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作者：芦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2）北上与南下方案优劣之再比较


前文自觉说清了这问题，不料刚才看见黄豆网友跟帖拍砖，说：

“我认为毛泽东坚持去陕北是对，恰恰反响出毛的天才，或是学的快。可不可以这么分析：根据芦博指明的事实，也就是共匪的一路惨败和毛本人的几次失误的指挥，反而让毛认识到只有去陕北靠近苏联,中共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毛的果断反而衬出了张国焘的犹豫。张国焘的蛰伏计划和对斯大林的惧怕，恰恰反应出张不如毛。毛已经看出了留在川康地区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至于触怒斯大林和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等等理由我想根本会被毛泽东丢到一边，毛会认为只有庸才才会在这个时候担心这种事。毛甚至可能会认为日本真的进攻苏联才好呐，因为只有乱，毛才会成功。而且越乱越好。从心理上讲张国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棋子，而毛泽东不是。”

这问题涉及到的历史事实，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是以未在前文细说。读者既有此疑问，看来还是必须再吹轱辘笛。

A、北上并非正确决策，中共革命也不是因为北上起死回生的

前文已经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陕北有个刘志丹。张国焘离开鄂豫皖时，留下徐海东部在当地坚持。张开创了川北根据地后，从敌军电讯中获知徐也突围出来了，估计是在寻找大队，于是派兵攻入汉中，试图接应，但未打听到徐的下落，又要南下策应一方面军，因此没有继续找寻。徐海东部倒知道老首长张主席在川北搞得轰轰烈烈，想去投奔，窜到陕西后却因重兵封锁，无法南下，不得已只好前往陕北落草，盖陕北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到了那儿才发现刘志丹搞了个根据地，于是与刘部合编为红15军团。

红一、四方面军更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一、三军团抗命北上后，走到甘南的哈达铺才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根据地，遂决定前去投奔。因此，当时中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前提，是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动作战。

在此前提下，张的考虑当然更合理：红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川西北的广大地域，虽是藏族牧民区，毫无发展前途，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点，可以苟延残喘一时。那地方本来就没有军阀统治，又不对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不大可能引来大规模围剿。而且地势险恶，敌军行军进攻均不易，打不过也完全可以跑掉。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柠檬没有汁水——连军阀都不去占领的真空地带能是什么好地方？蛰伏在那儿只会自毙，起码是无法扩展实力。

因此，留在原地的计划的最大缺陷乃是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的。可笑的是毛泽东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反驳张国焘的理由是停在该地会被敌人瓮中捉鳖。其实敌人并无捉鳖雅兴，谁都知道困在那种烂地方只能自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老张最后撤出该区南下，不是因为敌人前来捉鳖，而是“柠檬”很快又给挤干了，饿得眼睛发蓝，只好号召三军“打到天全吃大米”，最后南下到西康与刘文辉和达赖作邻。直到红二方面军到来后，才与他们一道北上。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的人马是四、五万，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时大概也是此数，基本没有什么增减。可见张的建议虽然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但至少可以生存于一时，就算是自杀，也是慢性的。

但若是全体转移北上陕甘，则很可能是快速自杀。黄土高原虽是高原，但地形绝无川西北的险恶。中央政府运兵也没有蜀道难的问题。1927年11月陇海线即已修至灵宝，1934年12月修到西安。即使前锋受挫，蒋介石只要真有决心，完全有充分条件源源不绝地增援。红军很难立足，势必又要重演长征那一幕。张国焘看出了这点，在会上指出“我能往，寇亦能往”，算是具有人类常识的正常同志。

黄豆网友的假定，是以为北上即能打通苏联，这已被事实证伪。漫说是抗命私逃的红一、三两兵团，即使是合整个红军之力也没能打通。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北上后，敬爱的党中央发起了“宁夏战役”，投入了红军全力，以四方面军作先锋，企图攻占中蒙边境的定海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接应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但胡宗南部很快就突入红军防区，夺取了黄河渡口，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渡过河去的两万多人被隔在河西（即后来全军覆没的西路军），未能渡河的四万多人则在河东陷入重围，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延颈待毙（请参看稀里糊涂网友必然要贴出的Google地图）。

这是红军起事以来第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生死关头。政治局充分意识到这危险，在11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59页）

然而事态很快就恶化到连这一设想都无法实施了。7天后，张闻天本人向国际报警：“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5年11月20日，中心档案，495/74/282，同上，264页）。

由此可见，情势已经恶化到了红军只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去打小股游击战争的严重地步。幸亏20多天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我党这才幸免灭顶。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杀，远不如国焘同志的慢性自杀。不是北上方案换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张学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这完全是偶然事件——如果老蒋不派他去剿共，则红军就被彻底歼灭了。北上本是个快速自杀的馊主意，然而却因机缘凑巧撞上了个张学良，因此歪打正着，“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毛泽东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我这迟钝的人看来，这当然是撞上了大运：明明是臭着，却引出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好结果，难道不是运气好，点子高，而是天才使然？

