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芦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六）

作者：芦笛

B、张主席才是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要知道中央为何会在与张国焘会合前就商定怎么对付他，必须知道他的来历。国焘同志是我党有觉悟的老党员（此话抄袭《列宁在十月》台词），借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他不但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不为执行 “王明路线”的中央所容。他和张闻天代表的中央的斗争才是路线斗争，和毛泽东的斗争只是权力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完全是为了个人权欲，“忍着巨大的痛苦”（这是毛后来对他在苏区时强压下对洛甫的鄙视去接近洛甫时的心情描述），和错误路线头子们抱成团，斗倒了正确路线代表国焘同志。

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太离奇，同志们大概难以接受，不过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党所谓路线斗争，在那段时间指的是中共党内土著实干派与共产国际的斗争，而国焘从来都是反国际的，当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他和毛泽东的成长过程相当不同。毛直到到了延安后，才开始从“政客”成长为“政治家”，而国焘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家。

所谓“政治家”，就是对该怎么干革命或治国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想法（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理念”）的从政者，用我党的行话（jargon）来说就是有自己的“路线”；而所谓“政客”，就是毫无这种想法，但精通权术，只知道追求个人权欲的从政者。张毛的不同阅历与眼界，决定了两人成长速度的不同。

两人都是建党元老，但毛历来是边缘人物，而张历来是中枢人物。张受过比毛泽东更完备的教育，拜新文化运动之赐，思想比较新潮，有点西方文明常识，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从建党那天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在大革命中，他处于漩涡中心，算得上是决策圈里的风云人物，与各派领袖诸如孙大炮、太上皇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等人都有过过从或是打过交道。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曾参与幕后策划，诸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国共破裂后的南昌起义等等。所以，如果说我党早期的精神领袖是陈独秀，那实际领袖就是张国焘。

此后他又到苏联去，除了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外，还去列宁学院旁听，啃《资本论》，其理论素养绝非毛氏可比（毛终生未读那本共产党人的圣经，这点连王力那知青都看不上）。而且，他一直在和共产国际形形色色的代表打交道，对那些人乃至苏共到底有点什么水平，早就心头雪亮了，绝不会如土鳖们一样，对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和斯大林怀有宗教式敬畏，断不敢怀疑上帝也会错。

正因为此，早在党的三大时，他就强烈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预言那必然是共产党人为国民党抬轿打工当牛马，最后还要引起国民党猜疑，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触怒了马林而被踢出了中央。

此后马林失势，张国焘回到中央。但他仍然不满于共产国际路线，认为鲍罗廷是个只知道玩手腕的“策略家”，曾向鲍罗廷指出，中共没有武装，不可能如斯大林指望的那样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要求鲍罗廷用俄国军火武装中共控制下的工农。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

国共破裂后，他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认为那是革命低潮，我党只能隐蔽下来，保存并秘密发展实力，不宜搞自杀式的“儿戏暴动”，为此跟瞿秋白吵成仇人。作为反对派代表，他被召到莫斯科去，在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面前慷慨陈词，历数了国际的错误，颇受布赏识，影响了布为中共六大制定的政治路线。

以后斯大林拱垮了布哈林，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得势，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宿”等知青跟着鸡犬升天。国焘曾作为中共领袖，参与解决中山大学事件，因主调和态度而与米夫及其亲信博古等人有过冲突，而就是这伙人后来把持了中共中央。

以上历次“路线斗争”都是写在官方党史上的，第一次据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正确路线代表，可惜党却忘记告诉大家，毛在当时有些什么针锋相对的主张，又是与错误路线头子怎么斗争的。其实若要说有正确路线代表，则非国焘莫属：除了立三路线那阵子他在苏联未能躬逢其盛，其余三次错误路线他都坚决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之所以有这些烂污“路线斗争”，其根源是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绝对服从莫斯科的领导与指挥，而莫斯科对中国极度无知，并不具备充当中共导师资格， “外行领导内行”，就必然引出灾难，国焘同志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

“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拼凑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所能做到的又是什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我的回忆》，第二册，275页）

