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调査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作者:light12  于 2021-11-8 08: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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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
《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创办《群众反映》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
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
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
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
,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
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 ,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
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
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
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
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
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
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
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 《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
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
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
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
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
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
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 《群众
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
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
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
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
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
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
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
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
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
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
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
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
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
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
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
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
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
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
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
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
,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
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
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
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 。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
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
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
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
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
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群众
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
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
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
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
,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
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
反映》 ,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
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
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
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
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
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
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
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
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
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 。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
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
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
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
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
“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
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
》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
,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
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
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
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
宝。据说 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
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
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
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车子、房子、票
子、女子、位子) ,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
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
,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
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
已经变成了“牛金星”、 “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
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 “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 “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
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
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
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
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
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
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
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
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
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
。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
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
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
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
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
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
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
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
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
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
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
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
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
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
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
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
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
,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
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
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
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
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
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
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
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
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
,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
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
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
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
,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
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
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
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
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
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
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
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
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
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
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
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
,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
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
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
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
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
,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
,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
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
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
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
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
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
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
,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
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
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
。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
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
。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
,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
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
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
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
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
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
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
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
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
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
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
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
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 、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
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
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
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
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
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
。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
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
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本文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会和会后党内出现的两条道路斗争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就在我主办《群众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龚子荣通知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这个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当谈起责任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些责任全都应由中央来承担,却丝毫不说他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在当时会议的现场上就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我当时在现场听了心里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在刘少奇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很嘈杂。
  由于刘少奇的讲话是口头讲话,后来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个文件,里面汇集了中央领导在大会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刘少奇在会上说的那些尖刻的话上面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知道,刘少奇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一贯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刘少奇也同样是表现得很“左”的。当年毛主席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九篇文章里,就点了胡服(即刘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他也是像个没事人那样的大批王明的“左”倾,一点不提自己在那个时候所犯的错误。后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他就说“五一六通知”里面讲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会议上批斗了朱德。
  紧接着,第二天林彪就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那天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彪手里拿着几张稿纸,可他并没有照着稿纸来念,而是脱开稿纸讲的。林彪的声音非常洪亮,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前面说了几句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就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鸦雀无声。我在现场听了之后,所感觉到的效果要比后来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这与刘少奇讲话时的会场气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信就大为提高了。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毛主席的讲话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语言生动,诙谐幽默。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会上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他的讲话起伏跌宕,时而满堂大笑,时而静默无声。毛主席讲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错误,都由他第一个来承担责任,因为他是党中央的主席。所有与会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毛主席讲话的主题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毛主席要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呢。建国十几年了,前面几年走得都很顺。当时担任党和国家的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是从长期的战争中打出来的,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是战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觉悟。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国家政权的运作,和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都是没有经验的,对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则可以说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有的甚至连文化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他们有的只是战场经验和对部队的管理经验,最多也只是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但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热情和干劲,他们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硬是把这么大的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而且外部条件也极其恶劣的中国搞得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56年召开“八大”,毛主席让田家英给他起草开幕词的时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经过了“大跃进”的高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这些在管理上、技术上缺乏经验和知识的问题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像在大跃进时期的“命令主义”、“瞎指挥”,有些表现不但是幼稚,甚至是无知的。但你不能说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坏的,而是他以前在战场上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在战场上,你违背客观规律,那是会立见胜负,马上就看到后果的。但在经济建设中,你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结果的,可能要过些时候才会尝到滋味的。所以,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党包括毛主席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不过,对于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毛主席始终认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要干社会主义的,是急于想让国家摆脱经济落后情况的。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识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时候,就被毛主席认为那是企图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七千人(在这个七千人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不是红军指战员、就是抗日老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主要是强调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动承担了中央的第一的责任,也主要就是为了不过多追究底下人的责任,而让大家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2、参加小组的讨论
  我是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会议的。同时,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会议。我们两个是可以任意到各个小组,参加旁听他们小组讨论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地反映给中央领导。
  由于安徽的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的次数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当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的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在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
  我参加小组讨论后,就把所听到的这些情况,通过“情况反映”汇报了上去。刘少奇也知道了有关的反映,他听说由于曾希圣本人也在小组讨论的会议上,所以还有好些人不敢在会上发言。后来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去参加了。这样在后来的小组会上,发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除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决定。
  我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候是负责电台的,是他领导破解了国民党军队来往电报的密码。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解不了的密码,他都能破解出来。那时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后来是从部队的情报部门调出来当省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么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他都不关心,还要把反对他搞浮夸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呢?可见一旦地位变了,人也容易变。
  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大会上说,对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进行检查,并责成他们汇报对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而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而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就亲自派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林克,去河南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当时是中央监委书记)亲自带人去安徽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圣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听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揭发,当地政府把中央调查团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饿的村民,都集中到几个偏僻的村里,每天供应他们一些稀饭喝,等中央调查团走了,才让他们回去。而那些饥民们由于被集中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样中央派下去的调查团,最后也没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调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中央就决定把曾希圣调离安徽,让他到华东局去当第二书记,实际上是闲置了起来。中央决定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的省委书记。李葆华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是很有感情的,他亲口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后来在文革中,我和李葆华谈过一次话,他说他当时在安徽搞的是“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他搞的责任田是集体的。他对“包产到户”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华一上任,就处理了原来曾希圣底下的一些人。李葆华的工作作风与曾希圣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安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保李葆华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强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里面,却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华处理过的原来曾希圣的那些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终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华的。
  在会议期间,我也去参加了几次四川的小组会议。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我去四川种过粮,尽管四川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有“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在困难时期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但在最困难时期,四川还拿出了很多粮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对我说:1959年,你们在四川作的调查是对的,我错了。当时我还跟田家英争论,被主席批评了。现在我已经给田家英道了歉。因为那个报告是你写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个老同志了,那时头发就已经都白了,他态度那么好地来给我这么个小干部道歉,我当时是很感动的,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过他不好。


3、调查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的调查更加细致地展开了。
  当时后楼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了全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这件事是由陈麒章具体负责,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后楼研究室的时候也是协助做这方面的事,当时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也是个老干部,他也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别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这800万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朝末年的大灾荒,死了2,000万;抗日战争的死人总数是3,000多万。而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由综合组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反复的集体核实,研究做出来的,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数据还有不准确的地方,那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可以当作食物的动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饿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个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
