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芦笛 周恩来和林彪的生存术及其他 ——《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

作者:light12  于 2009-5-22 11:1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21 5 2009 18:26  
作者:芦笛

周恩来和林彪的生存术及其他

——《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


芦笛


从网上下载了《王力反思录》,可惜是竖排本,看起来很不方便,挑挑拣拣地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总的感觉是,中共真是个文盲党。王力据说是所谓“理论家”,《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有七评是他主持写的,然而不但毫无起码的理论能力,就连文字功夫也一塌糊涂,全书重复杂沓,更像是录音整理稿而不是文字作品。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比较超脱、平和与求实,没有吴法宪那种强烈的感情倾向(bias),他不知道就不敢乱说,这点也不像吴法宪,因此似比《吴法宪回忆录》可信。

下面把我认为有点价值的内情摘录下来,算是备忘录吧。


一、毛泽东像煞朱元璋


王说,毛对苏联模式的党天下备感幻灭,一直不满意而且忧心忡忡,觉得“官僚主义者阶级”日渐脱离百姓,迟早要被人民推翻,一直在设法解决这问题,发动了无数运动,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此常常失眠,直到文革前夕才想出一个“根本解决办法”,那就是从下到上发动群众揭发阴暗面,以群众直接监督党的领导。毛为他这发明极感自豪,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创举,却不知道那瞎折腾只能弄出无数矛盾来,最后无法收场。

王缺乏历史知识,因此看不出毛和朱元璋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起自民间,都有强烈幻觉,都认定自己是贫苦人民的代表,是他们的大救星,都讨厌官僚集团,都生方想法“扬民抑官”,都因为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正义感而倒行逆施,反给普通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朱和毛的区别在于朱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与常识,搞的改革无非就是用民间的长老来代替胥吏收钱粮,以及允许民告官,而毛却试图将暴民造反制度化,使它变成国家的正常运作方式与全民的常规生活方式,那脑袋长得不是一般的特殊。

他竟然白痴到意识不到:列宁创立的革命工艺学乃是制造官僚集团的最强大的方式,以此建立起来的国家绝对只能是官权至上的国家。即使把旧官僚机器砸毁了,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由群众治理的国家,遑论通过暴民造反来治理国家。盖群众运动只能按列宁的发明,由精英组织发动并加以操控,否则国家就只会进入无政府恐怖状态,但在这过程中,精英又将权力富集于一身,于是势必再度制造出个新的权势集团来。这根本就是狗咬尾巴团团转的烂事,标准的缘木求鱼。毛永远无法越出他的自身经历与偏枯知识结构的限制,再折腾也只能在传统权术与列宁主义中兜圈子,于是便连朱元璋都不如,因为朱元璋还本能地知道“造反”与“治国”不两立。

王力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不过他也说,毛忘记把自己放进他的“理论体系”里去了,那意思就是说:毛本人是否也需要人民监督?其实毛并未忘记,他认为自己就是人民化身,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朕即人民”,根本不存在人民监督问题,反倒是人民需要他的指导与监督,因为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这其实是列宁从卢梭那儿学来的,只是毛泽东太无知,不知道而已。


二、毛对文革的预期


王力说,毛当初的计划是打倒刘少奇之后,“资反路线”也就结束了,只需将他的意图告诉全党,则各地干部就会紧跟照办,运动就能在三个月内胜利结束,云云。

毛居然没想到,连毫无权势的百姓都不愿意让人羞辱,何况是一向作威作福的党官们?官僚集团只愿整人,决不愿挨整,而今毛却指望他们只是出于对自己的无限忠诚,就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乖乖让群众羞辱,被群众打倒,变成异类,甚至变成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毛更忘记了不由党组织严密操控的群众运动根本就是不可控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有谁会主动把小命交在暴民手里?这战略构想甚至比土高炉炼钢还荒唐,相当于“土高炉炼制冰激凌”,处处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彻底违反了人性。

这点连吴法宪都看出来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几十分钟的话,大致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害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能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吴法宪回忆录》,602-603页)