所以，我党早期所谓“路线斗争”，说穿了就是土著内行与毛子外行的争吵。俄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文明优越感更加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灾难，鲍罗廷曾对国焘流露过这种傲慢心态：

“鲍罗廷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的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什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廷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同上，118页）

这种将中国视如无人之境的傲慢态度，大概是从斯大林那儿来的。斯大林当国前，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无论级别还是水平都还差强人意，加拉罕、越飞都是苏联当时的副外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是列宁的朋友；鲍罗廷的政治手腕据说相当高超，一度成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领袖；加伦将军（布柳赫尔）则是苏军最早的五大元帅之一。但斯大林斗倒托洛茨基后，便彻底把中国当成无人之境，以为“在瞎子的国家，独眼龙就能当皇帝”，派来的特使都是他在“路线斗争”中提拔起来的蠢青。那些人自命正确路线代表，唯一精通的就是路线斗争，别的什么都不会。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描写的罗明那滋就是一例。时值国共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党人悲愤交加，准备复仇，罗明那滋正在这当口上被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革命。此人其时才有29岁左右，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气势汹汹地大骂张国焘与瞿秋白，说陈独秀犯了错误，必须撤职甚至开除党籍，而瞿张两人必须戴罪立功。国焘大怒，因请教他：现在南昌暴动在即，请问钦差，暴动的领导机构应叫什么名义，宣布什么政纲，如何组织，采用何种策略，如何动员各地工农起来策应？此外，暴动需要大量的钱与苏俄军事顾问，起义队伍到达东江后必须从苏联获得军火与物质，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钦差一下就傻了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答曰待他向莫斯科请示。国焘再三告诉他事情十万火急，不能坐待请示，必须马上决定也没用。国焘因忖道：

“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看成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到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同上，280-282页）

可惜斯大林意犹未尽，还要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特化（bullshitised）而斗争”，把中山大学那些“站对了队”的蠢青源源不绝地派到中国来，塞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位。这伙人与张国焘的关系，犹如去剑桥演说的温家宝与台下坐着的爱国党员同学一般。然而因为有斯大林走狗米夫的支持，便排众而前，变成了中央领导人。他们和罗明那滋一样，只懂“反机会主义”，唯一的本事就是在中国逼真复制在中山大学学会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用的手段还相当毒辣。

在米夫的操控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由周恩来出面，违反党章，把区委干部王明同志塞入政治局，还把并非中央委员的张闻天提为中央宣传部长。这种做法引起了老同志们的强烈反弹。何孟雄等人向共产国际要求，把张国焘和蔡和森派回国领导中央，并与罗章龙等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宣称拒绝承认四中全会合法性。但何孟雄等17人在旅馆秘密开会时，却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不久就被杀害了。于是四中全会没有表决就散会了，而王明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员何以被捕，至今是个疑案。据张国焘说，罗章龙认为那是王明借刀杀人，向国民党告密的结果。此说要比“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可信得多。据张国焘说，他回国时，米夫和王明已经重返苏联。代理米夫的是一位波兰青年，“他竟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 （同上， 461页）。如果这段证词可靠，则米夫和王明确有重大的嫌疑。

王明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向忠发被捕叛变。向是政治局主席，掌握所有的秘密。他与此前的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中央再也无法立足，只能作鸟兽散。王明随着米夫返回苏联，周恩来决定去苏区。王和周分手时与远东局秘密商定，由顾顺章等人不认识的留苏海龟组成临时中央维持工作，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把权力交出来。于是并非中央委员的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便成了临时中央委员。这个临时中央只是个应急的临时机构，但它迁入苏区后，其教父周恩来却隐瞒了内幕，于是就成了正式机构，24岁的知青博古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总书记（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所以，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都是“塑胶胸脯朦胧胎”（附注，此乃著名网络诗人易明先生的名句），来历不明。

张国焘回国时，王明已经走了，周恩来还在上海，但不久后也去了苏区。据张自称，若何孟雄等人还在，他可以团结老同志们，要求召开五中全会，揭发米夫派的罪恶，把王明等人撵出中央。但现在老同志被一网打尽，此举并无胜算，可能会造成党的毁灭。为顾全大局，他不能不投鼠忌器，接受既成事实（《我的回忆》，第二册，463页）。

