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我党在国难当头之际试图代表苏联与日本人瓜分中国

作者:light12  于 2021-4-27 18:5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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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国难当头之际试图代表苏联与日本人瓜分中国     时间: 26 10 2007 05:15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在国难当头之际试图代表苏联与日本人瓜分中国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掇英之三


芦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步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然而辛亥革命却制造出了遍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使得国家陷入长期分裂,形成胡适说的“中国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可笑可悲局面。很明显,此时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全在于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全力动员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去御侮,这就是先总统蒋公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英明战略。

这战略必然要引起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的反抗,于是在国府定都南京后,倒蒋风潮此起彼伏,不绝如缕。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龟孙中山开创了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换取洋钱洋枪洋炮以扫荡政敌的革命传统后,各路英雄争相仿效,竞抱老毛子或日本人的粗腿,为苏日两国争夺中国大打代理战争。

这其中最可笑的丑剧乃是由日本人秘密资助的“抗日反蒋”运动,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早在1931年7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便派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允“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企图与日本建立“中日同盟”,对抗南京政府。蒋介石因此认为,日本此后出兵东三省,源于粤方卖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剥夺中国的抵抗潜能,中央政府便成了日本人的颠覆对象。日人为此积极援助各地反蒋势力,以桂系为重点,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就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桂系的军火和军事技术均来自于日本,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粤系军阀陈济棠也同样受日本人豢养,1933年8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南京国民政府,同年陈济棠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廿万粒,山炮数门。

在日本人的豢养训练支持下,1936年6月1日,由粤桂系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无所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悍然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两广事变”。

这“抗日反蒋”丑剧竟然得到了日本人支持。事变前,陈济棠之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领事密商,于1936年5月19日晚在陈济棠召集的扩大军事长官会议作了汇报,说他“已就两广反蒋事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并取得了日本军方的谅解,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5月30日,陈济棠在欢送麾下将领回防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高喊“抗日”,一面竟然礼聘百名日本军官到陆海军充任顾问。白崇禧也同样对部下交了底:“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钟卓安:《陈济棠》)

勾结日本人发动武装叛乱的“暗渡陈仓”竟以“抗日”为“明修栈道”,这种“以夷制华”发国难财的政治智慧大概只为吾国吾民独有。李宗仁的至交、共谍刘斐将此中秘诀说得清清楚楚,他曾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在这场紧锣密鼓的祸国丑剧中也活跃着中共的身影。中共不但和两广军阀达成了秘密谅解,更与张学良共同策划“西北大联合”,试图勾结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新疆军阀盛世才,在苏联飞机大炮的支持下,将包括陕、甘、青、宁、新等五省的整个西北地区分裂出去,联合外蒙,变成苏联的亚殖民地。

“民族英雄”张学良一枪不放拱手让出东四省逃入内地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保持实力。东北军进驻西北负责围剿红军后,被红军歼灭了两个师,蒋介石随即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并拒绝了张提出的抚恤阵亡师长的请求。张因此怀恨在心,认定蒋籍红军之手消灭他的私人武装,为此竟然不惜策划在西北发动武装叛乱分裂国家。早在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刘鼎便把张的这一阴谋向李克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的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X’、‘抗X’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该书P96)

将这里的黑话翻译成白话,那意思是张学良想把他驻防的西北地区完全拿下来,并谋求向东发展。眼下他假装老实,抓紧时间将袍泽训练为强悍打手,并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为此他已经打出了“爱国”“抗日”的招牌,这是为了使蒋介石无法公开反对他。与此同时他还准备武力反抗中央,实现西北割据。

张学良向中共通报了这一图谋后,立即获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力支持。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总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和“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该书P100)

毛在此揣摩斯大林圣意,告诉同僚:1935年3月间苏联和外蒙签订共同防卫条约,那其实就是告诉中共,你们只需放手去分裂中国便是,一旦把中国西北割裂出去了,我们就会向对待外蒙那样,和你们缔结攻守同盟。那时中央政府要来平叛,必然被苏联政府视为对苏联的进攻。有了老毛子强大武力保护,中共当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么做在策略上也很有利,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前沿,以“保卫西北”“保卫中国”为口号,能起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作用。

对最后这个无耻欺骗策略,毛泽东比两广军阀还棋高一着。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延安会谈的当天,中共当时的掌门人张闻天准备发布讨蒋令,毛致电反对,说: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时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毛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文献和研究》,1985(3),该书192页)。

毛在此作出的策略表述,比陈济棠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确清晰多了:“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以“停止内战”的口号进行内战,这种无耻把戏只有权谋大师才想得出来。比起桂系粤系军阀的公开讨蒋来,其高明又何止一筹!