这本来是人类常识,是人都能想到,世上也就只有毛泽东那尤物想不到。如此与虎谋皮,堪称人间至愚。

最可笑的是,他连起码的制度设计能力都没有。要将设想化为现实,总要建立相应的组织系统,拟出具体的框框条条,告诉官员和群众该怎么做,做些什么,这才能将“揭发自己的阴暗面”翻译为有章可循的具体政治运作吧?然而他却根本想不到这些,于是在见到周恩来和陶铸在中央继续推行“反动路线”,地方大吏则发动群众保自己时,便始则愕然,继而恼怒,最后便突破原设想,“因势利导”,将漏子越捅越大,把火从学校放到工厂农村去,指望募集更有打斗力的工人去摧垮“走资派”的反抗,却从来也没告诉大家到底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什么才是“走资派”,划定的标准是什么。如此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规模又如此宏大的烂事,当真是空前绝后。


三、毛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设想


毛主动摧毁他建立的官僚机器不难,但用什么来取代?据王力说,毛痛恨划分“一线”、“二线”,痛恨设置大区(亦即中南局,华东局等等行政区划),痛恨书记处,觉得这些大权在握的机构架空了他。他只想把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定在省一级,中央则只要一个精干的智囊团,起到咨询顾问的作用,但有很多联络员。换言之,中央只有一个大脑,那就是毛的,这大脑周围有一小撮谋士,只起到参谋作用,毫无实际决策权与执行权,外围则是大批神经纤维亦即联络员,一直通到地方甚至基层,起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中介作用。

虽然王力说的只是取消书记处,但实际情况的发展表明,政治局也是取消对象。“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与军委办事组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和国务院,这两个临时组织其实就是毛的参谋班子。这一套其实毫不新鲜,朱元璋取消宰相制,代之以内阁,雍正取消内阁,代之以军机处,都是这种把戏。但朱元璋和雍正都没想到过制度的延续性问题。作为皇帝,他俩都很勤奋敬业,但后代未必能如此。毛则更可笑:漫说他本人根本没有朱元璋万分之一的勤奋敬业,而管理的国家事务之复杂繁重也根本不是朱元璋可以梦见的,就算毛能胜任充当全国唯一的大脑,他也没有太子,死后这“国脑”的位置传给谁?人亡政息的设计,也配叫制度改革?

除此之外,毛的唯一制度设计灵感便是巴黎公社。王力证实了毛对巴黎公社的obsession。在文革初期毛频频提起巴黎公社,甚至说聂元梓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对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官员拿普通工人的工资、随时可被群众撤换等多次表示激赏。从王力披露的情况看,毛可能有意以“文化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官僚机器,搞巴黎公社那一套。此所以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夺权后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但后来毛大概发现了这设想毫无可行性,便绝口不提了,上海人民公社也改成了“革命委员会”,毛的浪漫妄想变成了与现实相妥协的“三结合”怪胎。

综合来看,如果说毛有什么制度改革的朦胧蓝图,那便是中央只有他那个大独裁者行使决策权与执行权,外加一个只有咨询功能的智囊团,相当于战争时期的参谋部,由此构成的中枢通过大量的联络员与地方相接,而地方政权则如巴黎公社一般,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干部不享受特权,处于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随时可以撤换。

此乃人类历史上最弱智的乌托邦。毛怎么就想不到:时时被群众揪斗的官僚能有什么指挥群众的权威?而若不让群众揭发揪斗,又怎么达到设计目的?此人不但毫无原创设计能力,就连抄袭的本事都没有。难怪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使得文革只有破坏,毫无建设。


四、江青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座次


王力披露,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是毛泽东拟定的,只征求过林彪、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原来的座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看后说,邓小平犯了路线错误,怎么反倒从第七位升到第四位?要把陈伯达提到他前头。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于是陶铸便从最后一名变成了第四名。当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可以决定政治局常委排名。据王力说,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获得全票,江青为此大发脾气,骂陈伯达与康生,说你们有选举权怎么还投邓的票,让他全票当选?毛共不但成了毛家夫妻店,而且就连大员们都得挨婆娘的窝心脚。

最搞笑的还是,据王力说,陈云本是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排名第五,仅次于毛刘周朱,但64年后便再无人通知他参加常委会。陈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是政治局常委。毛共毫不讲究起码程序,竟然到了如此乌烟瘴气的地步。


