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金唢呐 社会主义与二杆子理论(1):什么是正宗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二杆子理论(1):什么是正宗的社会主义？

金唢呐

近日看到一本题名《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论拉丁美洲》的书。主编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际共运的顶尖学者兼党棍的李慎明。主編者声称，“社会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时机已经显现”，而且“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他指出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亚洲，非洲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这也是中国左派学者们的共同特点，稍有风吹草动，就宣告革命高潮又要来临。

由于概念的混乱，使得这些顶尖的专家教授们个个都彰显白痴本色。让诸位见识了杨帆教授的能源对策，关愚谦、张五常的“共产主义”，再一道李慎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白痴理论大餐，算是对的起各位了。也看得出来，白痴的分布完全不受派别、专业、地域的限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社会科学部、人民大学，都是白痴聚集地，而且还在不定时向海内外批发零售。

像老芦前边提到的钱理群教授，就是概念混乱的典型代表，既是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现在好像又成了新左代言人。他其中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阶段（也就是鱼丈人网友说的红八月）是中外历史上最民主自由的时期，还由此产生了“崇毛情结”。在我看来，他与阿Q的区别无非就是阿Q进城回来后的感觉是“革命了”、“造反了”，钱泰斗毕竟是学界泰斗，看问题深刻，得出的结论是“民主了”、“自由了”。钱泰斗培养的弟子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民主斗士余杰，还有一个是金家父子的超级粉丝、专制辩护士孔庆东，两人都号称“我爱我师，我更爱师理”，都号称忠实继承、全面发展了钱泰斗的思想体系。而且都是鲁迅传人，当代活鲁迅、二鲁迅、小鲁迅，至今都在为社会不再“吃人”而奋斗着。

社会主义品种繁多，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有列宁斯大林开创的正宗社会主义，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现在朝鲜都是，尺度掌握宽泛一点的话古巴也勉强算。再有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查维斯和莫拉莱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和“社群社会主义”（玻利维亚），还有就是现在生猛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好像没人能说得清楚，当年姓社姓资的辩了好长时间，后来老邓看没什么辨清的可能，干脆来个“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

我看创建正宗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建一个政党，然后树立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再由这个领袖用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二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二杆子）掌控一切。以后领袖的任何动作，都可以出现“蝴蝶效应”。说到这了，先简单说两句蝴蝶效应。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经过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能带动整个系统的出现巨大的连锁反应。这里面有很多数学模型在里面，而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最通俗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理论对我这个吃科研饭的意义特别重大，例如，很多微弱的化学刺激，经过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都可以引起机体出现剧烈的反应。

2004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阿克塞尔和巴克就是因为解释了清楚地阐释了嗅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拿走了炸药大王留下的百万刀。具体说就是，微量的气味分子与鼻腔中嗅觉受体结合后，作为化学信号经过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转变为电信号，沿着嗅觉神经传至大脑嗅觉皮层某些精神区域，被人们感知。若在兰芝之室则愉悦，若在鲍鱼之肆则郁闷。老芦经常说的看到某人文章便作呕三日，恐怕如果没有这种放大效应，仅凭几个铅字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这种胃肠道反应。

有趣的是，“蝴蝶效应”的理论传到中国后，立刻有爱国科学家说，蝴蝶效应只不过是以实证手段证明了中国1300多年前《礼记•经解》：“《易》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从此认定，洋鬼子的这个发现，又比我们晚了一千三百多年。

我非常欣赏孙网友这些说法：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模糊思维和语言艺术，可以把一个东西说成两种（比如资本主义失业和社会主义待业），也可以把两个东西说成一种（比如黑格尔辩证法和老子道德经）。”
“总的来说，综合来说，就是西方是傻大黑粗，就知道傻了吧唧照着真实情况临摹；但中国文化就不一样了，我们追求的永远是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西方人研究那么多年也不过搞了一个大爆炸假说，里面那么多公式、常数、参量，繁琐至极，让人摸不到头脑；但中国人一句‘道生一、一生二’就玄而又玄的把宇宙至理概括进去了，读了还令人掩卷沉思，深沉而隽永。”
“具体包括‘西医是注重细节的，中医是注重整体的’，‘西方哲学失之琐碎，中国哲学具有宏观思维’，‘西方科学重分析，中国科学重综合’，‘西方文学讲细微描写，中国文学讲渲染意境’，‘西洋画写实，中国画写意’，‘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

您小人家洞察力真是了得！


其实最能说明蝴蝶效应的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领袖在广场轻挥巨手，可以导致一场革命风暴，甚至是‘四海湾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像毛领袖在天安门楼子上一挥手，就立刻“世界革命风起云涌，觉醒的人们仰望北京”。对宋彬彬一句“要武嘛”，就让小将们把多少黑五类都送进了阎王殿。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过他当时路过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画像时的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

我们这代人也是因为领袖上下嘴唇一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由一个小学八年级的学生一下子成了知识青年，开始了“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人生。那时候还小，想到以后再没家人管束还乐得屁颠屁颠的，以为从此后“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直到在火车上，听到别人吹口琴，旁边还有人附和着小声哼哼那首如果不是年幼离家便永远也不会去碰一下的《共青团员之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曲）：“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才多少有些黯然伤神，感到点“事态的严重”。

连老邓的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只是因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蝴蝶效应便开始出现，“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歌曲《春天的故事》)。

像民主国家的领袖们，不挨臭鸡蛋就不错，甭想还有什么“挥挥手就引起一场风暴”，更别做梦随便“画了一个圈”就能“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欧洲很多所谓铁腕总统，机关算尽，殚精竭虑，不过是将税率提高百分之零点几。日本的首相几乎就是个摆设，七十年代日本多少首相上台时信誓旦旦，“要把成田机场的事情办好”，直到去年我去日本出差，看到的还是条瘸腿跑道。号称政治强人的日本首相小泉，也就是能往靖国神社钻几回，最后连个“邮政民营化”也没能整出个名堂来。这些国家领袖成效甚小，并不是能力差，而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二杆子。

我不是搞什么“社会科学”专业的，以我这个外行看来，鉴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最主要的就二杆子理论。这二杆子理论首创到底是谁我也拿不准，到网上查了一下，怎么说的都有。有说是“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也有人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而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是“永远健康”引用的“万寿无疆”的，原创应该是伟大领袖才对。但不管是谁说的，什么表述方式，究其根源，都是列宁的党建理论：党要靠二杆子把一切都掌控起来。靠着这二杆子打出一片党天下，再靠着这二杆子塑造出一个党社会、党军队、党文化。还是五十年代那句话，苏联就是老大哥！即使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我们除了把洋人、古人的说法换一种表述方式唬人以外，拿不出任何原创的、可操作的东西，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其实社会主义在30年前很容易说清楚，就是党管一切。具体说，在农村，连农民养鸡的鸡屁股也要管起来。当年我下乡时，农村里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家最多只准养三只鸡，一头猪，并且不许在自留地里种经济作物和蔬菜。那时候有句顺口溜：山药蛋子当口粮，鸡屁股眼子当银行，能买二尺的确良。当时在农村把社会主义定义的非常明确：三只鸡是社会主义，再多一只就是资本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