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三)

作者:light12  于 2009-6-13 11:2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已有4评论

 时间: 2009-6-13 周六, 上午8:49

 

作者:芦笛



三、毛泽东vs张国焘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在我党历史上被吹为路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其实就是“以策略分歧为理由的权力斗争”,所谓“路线”,无非是不同的政治军事的战略策略。我党信奉的“革命乐观主义”其实是唯意志论,它认为革命一定会胜利,如果遭到失败,那一定是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战略策略(也就是“路线”)错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特[bullshit])就应该起来与错误路线作斗争。一旦路线纠正过来了,则革命也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是何等的布尔什特,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它的潜在假定是,失败都一定是主观因素造成的,绝不会是客观因素注定的,天下更无一事不可为,关键在于主观采用的路线。

这“以成败论英雄”的庸俗哲学,使得失败成为党魁难以承受之重,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党魁最关心的事还是证明自己并没有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政敌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帽子,诸如“冒险主义”、“蛮动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义”、“流寇主义”、“失败主义”等等,覆盖了一切可能决策,随时都可以抛出来,方便之极。所谓“党内斗争”就是搞这些无聊名堂。

当时红军面临的现实,是客观条件已不再容许革命胜利,不管采用什么伟大战略都那样。伟大领袖已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名篇里解释过了,苏区的出现并成长壮大的前提,是军阀混战。既然如此,当军阀混战暂停下来,中央政府有余力剿匪后,红色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了。

前文已经介绍过,国府定都南京后,内战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以更大规模进行。参战各方都顾不上对付红军,红军由此趁乱坐大。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局面,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迫于舆论压力,不能不停止内战。宁粤在分裂后又暂时言归于好,蒋介石放弃了国民政府主席职位,专任剿共。当时的共识是,剿共是戡乱,不算内战,后者是指军阀交战。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剿共后,红军立即走上末路。最大的两块根据地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先后被国军攻破,红军主力只能突围逃出。此乃客观情势决定的失败,路线再正确也没用。

同样是逃出老巢,张国焘并没有如毛泽东那样采用“试错法”,不顾部队极度疲惫,老是想和强敌“决战”后立足下来,为此一再碰壁,一再修改战略计划,完全成了蠢动,而是明智地决定避战,先找个安全地方休养生息再说。红四方面军进入豫西南后,与当地民团达成协议,毫无困难便通过了该区。进入汉中后,张又审时度势,觉得敌军必然源源而来,仍无可能立足,遂选定由多个军阀割据的川北作为新根据地。在占据了通江县后,他派人给四周的各派土军阀送信,声称只是借地暂住,略事休息,以后还要重返中原,与北面的军阀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待到部队得到充分休整后,再与当地军阀交战,先后击败了器械窳劣、战力低下的田颂尧、刘存厚等土鳖,打败了由刘湘任总指挥的各路军阀会剿,使得根据地扩大到四个县的全部和六个县的一部,兵力达五万之多,与毛指挥下的中央红军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能采取的明智的军事战略。在政治战略上,张国焘也作了反省。他远比毛泽东有文化,居苏两年半,比毛更懂点马列,更熟悉苏共领导,因此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怀疑斯大林制定的方针。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错误的,因此扔掉了百姓根本莫名其妙的“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先后代之以“人民政府”与“联邦政府”,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代之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等。

窃以为,这政治战略的根本改变,颇能证明张国焘才是中共内唯一有点头脑的政治家。王明、洛甫、博古辈只会背书,毛泽东缺乏现代知识,擅长的是祖传的阴谋诡计,其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共产国际乃至斯大林都会犯错误,绝无足够视野去思考苏维埃政策是否适合国情。他之所以拥护这套方针,我觉得是出于实际考虑,首先是解决红军的粮饷问题——“打土豪”使得红军可以去名正言顺地去白区抢劫富户,而“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则起到《水浒传》教的“投名状”作用,让贫苦农民断了后路,死心塌地跟红军干到底。

但这都是急功近利、后患无穷的办法,它虽能解决红军一时急需,但不但分裂了人民,制造出了深仇大恨,而且也不得人心,使得良民闻共色变,不利于结成“统一战线”。张国焘正是看到了这点,才决定改弦更张。据他说,新政策远比所谓“土地革命”更能赢得人民支持。无独有偶,张云逸、龚楚等人在广西经营百色根据地时也做过类似尝试,据龚楚说效果也相当好。不管怎样,我党在抗战爆发后确实采用了这套做法,从而骗取了许多知识分子支持,根据地与军队都急剧扩大。由此看来,张国焘可谓党内的先知先觉。

但即使作了这些重大战略调整,红色政权也难以生存下去,其原因再简单不过:没有足够的战争资源。红四方面军虽然打破了四川各路军阀的联合会剿,却使得新创的川陕苏区极度残破,瘟疫流行,民生凋敝,张承认:

“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支弹药,质素越来越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此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1页)

窃以为,此话说出了革命战争的普遍难题。所谓“革命根据地”就是个战争基地,必须靠本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这必然是个竭泽而渔的过程。富饶如广东,也受不了这种无情压榨,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坦承,为支持国民革命,宋子文曾在广东竭泽而渔。龚楚在回忆录里披露的中共对中央苏区百姓的全面压榨就更是令人发指。连在相对发达的腹地割据都如此,何况西部边缘地区?在那些穷山恶水中安营扎寨,就算敌人不来打,也决计无法养活多兵,必然再度挤干新 “柠檬”,衰弱后再试图换地方,最后只能自动消亡。

这就是我英勇的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摆在我党领袖面前的严峻局面。“试错法”已经证明红军无可能在内地安身,只能逃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那只不过是延缓死亡罢了。至此,革命领袖们终于意识到这简单真理:无外援不足以干革命。