五、林彪和江青联手把邓小平搞了下去


王力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名曰“生活会”。会议原定整刘少奇,并没准备整邓小平,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被毛的那张大字报打倒,成了死老虎,邓才是主要危险。据王力说,那是因为邓握有兵权,是她掌权的障碍,在这点上林彪与她想法一致。林彪在发言中没有尖锐批判刘少奇,“但对邓就讲得很重”,指邓与被打倒的彭真、吴晗以及北京市委勾结,说邓的问题很严重,是政治性质的,那意思就是说邓是敌我矛盾。此外林还争风吃醋,指责邓负责编辑毛选四卷时在注释中突出他的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王力还说,林彪并不怎么害怕刘少奇,认为能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江青也作此想,因此坚持将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叶群动员肖华与杨成武攻邓,江青与张春桥则动员王任重与王力揭发邓小平。肖华和杨成武根据林彪指示,在会上猛攻邓小平,从邓讲到李井泉、西南局,最后扯到贺龙头上,毛便把这会停了。

据王力说,毛开头并不赞成将刘邓并列。原来毛只计划搞三个月的文革,让刘少奇写检讨,在北京市委范围内搞一下就让他过关了。刘九月份就写出了检查,毛还很满意。但江青和林彪不同意让刘过关。此时地方党委对运动阻力很大,毛认为是刘的错误路线影响所致,遂决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在会上作检讨,邓小平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但那是临时写出来的急就章。陈伯达在总结报告中首先提出“刘邓路线”的说法,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送交毛审批时毛未反对。林彪又大讲“刘邓路线”,正式提出了这个词(对外宣传则开头说是“反革命路线”,后又改为“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改为“反动路线),刘邓就这样平列起来了。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陶铸时,林彪突然大骂李井泉,说李这人最坏,谁最坏他就跟谁在一起,那是针对邓小平的,云云。

以上所说,我觉得颇可信。江青确实联合林彪倒邓,甚至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力主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说是要让某些人死心,那就是指邓小平。毛对邓确有某种偏爱,可能是“邓毛古谢集团”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邓当成了死去的弟弟。他曾对赫鲁晓夫暗示邓才是他的接班人。50年代毛曾说由他本人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完全置正式皇储刘少奇于不顾,后来又多次出面保住了邓的党籍,这才会招致深谙老毛心事的江青和林彪的嫉恨。那些鼓吹林彪没有野心、在文革中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歇歇了。


六、安亭事件真相


据王力说,当时中央决定工矿不搞文革,不许串连,也不许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毛本人也同意。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派张春桥去解决,也是让他去劝止工总司。但张春桥去后受不了王洪文等人纠缠,被迫在工总司提出的五条声明上签了字,那完全是被迫屈服,因为他不签字工人就不同意通车。张春桥原来很心虚,没想到歪打正着。毛于此时改变了初衷,觉得各地走资派利用工人当老保,镇压“左派”,决定把火放到厂矿去,于是就肯定了张春桥的变节屈服。张立刻神气活现起来,声称他得到了毛的支持,向曹荻秋发难,搞垮了上海市委,自己取而代之。原来毛并不打算搞倒上海市委,但安亭事件一出,毛的态度骤变之后,上海市委也就步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的后尘,成了镇压造反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七、陶铸是毛搞掉的


王力说得很清楚,搞掉陶铸是毛的意思。曾志以为倒陶并非毛的意思,乃是一厢情愿单相思。刘邓被打倒后,中央工作由周恩来和陶铸主持,推行了“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使得毛很生气。但毛对周并不反感,盖周从不标新立异,只知执行他人意见。如毛不同意,则他立即改正。陶铸则不然,他在中南局做惯了万事一言而决的独裁者,到中央后也搞这套,而且秉性固执,即使毛打了招呼还要坚持己见。他获罪首先是为了恢复书记处。毛觉得书记处架空了他,不想再有这种“独立王国”,但陶铸不识起倒,还想恢复之,犯了毛的禁忌。其次是他看不出毛想扔开党组织搞运动,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却坚持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第三是他在知道毛的意思后,还坚持厂矿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其实也就是以生产为主。第四便是为保邓小平得罪了江青。据说林彪原来对陶铸颇好,但叶群告诉他陶铸与江青的矛盾后,也就吓得不敢跟陶铸来往了。

