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时间: 23 6 2009 08:45

 

4）后事

中央率红一、三军私逃后，右路军的剩余部分随即再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四方面军此后干了些什么事，官方除了辱骂外，基本不曾介绍过。这么做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极不公正。下文所说是从张国焘与徐向前的回忆整理出来的。

A、“另立中央”

四方面南下到了卓克基镇（据徐向前说是在脚木足乡，卓克基镇与脚木足乡都在马尔康县，相距约30公里），张国焘在该地召集了高干会议。据徐向前说，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据张国焘说则是“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这数字似乎太高了，高干而能三千，那也就不能叫高干会议了。看来还是向前同志说的可靠，顶多也就百把人。

据徐向前回忆：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国焘同志这些指责，除了私率一、三军出逃、分裂红军这条外，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的指责：中央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不光是军事路线问题。毛后来对中央领导人的辱骂，比国焘更胜数筹，他写了几篇极尽恶毒挖苦嘲讽之能事的杂文，死前还找出来反复阅读，爱不忍释。和那比起来， “吹牛皮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等等只能算是小儿科。

中央外逃苏联倒不能简单视为逃跑主义。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飞机大炮厉害，而红军没有重武器打破敌人的碉堡政策。不去苏联搬兵，也弄点飞机大炮来，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打倒蒋介石”也就是一句空话。这话他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说过，如今已是公众知识，连官方的“长征纪念馆” 对榜罗镇会议的介绍，都明白写上了“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有力批驳了“北上抗日”的天方夜谭。我认为，外逃是现实主义，不能算逃跑主义。的确，正如李德指出的，毛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在五次围剿中根本不起作用，盖国军不管红军如何引诱就是不深入，只顾修碉堡，步步推进，缓慢绞杀共军，而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拿碉堡一筹莫展。当时李德就曾问毛泽东，无法诱敌深入该怎么办？毛还不是什么都答不上来。

当然，国焘坚持留下来斗争，似乎也有资格指责外逃者为逃跑主义。不过他之所谓坚持斗争，无非是钻进大山去罢了。这可能是斯大林给他的启示。斯大林接见他时，曾经观察到，连像刘存厚那种老军阀，都能占个地方当土皇帝，一直从袁世凯时代熬下来，红军为何不行？或许就是为此，国焘才对藏边如此感兴趣吧？这其实是裘千仞的法子：打不过老顽童周伯通，那就远远地逃到西北苦寒之地去，难道你还会追到那些不毛之地来？

向前同志说，国焘提出另立“中央”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会议冷了场。国焘于是请“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与老张的证词一致。老张说，五军团和九军团出席会议的同志“纷纷指责毛泽东等行为不当，说他们同属一方面军，以往有重要军事活动，都事先得到通知，这次毛却私率13军团北上，不曾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我的回忆》，第三册，272页）。

不过他没像老徐那样，强调指出了某位军长“很激动”地忆苦思甜，扭转了会议气氛，对另立中央作出了关键贡献。这人是谁？会师后建制缩小，五军团和九军团改称五军和32军（国焘误记成12军），编在右路军中。军长分别为董振堂与罗炳辉。老徐这儿说的“一位军的干部”多半是五军军长董振堂。

红五军团前身是国军第26路军，董振堂与季振同都是该军旅长。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与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起，发动了宁都起义，率1.7万官兵加入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

我党对这支队伍极度猜忌提防，不久就将该军团与信得过的1、3军团混编，将五军团的14军编入3军团，15军编入1军团，只留下董振堂的13军。此乃老蒋收编杂牌部队的绝招，季振同等人如何不知？他们原来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没成想我党根本不信任他们。季振同提出的人事任命都被否决了，还备受揶揄，于是便跟黄中岳等人发牢骚，却被人汇报上去。于是两人都倒了霉。我党抓住冯玉祥派人招降一事作文章，将他软禁起来，其实那事是他主动检举的。

到此地步，老季还以为当革命军人就如同当军阀一般，不行就下台“出国考察”——漫说倒蒋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连杨虎城劫持蒋介石后也能“出国考察”。于是他便向我党提出这一请求。我党将计就计，决定对他实行秘密逮捕。季蒙在鼓里，取道厦门出国，走到半路就被抓起来。1932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死刑，后经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减刑免死。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下令将季、黄等人秘密处决。

不难想象老董的感想如何。他虽侥幸免了一死，毕竟深知自己是入了另册的人，红五军团乃是后娘养的，专门充当最危险的后卫，为大军打掩护。李德不知其中奥妙，曾在《中国纪事》中说，不知什么原因，五军团被认为是最善于打掩护战的，尽管他们的其他战也打得很好。强渡湘江时，该军团为全军后卫，伤亡过半，34师与敌激战4天5夜，自师长以下5000人全部阵亡。在渡过金沙江时，五军团又是后卫，守在江边9天9夜，打退敌军的三次进攻。

当然，这是不是向前同志说的“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的“具体事例”，后人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一，该同志实在是苦大仇深，很可能声泪俱下（“很激动”）。第二，他说的那些事实在太烂，四方面军从未有过，哪怕他们经历过著名的“白雀园肃反”，却也“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比忆苦会还悲愤。

从罗炳辉乃至九军团的遭遇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忆苦会主角。这从国焘的回忆中也可得到提示：

“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同上，278页）。

后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因为后者兵力实在太单薄（仅五千人），国焘还把32军（即原九军团）拨给他们，但5军一直留在四方面军旗下，可见他对董振堂倚重之深。或许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后来5军在宁夏战役中渡过黄河，与大军隔断，被国军包围在甘肃高台县，自董振堂以下全军3千多人悉数战死，董的首级还被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这慷慨壮烈倒有点像张自忠以死明志一般，而如此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却很奇怪地未被官方大肆表彰，以致有人在网上问：“董振堂为什么很少出现在影视中？当年五军团为长征立下汗马功劳，为什么在《长征》里面没有看到？”我想就是因为他当年忆苦思甜弄错了对象吧。