毛当时还不失为现实主义者,早在云南境内他就跟李德说过,想经西康和青海去新疆,得到苏联的援助。在即将与四方面军会合时,毛又向党魁们提出,在川康交界地区建立一个少数民族国家,红军主力以此为根据地,经过青海或甘肃向新疆推进,与苏联建立直接联系,使苏联对中国红军的全面援助成为现实。“毫无疑问他估计到,向新疆的推进如果成功,一定会导致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上的,也许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而这正是他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作‘一本万利’。” 只是其他人觉得高原长征太危险,才否决了他的意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57页、166页)

既然西进太危险,那就北上,只要能打通苏联就行。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据张国焘介绍,毛在会上解释,中央红军之所以战败,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因此只能跑到宁夏去,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而且毛还强调指出,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27页)。

这回忆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证实,在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

“(西北地区)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465-4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只是这些话是在一个多月后的毛儿盖会议上说的。这也不足为奇,毛在两河口会议力主北上,在毛儿盖会议坚持北上,自然只会反复强调“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能打败蒋介石”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能看到的,张国焘当然也能看到。不过他毕竟不是老毛那种未出国门一步、视界只限于一隅的游击专家。他一直是党魁,早在大革命时代就习惯于思考全国性战略,因此不像毛泽东那样,只从急迫的军事需要看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质疑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据李德回忆,在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把长征视为失败,认为“争取一省到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已经过时。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不是苏维埃革命而是抗战。但红军没有力量既抗战又反对国民党,因此应该在一个闭塞的根据地里坚持斗争,直到获得苏联援助,中共也强大到可以依靠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5-176页)。

这就是张国焘对北上心存踌躇、宁愿停留在川康地区的理论理由(这是共党的说事方式),也是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分家的基本原因。因为其他人强烈反对,他又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不去甘陕,取道青海去新疆(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4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7页)。这本是毛泽东本人的主张,但等张国焘提出来后,他竟然与其他人一道激烈反对。据李德分析,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人都反对此议,而他带头反对则能起到团结其他人、孤立张国焘的作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5页)

杨奎松教授认为张国焘不想去陕甘,乃是在鄂豫皖被中央军打怕了,怕与时驻陕南的胡宗南部交手,因此或是不愿北上陕甘,或是想经青海去新疆(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7页)。我觉得此说并无证据。上面的引文表明,四方面军将领想找中央军打仗,以改善他们的装备。而且他们在川北根据地时也确曾主动发兵攻入陕西,寻找胡宗南部,只是胡部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机。后来又在松潘地区与胡部激战,虽未获胜,亦未大败,说张国焘害怕胡宗南怕到不敢去陕甘,似难成立。

在我看来,他真正的理由,是担忧执行毛周的计划会触怒斯大林。他在苏联呆过,又相当有洞察力,熟悉斯大林的性格,深知斯的忌讳,担心挺进到中蒙边境后会恶化苏日关系,令斯大林龙颜震怒,因此倾向于暂时在川康一带休养生息。若定要北上不可,那也最好绕道青海,到当时已成苏联势力范围的新疆去。那儿离“满洲国”很远,绝无可能引起日本反弹,也比较容易得到斯大林的谅解。但他毕竟知道走那条路损伤必定惨重,因此觉得暂在原地韬晦,静待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更为上策。

这一点张其实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而杨奎松教授自己就引用过。一方面军私逃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致电逃跑主义者们,警告他们“如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朱张致林聂彭李徐刘程吴并转张毛周王博等电》,1935年11月4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2页)。可见他真正担心的不是胡宗南,而是比胡可怕万倍的斯大林。

客观来看,张国焘的蛰伏计划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我认为要比毛周的计划高明得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进入中央军能轻易前往的地域流动作战,很难立足下来。要继续挺进,穿越沙漠到中蒙边境,则艰危更大,更何况还有触怒斯大林的危险。即使中央委员们坐上汽车逃到外蒙,也很可能悉数死在远东劳改营里。那还不如蛰伏在深山老林里待变。这在当时确实是唯一能想出来的最佳决策。

然而毛泽东的运气实在好。以五六千人马北上陕甘,纯属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却歪打正着,撞进了陕北苏区,得以休养生息。但即使暂时生存下来,那无非又是从一个监狱搬到了另一个安全度更低的监狱里。然而老蒋却又昏了头调东北军去剿共,西安事变发生,“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毛泽东语),历史由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中央当时听了张国焘的话,留在川康一带,则这些好事都不会发生了。那么,我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今日也就只能是点缀在九寨沟旅游路线两旁的白骨。

人算不如天算,是岂非天意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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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2 回复 yulinw 2009-6-13 14:42
SF 人算确实不如天算。
1 回复 light12 2009-6-13 14:43
yulinw: SF 人算确实不如天算。
对。天命难违。
1 回复 屠龙刀之原界 2021-7-7 23:33
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覆灭,气运盖过了所有因素!中共从兴起,到撑到现在,不见败象。其实每一步都是走钢丝。而且愣是在钢丝上走了过来。这就是气运。当年前苏联倒塌,西方本可以反手抑制中国。如果当时西方下手,中国就是待宰的羔羊!但是911开启了世界反恐(其实就是基督教和回教的争斗),又给中国争取到了30年!才让中国有了现在的光景。现在虽然没有从小猫变成老虎,但是至少成了狼,可以自己生存的狼。这等气运其实平常人可以想到?
回复 light12 2021-7-8 00:37
屠龙刀之原界: 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覆灭,气运盖过了所有因素!中共从兴起,到撑到现在,不见败象。其实每一步都是走钢丝。而且愣是在钢丝上走了过来。这就是气运。当年前苏联倒
中共被邓小平改弦易辙。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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