明白了这些背景，则立即就能洞见张闻天、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为何要对国焘封锁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和人事变动。据李德说，在两军会合前，博古就对他表达过担忧：

“博古对这些消息显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然而，以后的发展表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68页）

博古的确有充分的担忧根据。从表面上看，毛与张确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建党元老，都有很强的野心和领袖欲和出众的才干，都在党内军内有很高威望，都是“老右倾”，一言以蔽之，都是土著内行，都鄙视他们那些米夫教出来只会搞路线斗争的蠢青。两人若是联手，以他们对军队的控制与在群众里的号召力，要把蠢青们撵出中央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两人的相似也就止于此。博古没有看到两人的区别：张国焘早就是视界相当开阔的政治家了，对怎么干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其时毛泽东还只是个政客，并无什么路线可言。他当然鄙视“洋房子先生们”，但自己毫无理论素养，对马列的认识就只限于苏区油印的几本二手货，连马列的基本概念都要误会到八万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去。连博古那种知青都能看出毛心目中的“阶级斗争”就是农民战争，跟马列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在那种宗教运动中，谁对圣经更熟悉，谁就能抢占道义资源，获得话语霸权，《红与黑》上的于连同志不就是靠背拉丁文《圣经》出人头地么？

更重要的是，与张不同，毛始终游离在革命运动和权力中枢之外。大革命中他是汪精卫的秘书，一度被党人讥为“汪精卫的跟班”，与张国焘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两回事。国共破裂后他一直在荒山僻野当山大王，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权力中心，从未去过苏联，也未如张那样与形形色色的国际领导和钦差们打够了交道，对国际共运没有起码的感性理性认识。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都是远方的上帝，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怀疑他们的绝对正确，更提不出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来。此时的他对政治完全是白纸一张，在党内也只以“军事专家”知名，周恩来就曾介绍过“泽东同志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确如此，他与“洋房子先生”们的冲突，也就是只限于局部的具体军事问题，并不曾如张国焘那样，认为留苏派乃至国际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博古说他是“狭隘经验论”，这话也没说错。毛终生也不具备理论能力，乃是他批的“经验主义者”。即使是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路线”，他也顶多只能拿战略战术失误说事，从未能在政治路线上作理论批判。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是，作为政治家，张更习惯于列宁党那套，亦即如托洛茨基一样，在党内公开提出反对派意见，根据党章规定的程序解决分歧。即使要夺权，也得按正当组织手续进行。就连斯大林早期都做到了这点：他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是靠表决，非常手段是后来才使用的。据张自称，他强烈反对使用敌我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斗争，对周恩来暗杀党内同志黄警魂非常愤慨，还坚决拒绝了凯丰要在四方面军建立保卫局，以特务监控红军指挥员的提议。当然，如所周知，洪洞县里无好人。张国焘治下的苏区肃反是有名的。但从他与中央斗争的表现来看，他的手段要比中央光明正大得多。

张和毛的最后一个重要区别是，两人的名声都很大，但毛只是沾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光，与朱德一样在红军战士中拥有极高知名度，但并不受将领们爱戴。跟他共过事的人都无法忍受他的专横跋扈，唯一可称死党的只有后进军人林彪。然而就连林彪同志也在会理会议前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密谋倒毛，据聂荣臻揭发，在两军会师后，他还接受张的拉拢，有跳槽模样（《聂荣臻回忆录》，懒得去查书给出页数来了，以后出书再说吧）。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中。

从张的自述看来，他的私生活似乎颇干净（否则早被揭发出来了，好像也就只有一个夫人），而且似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从鄂豫皖突围而出时，他们不得不扔下两千伤兵，引起士卒普遍不满。待到危急关头度过后，他便下令抬着伤兵走，关心救治伤病员，在野营时把旷野上仅有的茅房让给伤病员睡，自己去和大军在野地露宿。伤员们非常感动，一致要求张主席进屋跟他们睡。盛情难却，他只好去和伤兵们睡在屋里。伤兵们为了怕妨碍他休息，竟然忍住不呻吟。自此之后，战士们才意识到当初抛掉伤兵实属不得已，云云。