从徐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忆苦会一开，会议气氛便达到了高潮，群情愤激，一致谴责中央，那老张所说的与会多数人表示不愿再承认那个失去信用的中央，通过决议成立临时中央，选他为书记，待时机适宜时再召集党代会选举正式中央等语，自然也就不是他捏造出来的了。而且，从徐的表白 “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还可以看出，这另立临时中央的决议，是在会上经举手表决通过的。老张就算是篡党，毕竟还是按党内民主规矩篡的，比那非法私相授受的上海“临时中央”合法得多，自然也就比从后者脱胎而来的正式中央合法。

据官方宣传，我党高干以及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劫持他们的张国焘非法另立中央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伟大领袖据说还盛赞朱德“临大节而不屈”，许多宣传更是渲染朱德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与张国焘作斗争。

这是否属实？从徐帅的回忆录里看不出来。他说，朱德发言心平气和，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要他去反毛，他做不到，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而刘伯承则“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那就是说，他连要大家团结的话都没说。讲困难是否有“弦外之音”，则完全是见仁见智。至于徐说张因此怀恨在心，不久就免去刘的参谋长，调他任红军大学校长云云，我看就是牵强附会了。林彪同志也曾担任过该职，莫非那也是毛对他的惩办？

其实在那种悲情气氛下，个人很难力排众议，所以朱德说他不能反毛云云，只怕是徐为他追加的。刘伯承是何态度张未曾提及，但国焘转述的朱德语录的主旨，与向前说的其实一致。张说，朱德显得神情懊丧，对已发生的事认为不应该有，表示惋惜，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第一句话未必可信，关键在于后面那句话。不仅张国焘自己说他深以为然，所以未把事情做绝，留下转圜余地，而且徐向前转述的朱德说“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综合来看，朱德很可能扮演和事老：一方面，董振堂的忆苦是事实，他无法批驳；毛泽东等人瞒着前指、率一、三军私逃也是事实，他也无法批驳。因此他只能说：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中央这些事做得确实不妥当，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冷静考虑，不要做得太绝，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毕竟红军如果就此分裂了，真正高兴的还是蒋介石。

实际上，徐向前可以点出来的“与张国焘作斗争”的人物，除了刘伯承之外只有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就连陈是怎么个斗争法，他也没有举出具体言行来。除此之外他便谁都举不出来了，可见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如何跟张国焘“斗争”的。至于官方宣传中所谓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作斗争，迫使张同意北上等等就更是扯淡。徐帅说得明明白白：二方面军来前，他们业已同意北上，反而是张浩改了主意，要他们南下，要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在云贵创建根据地，坚决不同意他们与之会合，还是朱德坚持要策应二、六军团并与之共同北上，四方面军才在甘孜呆了下来，直到与二、六军团会合，哪来什么二方面军强迫张国焘北上的神话？论策应救援兄弟部队，三个方面军里谁也比不上四方面军。如果听中央的话，二、六军团只怕要在云贵全军覆没了。

从现有证据来看，张国焘不是一意孤行的独裁者，重大决定都是通过会议作出的。建立临时中央既未受到谁的强烈反对，原属一方面军的5军与32军也未受到整肃，就连我党都给不出受迫害人员名单来。徐向前本人自称曾在与张谈话时明确反对另立中央，还不是照样受张信任。而且，他的回忆录提示，朱德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总司令，重大决策都参与制定，其享有的权力只怕是他一生最实在的，与他在井冈山的痛苦经验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是张国焘的软穴所在。俚语说：“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若没与中央彻底决裂的勇气，还要留转圜余地，那就趁早别干那种事。既然干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意孤行干到底，哪能欲奸又忍，想吃又怕烫？

这一点连徐向前都看透了，他说，张国焘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因此，“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

这和张的表白一致。他说，临时中央曾电告毛泽东，他们虽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决定指挥全军。“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的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申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我的回忆》，第三册，273、276页）

国焘就死在这上头。他那临时中央其实是气急之下的泄愤之举，完全是意气用事。气过之后，他当然也知道，到底哪家中央合法，不在于是否符合党章，也不在于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而是由斯大林说了算。如徐向前观察到的，他知道洋房子们是斯大林的宠儿，不敢彻底得罪，因此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作出太决绝的事来，总是指望将来会跟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哪像个共产党人模样？倒更像温情脉脉的军阀们了。

毛泽东的党性就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他虽然没有见过斯大林，但大概早从自身经验中得知，斯大林是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只要你干出点名堂来，即使得罪了洋房子们也没关系。当年洋房子们要毛他打下去，老斯却独具慧眼，屡次制止他们，还把毛提成了中共 “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 “中国人民的领袖”（张戎、哈利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所以，老张若对毛有点起码认识，就会知道转圜是根本不可能的。立果同志早就观察到了，毛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只要他认为你对他构成威胁，哪怕是你跪在他面前苦苦求饶也没用。毛从率军私逃那时起，就再不会与张和解了，无论他是否另立中央都这样。老张见不及此，倒也无足深责，盖他虽然很早就认识了毛，但并不曾在一起共事过。但他若有老毛三分的泼皮狠劲和精明，就该看出，有如指望日后“转圜”，还不如轰轰烈烈干出点名堂来。是这，而不是与洋房子们或润之们的关系如何，才是让斯大林让他的临时中央转正的唯一正道。似他那样没有杀伐决断，就连老部下徐某人都看不上，岂还有问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