以局外人观之,陶和毛的分歧是常智与白痴的区别。我党的整个运作方式就是列宁革命工艺学,离开那套就不可能干革命、搞运动,这一套早就成了全党思维定式,除了毛之外谁也不可能背弃之。这虽是惯性思维,但也反映了理智的有无。陶铸还不失为常人,而毛完全丧失了理智,就连毛后来也只能恢复党组织,再不提他的“巴黎公社”了。


八、周恩来和林彪的生存术


刘邓在1966年8月间即被打倒,此后中央工作由周恩来和陶铸主持,继续执行“资反路线”,出乎毛的意料,但毛并不对周反感。王力解释了这原因,他说:毛一般能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不能容忍战略上的争论。周乃是个典型的辅佐人员,从不在战略上与毛争论。周自己也知道这点,说他不是战略家,现在战略家太多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则一提都是战略性问题,而不是毛提出战略,他们去落实。周常对同僚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提出来我给你们办,不但对刘邓、对江青如此,就连对张春桥也如此。陶铸也是个“战略家”,自然不能为毛容忍,所以跌下来与爬上去一样快。

我看这倒不完全是周的生存术,可能是他天生的性格与才能倾向使然。周自己多次说他不能掌舵,不能作一把手,这话或许不完全是为了消除毛的猜忌,很可能也是他的真心话。他知道自己只能做辅佐人员与行政官僚,去完美执行他人的意图,但无能力或是无魄力作战略决策。记得李志绥就曾在一次演说中说周不如邓,根本压不住全局。我想大众对周的才能估计可能偏高了。此人当然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与行政才能,但很可能并无掌舵能力。如果他在毛后死,未必会使出老邓甚至老华的铁腕来,可能还要与四人帮周旋,苦心“维持大局”。

正因为他天生这德行,所以才不会构成对野心家们的威胁。无论是谁上去都要用他。据吴法宪说,林彪对周很尊重,曾说他身体不好,治国必须靠周。我看这完全是真心话。但对邓小平那种个性强悍、对治国有自己一套主张的人,林彪就必欲除之而后快。

据王力说,林彪也是“战略家”,但他极度谨慎,丝毫不露锋芒。凡开会都是毛来他才来,毛让他主持他才主持,总是站在毛身后,手里拿着语录本。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对毛的心思和意图领会得非常快,揣摩圣意相当准确,专说毛想听的话。但他与周不同,对怎么治国毕竟有自己的看法(王力所谓“战略家”,也就是对大政方针有自己的看法),即使在与毛的蜜月期间也会偶尔露出狐狸尾巴。例如王力说,林在会上吹文革的伟大意义,说“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受到影响也不怕”,这不符合主席思想,盖毛认为革命只会促进生产,不会妨碍生产,云云。可见对这种彻底违反人类常识的谬论,林绝无可能在内心信服,再怎么谨慎也难免不慎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来。

又如根据吴法宪回忆录,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吹嘘文革,说它伟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吴法宪回忆录》,737页)。这就是拍马屁拍到了冻疮上。毛将文革引为一生最大成就,与文明毫无相干,而是认为他解决了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找到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途径。可怜林苦苦琢磨毛的心事却仍然没看清,对毛来说,最重要的是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政权的青春,并不是什么经济繁荣,更不是什么文明成就。和革命比起来,这些东西一钱不值。因此林才会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同意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如果他像周那样毫无战略主张,只知忠实执行他人的战略意图,顶多在执行过程中有点战术上的不同意见,那也就不至于触犯了毛的猜忌,迅速地垮了下来,与爬上去的速度一样快。

此外,因为深居简出,长期脱离第一线的党内权力斗争,更不介入具体政务,林对毛反复无常的习惯也缺乏了解,而这正是毛最难伺候的一条。许多人都死在毛的这“拖刀计”之下:毛泄露某个意图,积极分子们便立即跟风,秉承毛的意志去行动,等到弄出祸来了,毛一看风向不对,立即翻脸不认人,反过来死整执行他的意图的人。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最为人熟知的便是高岗。他认定毛想搞掉刘周,于是便代毛出头在私下串连高干们,但被邓小平和陈云出卖,毛立即翻脸抵赖,让高饶作了替罪羊。

