧不就是这样么？当时朝政控制在白痴摄政王和寡妇隆裕太后手中，完全成了极度弱化的统治者，所以才会大幅度让步，同意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交出权力，同意提前实行宪政，并让袁世凯组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责任内阁，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和平长入民主宪政的宝贵时机。可惜革命党人胡来一气，断送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此后孙国贼一误再误，竟然把老毛子那套搬来，由老蒋建立了党国的铁腕专制，再由共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执政后不但彻底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垄断了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而且将你死我活、残忍无情的“斗争哲学”当成国教，对全国人民进行反复洗脑，于是便把统治者和人民牢牢地套死在“斗争──残酷镇压─
─社会退步”的死结之中。
这就是“恩赐”论的革命来源，也就是“革命造出了人民只能指望恩赐的困境”的因果律。如果中国不是有过那些鸟革命，则这
背时状况绝对不会发生。如果有哪位同志不服气，认为我上面说的不是事实，敬请上来驳倒，本人欢迎之至！
记得当初看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介绍后，我足足难受了好几个月：英国因为有过一次暴力革命，弄出个大独裁者“护国公”克伦威尔来，让大家吃足苦头，于是朝野都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人民不敢彻底革命，而统治者不敢坚决镇压，凡有冲突，双方都力求能和平化解，而社会也就在这“斗争──妥协──改良”的良性过程中逐渐进步。
比起咱们有过的独裁者来，英国的老克究竟算什么东西？可为什么咱们吃暴力革命的苦头吃到超饱和，无论朝野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吸取丝毫教训呢？在朝者丝毫不知退让，在野者个个是革命家，双方都只知道四字真言：“斩尽杀绝”。到底是中国人天生缺乏政治智慧，还是党文化的积淀在“知识分子”们脑膜上结的茧子如同乌龟壳一般，根本就不能揭去，否则立即导致死亡？
2004 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