当然“历史规律”的信奉者们可以强辩说：蒋介石派张学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张学良勾结红军劫持蒋介石也是必然的。这或许也有点道理。如果中央听了张主席的话，龟缩在川西北，则未必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前文已经说过了，那并不对谁构成什么威胁，也无滋长后患，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所以他未必会派张学良去剿匪，派了张也未必会去，去了也未必能劫持蒋介石。但到了陕北就不一样了，政府运兵方便，张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所以，若中央不流窜到陕北去，则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还是帮不上“唯意志论（约等于“唯天才论”）”信奉者的什么忙，盖诸位总不能硬说，周毛当初在两河口、毛儿盖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这些后事，决定北上去引起西安事变发生吧？

B、毛泽东并不想挑起日苏战争

后人看历史，总是难免“倒放电影”，用后来的事去推想政治家们当时的决策考虑，却常常忘记，无论是张国焘，是洛甫，是周恩来，都长期在消息闭塞的地区为生存而战，终日考虑的是最急迫的生存问题，消息极不灵通，视界极度受限，毛泽东尤其如此，他长期当山大王，考虑的只是作战问题，连中央过去的权力斗争都两眼一抹黑，哪会去想什么全国甚至国际战略？

这个问题我还想在后面详谈，这里只想提醒诸位：作为一个困在最边远最闭塞最落后地带的武装割据集团，中共不可能具有全局眼光，遑论世界眼光，其全国战略只有一个来源地——莫斯科。当中共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断绝后，便失去了战略军师。“抗日”对于那伙疲于奔命、急于求存的流寇来说，乃是远方发生的一种朦胧的事，跟上帝的存在一般遥远而难以感知，哪会去想那些事？张国焘和李德都在回忆录里坦承了这点。

周毛与张国焘的区别，只在于周毛犹如快溺死的人，只想抓救命稻草，觉得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唯一的路子是去苏联搬救兵，实在不行就外逃苏联，却全然想不到这么做很可能会触怒斯大林。而张国焘毕竟当了两年半的中共驻国际代表，比他们更知道斯大林的性格与心思，觉得问题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能否挺进到中蒙边境去，会不会半路被歼灭，其次是即使挺进到了外蒙，会不会反而触怒斯大林。双方的区别，只在于阅历决定的视野的阔狭，以及由此决定的考虑问题是否全面周密。硬要说这反映了毛善于学习的天才，我觉得实难接受，只能视为宗教热忱。

当然，毛泽东到了陕北后不久也就知道斯大林的心思了，那是因为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从苏联潜入陕北，于1935年11月到了瓦窑堡，传达了斯大林的号令。此后毛便唯谨奉行。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国共双方在南京密谈。国府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两党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中第一条就是:

“停战自属于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同上，208页）。

而毛泽东却立即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予以坚决拒绝：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把中苏冲突变为日苏冲突，让中国逃过战祸确实是蒋介石的打算，而挑起中苏冲突，让苏联逃过战祸则是斯大林的打算。蒋介石斗不过斯大林，战事终于按斯大林的意愿发展了。

所以，黄豆网友恰好说反了，毛的“天才”不在于挑起日苏冲突，而是他是我党仅有的两位战略家（另一位是张闻天），看到中日冲突必将有利于中共打败国民党。对此我已经介绍得够多了，可能还会在后文重复介绍，因为此文讨论的是毛的军事才能，因害怕重复吹轱辘笛就忽略他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三隐私”，未免有失公平与客观。

C、张国焘不想北上的其他考虑

限于篇幅，前文未能细谈这问题，但网友的反应，让我觉得还是必须详谈一下我的想法。我不敢如某些专业或业余的国产史学家那样，铁嘴钢牙认定这就是事实。只能说这是我根据已知事实作的推测，符合真情的概率比较高。但张是否真是这么想，只有起死人而问之。

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他觉得周毛的北上计划乃是货真价实的逃跑主义，真正的目的是想以四方面军作肉盾，掩护中央委员们安全逃往苏联。据他在回忆录中说，毛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时披露了这一打算：

“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27页）。

尽管杨奎松教授质疑了张介绍的两河口会议的某些细节（例如将党内军事总负责周恩来误记为毛泽东），但我认为张转述的毛此话的主要精神是可信的，可质疑的无非是技术细节而已，例如此话可能不是在两河口会议上而是其他会议上说的，但这无关宏旨，盖杨教授自己引用的材料就间接证实了它的主旨。