这当然很可能是自吹，不过仍可得到旁证。抛弃甚至杀害伤兵乃是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据龚楚说，红军内部的保卫局特务不但负责监控指挥员，防止他们叛变，必要时加以杀害（李明瑞就是这么死的），而且负责枪毙掉队的伤兵，以防他们被敌军抓获后，泄露大军去向或其他机密。红一、三军团秘密逃走后，竟然扔下几百名伤病员（《西安事变新探》，20页），这做法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极大愤慨。如果四方面军也有类似优良传统，恐怕不会引出这种情绪反应来。

而且，四方面军对张主席的赤诚拥戴是有名的。后来老张挨整，许世友等人甚至想造反。与林彪、彭德怀等人在四渡赤水后密谋倒毛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红四方面军也不曾如红一方面军那样，长官由士兵抬着走了两万五千里。老张在回忆录里曾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对将领似乎也比毛爱护得多。他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刘伯承被关了禁闭，想不通跳崖自杀了。他也不曾把他打成“以自杀叛党”的高岗式反革命。一、三军团逃走后，扔下了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与红12军。这些队伍似乎既未被改编，将领也不曾受到清洗或批斗，至少我党从未作过此类指控。红五军团一直由原国民党军人董振堂率领，直到北上，在宁夏战役中被胡宗南部隔断在黄河以西，董本人战死在甘肃高台。红四方面军将领可就没享受过这种信任，大家都纷纷“脱裤子割Ｘ巴”，与张国焘划清界限，这才逼得许世友等高级将领几乎暴动越狱。

李德的证词也为以上论述作了旁证：

“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张的野心和权欲都不亚于毛，像毛一样他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与毛不同的是，张多年来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深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赏识和器重。毛本人曾多次、特别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颂扬的口吻特别强调指出，张作为中央在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和第四军团的总政治委员，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张国焘在四军团（芦注：即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同中央红军中的情况相类似，作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决策都由他制订；相形之下，司令员徐向前在他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芦按，李德记错了，政委是陈昌浩。张是中央特派员、中央局书记和苏区主席）。

不难预料，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围绕着争夺党内和会师后军队中的领导权问题必将出现一场斗争。但是就毛这方面而言，因为四军团上下团结紧密，而且时间也很紧迫，要像‘中央三人小组’在江西进行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争论必然在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上和未来军事战略方面尖锐起来。”（《中国纪事》，168-169页）

这意思是说，四方面上下团结紧密，毛没有可能分化瓦解，夺取军权，因此只能在战略上和张吵闹。连李德都看出毛张之争只是权力斗争，若论实际的军事战略，他俩的共同语言要比与洋房子先生们多得多。真正的路线斗争是在国焘与闻天、博古等人之间展开的，毛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和那些人结成权益婚姻罢了（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套毛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势是“毛张洋，三国志”——毛泽东、张国焘和洋房子先生们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如果毛和张联手搞掉洋房子先生们，则张无论论声望、资历、理论素养、实力都要远远压倒毛，论实际才干也不逊于他。他不但没希望做一把手，还要担心张把他搞掉。这就是毛为何要说和张会合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好容易挤入决策圈，成了中央书记（相当于常委），离一把手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却又冒出来个张主席。他当然别无选择，只能“忍着巨大的痛苦”，和洋房子先生们站在一起反对张。他知道，和张比起来，洋房子们不过是纸糊的，如列宁同志教导的那样，“一推就会倒的”，真正的敌人还是张国焘。

两害相权取其轻，洋房子们当然也只能选择毛。毛和他们并无深仇大恨，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台的，又不过是个土鳖，丝毫不懂马列，不过是懂点《孙子兵法》罢了，从未有过什么政治主张，若争论起来，让人家劈头盖脸甩上几句《圣经》便只能哑然，顶多也就只能为他们打下手，断不至于把他们统统撵出中央去。而张得势后就可没这保证了。

这就是过草地前的“蜀吴联盟，共抗曹贼”，区别只在于国焘并非曹贼，而毛虽然实力不足，心计可胜曹操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