  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调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话。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了人。其实,办食堂是不会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当然,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但这些浪费根本不足以导致后来发生的饥荒。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事实上,办食堂是刘少奇首先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可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多浪费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个他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曾经问过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与其让一些干部贪污了粮食,还不如让食堂把粮食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把我写的和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一起批给了大会。
  困难时期的饥荒也并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是在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那时,在我去新繁县大丰公社种粮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光一个队这样,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就开始出现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是拨了粮食给公社的,我们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去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小队里面吃饭,都没怎么吃饱过。那时工作队有规定,不能自己带饼干等干粮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
  当地有些农民小青年,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尤其是讲历史故事,他们觉得比他们听过的说书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总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点来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但她还是每次都带些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大家发现后,都不忍心吃她的东西了。
  我们下去后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他还告诉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到1959年夏季收获后,全国普遍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开始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比较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放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到了开春,如果农民连种子粮都没有了,那明年的生产就不能维持了。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用来对付粮荒。我们到大丰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葫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买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这我都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你一来,我们就注意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当时,我还带着一点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赶紧骑车走了。这事儿是都发生在1959年初。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与此同时我也见到,尽管四川的粮食已经很紧张了,自己都吃不饱,老百姓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持全国。
  我从四川回到秘书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有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去河南、山东的干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给毛主席。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
  1960年夏,我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试验田,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问他四川有没有饿死人的事。他告诉我:“别的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1959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田里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地里了。这个情况我1964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不过这还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遭遇了自然灾害,一个就是“浮夸风”。
  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其实当时北方发生大干旱、南方出现大水灾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他不是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诿过于人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浮夸风”。可他自己和邓小平却正是这个“人祸”的主要责任人。
  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不断讲话,要求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春、夏之交,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直接发到生产大队支部这一级,并要大队的干部直接去给农民去讲,要他们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风”。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把毛主席的信传达下去,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大队,这还是我们工作队去传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前面说过,开始是田家英亲自去广播站读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后来就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还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实际只有500斤,最多也不过800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粮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粮食都不够了,武汉面临了断粮的危险。他就派人去把长江上从四川经武汉运往上海的粮食抢下来。后来上海把这事告状一直告到主席那里。
  田家英与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诉我,那时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发生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是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向我们逼债,为了还债,征收了大量的农副产品。所以,市场的供应很紧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扩大到全国的县级以上(当时又叫“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军队)一共七千多人来一起参加,这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件事的本身就体现了毛主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的气魄。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认错的大会,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为了从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中走出来,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提出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好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征询过意见,但他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如何如何”。是用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即大队。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让1961年成为调查年。他亲自下令让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到不同的地方继续去搞农村调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农村情况就开始大为改观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解放初的初级社,一般是10到20来户人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抓了三件事: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错误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废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62年的时候,当年我在四川种试验田的大丰公社有个干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这里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我当时就把这封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到了这封信,非常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在一线的刘少奇来负责。可是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所作的判断。把形势说得是一片黑暗。认为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三七开”,而是错误占了主要的地位了。这些东西首先都是由陈云提出来的。在文革中,总理要财贸口的领导与造反派批判陈云,就把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看法当然也都是和陈云的看法一致的。总理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赞成,有些地方反对。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是一片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其实对形势作悲观估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实行“包产到户”作舆论准备的。陈云当时就是竭力主张“包产到户”,甚至要“分田到户”的,他说如果不搞“包产到户”,那恢复经济至少需要八年,搞“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而刘少奇则更过分,他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这些也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批评的“单干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因为反对“浮夸风”而受到错误打击,以及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一来,连彭德怀都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提出要翻案。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批评的“翻案风”。


6、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主席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少奇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
  但实际上刘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少奇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高岗、彭德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驾驭党内斗争的高超的艺术。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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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 wcat 2021-11-8 22:55
哪个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个家庭不是要饿大家一起饿,,有饭大家一块儿吃?哪个家庭会让一个人活活饿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人饿死,那其他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如果发生大规模饿死人事件,没有饿死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
4 回复 light12 2021-11-8 23:39
wcat: 哪个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个家庭不是有饭大家一起吃?哪个家庭会让一个人活活饿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人饿死,那其
戚本禹讲800万。中央讲1000万。你讲多少我不关心。毕竟你没有他们权威。对不起。
5 回复 总裁判 2021-11-9 01:08
wcat: 哪个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个家庭不是有饭大家一起吃?哪个家庭会让一个人活活饿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人饿死,那其
你究竟相不相信我党?相信的话至少现有三种以上我党批准的公开出版物显明三千万至五千万的饿死者,你不知道的话连党都不会夸你,你不相信的话党会处置你,信不?
4 回复 总裁判 2021-11-9 01:14
wcat: 哪个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个家庭不是有饭大家一起吃?哪个家庭会让一个人活活饿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人饿死,那其
你最最崇拜的习近平,连他说到我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他都没有表示出对饿死鬼的怀疑,也没有指责那些否定这段耻辱史的研究成果是历史虚无主义。而你对史实既疑神见鬼,又奉行光荣历史主义,因为这一点,连戚本禹那样的保皇党死了可能还要拜托你,继续,继续。
1 回复 wcat 2021-11-9 01:21
light12: 戚本禹讲800万。中央讲1000万。你讲多少我不关心。毕竟你没有他们权威。对不起。
是否权威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有科学根据。他们有吗?没有!而我有!
1 回复 wcat 2021-11-9 01:22
总裁判: 你究竟相不相信我党?相信的话至少现有三种以上我党批准的公开出版物显明三千万至五千万的饿死者,你不知道的话连党都不会夸你,你不相信的话党会处置你,信不?