林彪又何尝不是中了这拖刀计?“天才”论乃是刘少奇在七大政治报告上首次提出的,他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 。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就是这讲话奠定了毛的教主地位,因而成了党的经典文献之一。林彪196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五一八讲话”,不过是更肉麻地重复刘少奇的歌颂罢了。当时毛毫不反感,将它当成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此后又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这就诱导出了林彪的错觉。当张春桥提出在宪法总纲中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三个状语时,林彪便以为可以拿来作为发难借口,却不想想张春桥若非秉承毛的意图,岂敢找死?

相比之下,周恩来因为日日跟毛打交道,早就明白此中险恶了,当年“反冒进”便为此吃够了苦头。据王力说,周多次告诉他们,毛即使在文件上画了圈,也不能就去执行,必须等等看。除非毛批了“很好”、“照办”之类的话才可去执行。据王力说,这是因为文件传到毛那儿时已有许多人同意,毛即使不快也不便公开反对,云云。其实我看未必全都如此,文革前或许这样,文革后毛便再也没了顾忌,他只画圈不称赞的文件,恐怕更多的还是自己还吃不准效果如何。


九、花絮


1、“喷气式”的批斗方式是王光美在桃园发明的,作法自毙。

2、“窃听器事件”,王力坚持认为是窃听,因为并未经毛同意,虽然他不认为那是恶意,说毛在小范围内谈话时不许记录,而又常常讲出许多精彩的话来,不记录太可惜,云云。他还说,这种大事杨尚昆决不敢自行主张,但杨很汉子,最后也没交代是谁给他布置的任务。于是这便成了党史上的一大谜。

3、“二月提纲”并不是彭的“战略构想”,乃是与会人员的共识,康生也不曾反对,也不是针对姚文元的文章,而是针对全局的方针,谁也没想到会变成罪状。

4、彭真未经过中央便抛出邓拓当替死鬼,在《北京日报》上批了两个版,却弄巧成拙,被指为“丢卒保车”。

5、聂元梓大字报并不是康生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当联络员,看到大字报后传给康生,康生觉得那是重大动向便传给毛,毛立即决定让电台报刊发表,谁都没想到毛会那么做。

6、毛是个软耳朵,在很大程度上受江青摆布。毛撤销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主持通过“二十三条”,据说乃是因为江青去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就有人作公开报告了,因为刘少奇在动员社教运动的讲话中说对毛著也不能教条主义,开调查会过时了,不蹲点不能作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等等。毛因此大怒,准备整刘。陈伯达听到风声,和彭真、陶铸一起去劝刘作自我批评,刘作了检讨,才暂时躲过大难。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打倒后,毛原想解脱他,但江坚决不同意,这才越搞越厉害。江后来自吹,说文革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据说就是指这些事。

邓小平也是这样,毛原来并不想死整他,原来排的座次是第四名常委,江青不同意后也只改为第六名,仍比原来的第七名高,还负责抓中联部的工作。但江青和林彪在“生活会”上联手猛烈“帮助”他,这才真正罢了他的官。

此外,王力还间接证实了李志绥的说法,便是毛没有兼听能力,总是听信先来告状的人。江青与陶铸发生冲突后曾说,必须抢在陶铸前去向毛汇报。王力评论道,其实毛已经决定拿掉陶铸,即使陶抢在前头也没什么用。即使如此,王披露的江青的话仍然证实了李志绥的观察。

依我看,如果争执双方与毛的关系相当,则谁先告状谁有理,但若是涉及到江青,则先告状恐怕也没什么用。要违背毛的初衷把谁搞下来也是如此。搞邓不是毛的原意,但林彪与江青联手即获得成功。但后来他想搞张春桥却倒了霉。可见江青在毛作出决策中的主导作用。此所以周恩来为何要对江毕恭毕敬,在钓鱼台江青的住宅甚至赶过去扶着江青下楼(《吴法宪回忆录》,732页)。而黄吴李邱不知厉害,竟然去向毛告江青的状,当真是找死不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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