在与四方面军破裂后，毛在俄界会议上强调了保存“革命种子”的重要意义：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3页）。

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致电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谴责中央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名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三军团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西安事变新探》，22页）。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证据来看，周毛的计划中确有“如不行就让军队护送中央委员逃往苏联”的内容，而这精神已为陈昌浩、徐向前等高干得知。其实此乃中央红军长征的一贯作法。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红一、三军团就是“轿夫”，一在左，一在右，抬着中间的“中央纵队”（亦即中央机关人员和家属）缓慢蠕动，用血肉之躯保护那些老爷们。在强渡湘江时最惨，使用了刘伯承所谓“甬道战术”，亦即以野战军在左右两侧拼死抵抗，保护中间的老爷太太们平安渡河。现在这抬轿子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张国焘肩上，他是何等样人，乃是建党元老，历届党魁，并非彭德怀、林彪一类后进军人，岂肯让子弟兵为中央作轿夫？

另一个原因是，国焘同志可不是毛式土鳖，人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三次访问苏联，最后一次在苏联居住了两年半，见过列宁、斯大林等要人，是我党唯一一个获得列宁勋章的，相当熟悉苏共内部和共产国际的明争暗斗，对斯大林的性格和心态相当了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流露对斯大林的不满，说：

“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的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19页）

最有趣的是，斯大林曾接见了他三小时，却只问了两个问题，似乎那两个问题都与中国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第一个是，像宋庆龄那样的人，若在中国大城市街上见到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第二个则是，陈独秀能否找到必需的钱和其他条件办一张报纸？

国焘同志马上就明白了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宋庆龄离开武汉后去了苏联，适逢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国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学生大会，有的学生在会上批判孙中山，她曾公开抗议。因此斯大林怕她反共，是以问国焘那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陈独秀被六大排出中共中央后，斯大林担心他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另行办报或组党。

以国焘一个辍学的北大学生，居然据此便窥见了斯大林的心态失常：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间想象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可能就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27页）

如此洞察力实在惊人。当然，不能排除这是国焘跑到西方后得知斯大林的暴行后追加的认识，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这个追加过程，倒不一定是有意编造。但如下文所要说到的，他对毛泽东的观察也极有洞察力。即使他当时对斯大林的性格心态的了解还不如后来，他在苏联经受的折腾也足可让他对苏联幻灭了。他在苏期间，见识了共产国际内部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之争，历经了29年底的清党运动，参观了暴力批斗活动，深感大革命时代武汉痞子运动的过火行为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更知道每个外国共产党人，包括他那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一举一动都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控下，所以根本就不愿再度回到那樊笼中去。他在回忆录中将这点说得清清楚楚：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樊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付出代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43页）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成无产阶级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而且可以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成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笞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44-445页）

正因为他的阅历比周毛张等人丰富，对苏联的阴暗面有更深入了解，又是那种桀骜不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领袖欲极强的人，因此他对集体逃往苏联的主张兴趣缺缺，只想在国内自己折腾，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我认为，只有在这背景上还原人物，才能获得对历史事件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D、老蒋的难处

这问题与张毛之争无关，是稀里糊涂网友提出的，他认为老蒋应该全力剿共，不该调张学良去。

老蒋当然有祸国私心，我被封从德、柴玲打断的《蒋介石的自杀术》就是准备从头痛数他的失误的，但老蒋派张学良剿共倒难深责，盖他也有难处。

九一八事变前，宁粤分裂，大战一触即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方迫于舆论压力握手言和，但那只是表面的，短暂的和平只有三、四年光景。老蒋抓住了这黄金窗口在中国腹地根除了赤祸，值得充分肯定。即使是在此期间，仍有“福建事变”爆发，可见老蒋剿共之不易，堪称鲁迅说的“侧站着战斗”，一面剿赤匪，一面防军阀暗算。

可惜老蒋的仇敌实在太多，最主要的还是胡汉民。哪怕是在黄金窗口中，胡也在串连组织各地军阀倒蒋，而日本人更是大力资助两广军阀，怂恿他们与中央对抗。1936年6月至9月，“两广事变”爆发，双方出动几十万大军，调集飞机大炮，准备大打出手。与之相比，穷途末路的红军不过是疥癣小疾而已。老蒋哪还敢调中央军去痛剿赤匪？待到他的银弹打垮了陈济棠，广西军阀不得不与中央政府妥协，他才能再度专注于剿共，为督战飞到西安去，接下来的就是那千古烂事。

所以，换任何人去坐老蒋那位置，恐怕都不会干得比他好。红军当时不过是实力最弱、名声最坏的一支军阀武装，并不构成对蒋政权的致命威胁。当红军被驱逐出腹地后，要蒋去含情脉脉地持续追求之而不移情别恋，似乎不是很可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