记住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
5 回复 总裁判 2021-11-9 01:25
wcat: 记住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
相信党,尊重上级领导,这才是你该强调的。
2 回复 总裁判 2021-11-9 01:33
wcat: 记住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
钱学森大科学家,他当年的表现加剧饥饿死亡数的增长,连毛主席都信他(其实是在利用他)。所以,所谓”相信科学”,是在极权统治下的一种宣传,争取让更多的民众越变越愚。科学哪,你能比科学更可信么?所以越叫嚷尊重科学的地方,愚民越多,而真正以科学精神为首的民族,如以色列,推崇的是自由探索,自由发表,自由选择,否则科学是一具屠刀,握在李森科那样的人手里。
(知道李森科么,钱学森的科学老前辈,学森哪,学习森科同志)
1 回复 wcat 2021-11-9 02:20
总裁判: 钱学森大科学家,他当年的表现加剧饥饿死亡数的增长,连毛主席都信他(其实是在利用他)。所以,所谓”相信科学”,是在极权统治下的一种宣传,争取让更多的民众
废话少说,拿出科学根据来!你若没有,请找出来谁有。如果都没有,你就应该闭嘴了。
2 回复 SAGFS 2021-11-9 03:28
花天酒地组织出钱 周恩来夜召女服务员做这事(图)     看中国网站
2021-09-13 11:00


周赚到了
===周不暗里大肆宣传自己才傻呢,才会导致身后四五事件. 天天茅台醉日日美味佳肴,条件只要一个护好毛.

大酒鬼许世友人人知道, 但仍旧还是喝不过周在酒量上之惊人. 都有记载.
4 回复 light12 2021-11-9 07:59
wcat: 是否权威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有科学根据。他们有吗?没有!而我有!
谢谢。早就知道了。不要重复了。成了祥林嫂。
4 回复 七把叉Archie 2021-11-9 10:20
毛共大小五毛们,抓修正主义分子。中共最大的腐败分子就是毛泽东,窃国大盗,公器私用,把整个国家弄成自家卧室那点事。他老婆,小妾,侄子,女朋友,都可以莫名其妙的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这才是最大的腐败。那些多吃多占,楷公家油的小打小闹,和窃国大盗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2 回复 wcat 2021-11-9 12:59
light12: 谢谢。早就知道了。不要重复了。成了祥林嫂。
如果只相信权威的话,你现在还在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
3 回复 light12 2021-11-9 16:09
七把叉Archie: 毛共大小五毛们,抓修正主义分子。中共最大的腐败分子就是毛泽东,窃国大盗,公器私用,把整个国家弄成自家卧室那点事。他老婆,小妾,侄子,女朋友,都可以莫名
也是
3 回复 light12 2021-11-9 16:13
wcat: 如果只相信权威的话,你现在还在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
是的,不是人人都像你反党,反中央,自恋,我们是平头百姓离你太远。你自以为是不世出的天才。即便这样,也要尊重别人。不要成为祥林嫂。你应该记得要你批判芦笛你说没时间,我可没有缠住你不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没时间可不可以?
2 回复 总裁判 2021-11-10 05:45
wcat: 废话少说,拿出科学根据来!你若没有,请找出来谁有。如果都没有,你就应该闭嘴了。
科学在你党妈手里还能有什么证据?不过,前面你装作没看见,出处正是党妈那几年韬光养晦的时候提供的。那是不是废话?你别装糊涂。
2 回复 总裁判 2021-11-10 06:00
wcat: 如果只相信权威的话,你现在还在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
你崇拜的权威是司马南,金灿荣,张维为,周带鱼等等,于是你若干年前中毒了,却死要面子不承认,人家早年都热爱毛主席,热爱我党,但现在谁还要那个面子?你不会从国侨办那里拿钱的吧,要不然怎么比王沪宁还要无耻,竟然还在高唱“三面红旗”赞歌,不会有点障碍什么的,吃药了没有,要不去做个CT?
1 回复 wcat 2021-11-10 11:22
总裁判: 科学在你党妈手里还能有什么证据?不过,前面你装作没看见,出处正是党妈那几年韬光养晦的时候提供的。那是不是废话?你别装糊涂。
请问你上过中学没有?如此简单的科学道理都不懂,还出来到处乱晃,不觉得丢人吗?
1 回复 简翎 2021-11-11 07:45
早年还以为高层多么清廉呢。
1 回复 light12 2021-11-11 16:06
简翎: 早年还以为高层多么清廉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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