作为精于计算实力对比的战略家,毛当然明白“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深知这分裂国家的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前提是苏联的鼎力援助。他在上引政治局报告中强调指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一语道破成功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武力援助。为此,他把“打通苏联”当成中心任务,向红军军头们下令: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是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负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0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P157)。”

在引诱张学良的信件中,毛泽东等人把话说得更清楚:“打通苏联后,那时跟我们来的还多着哩!”(《中共中央致张学良函》,该书P167)

当然,能想出这伟大战略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靠苏军出动飞机大炮荡平竞争对手、独霸新疆的“马列主义者”盛世才同志也独立作出了类似构想,在给王明的信件中,他英明地指出:

“中国红军现在最好的发展条件就是中国西北,因此应当把陕、甘、青、宁、新等五省变成中国革命的可靠根据地。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占领甘肃省。一旦甘肃占领之后,中国红军就能秘密地从新疆、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援助。如果红军能够把这几省变成他们的根据地,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就能够非常便利地向中国北方和南方扩展。即使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西北根据地也可以保持与苏联和外蒙古的密切联系。……你们应当利用已有的便利条件尽可能地帮助中国红军,向红军提供军事装备,包括军用飞机,特别应当建设飞机场,发展自己的空军。我已请国防部长元帅除了卖给我们军事装备外,还要准备大批装备以便秘密地援助中国红军。”(《盛世才给绍禹先生的信》,1936年10月4日,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报关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495/74/278,该书P140)。

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军阀包括红色军阀在内全都认识到,要武装割据反抗中央,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人或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就连远在四川的军阀刘湘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光辉真理,他曾对中共密使冯雪峰等人坚定地表示:“只要苏联之路可靠,他决加入西北之联盟。”(该书P219)

至此,西北大联合有了东北军、西北军、盛世才的军队以及红军作为武力基础,而且有可能争取到山西阎锡山乃至四川刘湘的支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毛子”,只要毛子放下话来,则西北半壁河山旦夕间就要变色,沦为外蒙式的苏联卫星国,与东北的“满洲国”遥相对峙。在遭到如此惨痛的肢解后,很难想象南京中央政府还能撑持下去,而后来的抗日救国也就是空话一句了。

然而事到临头毛子却改了主意。

中共与张学良等人策划“西北大联合”,其实正是奉斯大林之命行事。918事变前,南京政府支持张学良捍卫国家利益收回中东铁路,得罪了老毛子,苏联不但因此发动对东北的武力进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铁路事件,而且与中国断交,不遗余力扶植中共作为他们的别动队,武装颠覆中国合法政府。1936年4月,共产国际为中共代表团制定工作计划时,曾明确规定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中心档案,495/74/282,该书182页)。直到1936年7月,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中央下令:“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中心档案495/74/278,该书183页)

但随着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迅速土崩瓦解,斯大林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从来是沙俄和日本争夺的重点。918事变后,日本人独霸了全东北,激化了苏日矛盾,苏联开始寻求改善中苏关系。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向苏联大使提议两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两个月后苏联政府就明确表示,愿意与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中苏外交文件选译》,李玉贞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225页)。

因为有与南京政府结成军事同盟可能,斯大林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扶植反蒋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正当张学良和中共“西北大联合”的大规模叛乱呼之欲出之际,共产国际却突然于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

“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本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我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2),该书P177)

莫斯科既已下令,中共当然只能紧跟主子作180度大转弯,次日中共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为“联蒋抗日”(该书186页),毛泽东随即致电中共密使潘汉年,要他向张学良说明与南京政府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次日毛又再度致电潘汉年,要他向张学良解释,中共方面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政策变动,是因为南京在对日政策上有了切实改变,因此政策重心应当是联蒋抗日(《毛泽东年谱(上)》,5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此后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国际现在的指示,只能争取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8月21日,中心档案,495/74/282,该书185页),正确指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导致内战。中共中央随即正式发布指示,宣称“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80页,1991)。

对此突然政策转向,张学良竟然毫不反感,反而要中共密使刘鼎转告中共中央,说他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该书P198)。

张学良何以对中共之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毫无反感,反而恭顺地跟着中共乖乖转向呢?作者的解释是,张学良发动“西北大联合”乃是为了抗日的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愿意联共抗日,他当然乐从,自不必再冒险起事了。

窃以为这解释未免牵强。蒋介石早就在秘密筹划抗日战略,作为高级军事长官,张早就与闻此事。而且,1936年11月14日,亦即西安事变前一个月,日军支持伪蒙军政府进攻绥远国军,绥远抗战爆发。事发后第三天,蒋介石即亲赴太原指挥,获得百灵庙大捷。蒋除了令中央军两个师参战之外,还调集大批中央军北上增援,并不顾阎锡山、徐永昌等人“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的警告,决意放手大打,籍此显示中国的抗战决心,教训震慑日本侵略者。这一切张学良都不是不知道,又岂会误以为必须以西北叛乱割据的极端祸国手段,才能“逼蒋抗日”?而且,张学良就算再蠢,总该知道国难当头之际还发动武装叛乱分裂国家,会给中国的国防力量带来什么样致命的打击吧?难道他也相信“若欲救国,必先祸国”的辩证法?

事实上,无论是流产的“西北大联合”,还是后来的“双十二兵谏”,其重点都是“联共”而非“抗日”。“西北大联合”的密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抗日的具体计划,有的只是如何打通苏联取得援助以及联合各派军阀(包括红色军阀)与中央政府打内战的方略;西安事变后张杨通电全国提出的八项主张,无一不是中共在过去一年中反复提出的要求,其中除了“救国”的空洞的策略口号外,竟然连“对日宣战”或“组建部署华北方面军防卫华北并准备收复东北”之类的主张都没有,唯一的实质内容完全限于内政改革,其重点在于恢复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种政变居然被人目为什么“抗日救国”,只能彰显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弱智政治宣传的牺牲品。

在我看来,蒋和张的根本分歧,除了张力图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而蒋主张统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张不是恨蒋“不抗日”,而是恨蒋剿共。直到临死,张都对中共充满好感,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希望,甚至自称是共产党员。这种感情除了私心倾慕之外,显然还有更实际的考虑:张觉得在蒋治下他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东北军面临在剿共内战中耗光的现实危险,而一旦依傍上了苏联,他就能当上“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西北王(中共推举他作西北国防政府首脑)。若苏联能如同援助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那样援助他,飞机大炮滚滚而来,则他便如毛所言“立于不败之地”:退可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籍苏联强大武力作“国防”的坚强后盾,如东北“满洲国”一般,令中国政府莫敢谁何,进则可以作为苏联代理人东进开疆拓土,和日本人打仗,收复东北失地,风风光光地当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

少匪这一心事,早在上引刘鼎向李克农、周恩来作的秘密报告中说得清清楚楚了。人家发狠,是要“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好“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的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并不是要打日本人。之所以“已经开始用了‘爱X’、‘抗X’话向内向外活动”,为的是“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并不是真的爱国抗日。话说得这么明白,还会有人以为抗日救国是他最大的心事,当真令人气短。

既要傍上苏联,就非得靠中共这个代理人不可——张早就试图直接和苏联打交道,却碰了钉子。既然如此,中共当然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唯共军马首是瞻。过去共方要他反蒋,他就反蒋;共方改口说蒋是统战对象,他当然也要跟上,甚至自荐拉纤说合。如果国府同意联共,则他这马泊六也自然少不了好处。

这在我看来就是张学良的真实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真正的总理信徒,其信仰便是“联俄容共”,这在他看来不但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更是他个人的前途所系。

不管怎样,中共以及张学良在莫斯科指挥棒下及时作了U转,放弃了“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证明了斯大林才是真正英明的权谋大师。如后来西安事变表明的,蒋介石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乃是唯一合格的抗战统帅。西北大叛乱若真的按计划发动,除非苏联直接出兵,否则“西北国防政府”很可能在全国声讨之中土崩瓦解。即使叛乱成功了,西北地区如毛泽东所愿,步外蒙后尘,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则苏俄势力在中国的急剧扩张,势必引起竞争对手日本的强烈反弹。当时日本正在假手德王入侵内蒙,若陕、甘、宁、青、新变成苏联势力范围,必然要对内蒙构成战略包围,日本少壮军人绝对不会坐视战略态势发生如此不利的剧变,大本营内部的北进派必然得势,而日苏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倘若历史如此发展,则中国内陆也就不至于变成苏联转移战祸的牺牲品,不仅是中国,就连全世界的历史恐怕都要改写,苏联也就不会一直要熬到上世纪90年代才垮掉,而今日中国也就不是这个“和谐社会”了。

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革命真正的伟大舵手斯大林同志又一次为咱们拨正了船头,指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尽管他不过是最大限度地为苏联谋求国家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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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南冰洋 2021-4-28 02:39
好文章。难怪李宗仁最后被中共收容,白崇禧被软禁在台湾。这是两个有卖国嫌疑的人。
回复 light12 2021-4-28 03:28
南冰洋: 好文章。难怪李宗仁最后被中共收容,白崇禧被软禁在台湾。这是两个有卖国嫌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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