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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26 6 2009 06:40 曾经纯真（一） ——读《大梦谁先觉》 芦笛 今年64期间，香港推出了一批书籍，其中有丁楚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作者丁楚，原名房志远，现名房西苑，1982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自费赴美到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攻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其间参加了民联，任总干事与总部委员。后来变成臭名昭著的“共特”。现在似乎又回到北大执教，还在网上留下了大批讲学的视频，专门教人如何融资，如何发财。 此书写得不错，无论是思想性还是可读性都堪称上乘，最难得的是作者尽可能以中性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地叙说往事，从而为该书挣来了一种历史经典著作的地位。 这儿的“历史”当然不是“大历史”，而是只有美国博士生才会研究的海外“民运”小历史。西人注重分析法，博士生的课题，在习惯于“整体思维”的“大手笔”的国人看来琐屑得不堪一提，无论什么烂题目都可以拿来挣博士学位，例如研究“解放”前我党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就是一例。由此看来，日后美国博士生若有研究中国海外民运的，则此书乃是他们的必读教材。 该书的价值并不限于为历史留下证词，从文学角度来看也饶有兴味，作者文笔流畅，观察和表达能力都很出色，寥寥数笔即能勾画出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热情单纯、爱憎分明的纯感性动物蕾蕾，獐头鼠目、贼眉溜眼、翻云覆雨、毫无原则、以捣乱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唯一方式的呼延民（真名胡安宁），还有那个私交豪爽大方、公财锱铢必较、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林心声……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描绘这些人物，不过是忆旧而已，然而他信手勾画出来的这些形象，却能在读者掩卷之后油然浮上心来，久久不去。 例如作者的夫人（据胡安宁说后来和作者离婚了，嫁了一个姓吴的人）蕾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难以忘怀，那完全是个极度可爱，“女人气”十足的姑娘，这段描写就相当传神写照：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驱使她们废寝忘食地投入某种政治活动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爱情。“我帮我先生啊”就是不计一切世俗损益得失、不顾一切风险危险的足够理由。女人多勇士，男人多懦夫，我看就是这区别造成的，说到底是理性动物与感情动物的区别。 又如那个纯洁的林心声。此公是香港富商之子，在圣荷西有幢豪宅。然而为了民主信念，竟然开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风尘仆仆地赶到纽约的《中春》总部，为总部管财务。那时正值《中春》财务危机，“捐款”断了来源，他是准备来作义工的，头两个月都不给自己开工资，直到他确认捐款来源稳定之后，才开始给自己发工资。他生活节俭，但对组织和同志极端慷慨，和同志外出吃饭从来不许对方付账，但对公家的财务管理则极度抠门，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胡安宁的大陆人劣习终生不改，经常滥用公家复印机，把机器用坏了，让他一顿好骂，此后见了他便如同老鼠见猫。有次丁楚要驾车外出，请他去换机油，他连跑四家加油站，寻找最便宜的价格，却一家比一家贵，最后所有的加油站都下班了，他晚上八点多才回来，油仍没能换成。次日一早丁楚只好开着车出去，半道汽缸烧坏了两个。就为了林心声当初想贪两美元的机油价差，让总部多花了一千多美元。 然而哪怕是天下最纯洁的同志，一旦搅进了政治，便迅速变成了仇恨熏心的魔鬼，心声与蕾蕾自不例外。这其实再自然不过：正因为一门心思都扑在事业的兴旺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情投入，当谁要试图毁掉那家业时，自然也就会激起他们的深仇大恨，什么烂事都能干出来。 据丁楚介绍，民联不可逆地走上下坡路，乃是倒王运动。王炳章因为被同志怀疑手脚不干净搞小金库，遭到了弹劾。民联是他一手创办的，受此奇耻大辱，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他便使出釜底抽薪的狠毒的绝后计，提走了《中国之春》所有的存款八万多美元，关闭了账户，撤掉总部的电话，不但抢走了已有的钱，还使得要捐款的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捐，一劳永逸地断了未来的财路。民联和《中春》刹那间便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里，而那位纯洁善良的林心声也给赶出了总部办公室，心理大受刺激，几近变态：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于是他和蕾蕾便着手报复。当时王炳章的活动基地，是他夫人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电传（FAX）24小时都开着。林心声住在编辑部，半夜就发动“电传游击战”，往那儿发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人家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也就是隔壁的“晴天霹雳”吧）找上门来问罪，污言秽语乱骂丁楚夫人，致使丁楚与石磊大打出手。 即使是在这些乌烟瘴气的烂事中，读者在啼笑皆非之余，仍能看出心声和蕾蕾的可爱处。总部办公室被王炳章抢走后，民联总部退守《中春》编辑部。丁楚和林心声将盟员的档案匆匆运入编辑部的经理室，林心声便以性命捍卫之，为此与郑为民发生冲突，被郑打倒在地，被胡安宁拉开了。林心声趁机报警，警察来带走了郑为民。丁楚于此写道：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这儿着笔无几，但蕾蕾的可爱的孩子气跃然纸上。 作者对经典小人胡安宁的描写也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儿对胡安宁容貌的描写极为传神，胡安宁确实德如其貌，肚子里的坏水就写在眉目间，犹如党电影《王孝和》里的工贼，个子矮小，贼眉鼠眼，平生爱好就是去“军机处”、“上书房”为“摄政王”和“童贯”当摇鹅毛扇的国师爷，然而all that he has managed to accomplis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黄文炳黄蜂刺（参考文献：《水浒传》）。 最难得的还是丁楚对胡安宁的劣等素质的洞察： “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炫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其实胡安宁还是有他始终不变的原则的，那就是“以炫耀自己的能量来引起他人重视”（to show off what he can do to make others take him for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显示自己的存在，引起他人重视，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他的存在价值，为此他不惜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乃至仅有的一点金钱。这种人其实活得很卑微，很不自由，很辛酸，很郁闷，很吃力，很痛苦。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他的外表造成的。如果他仪表堂堂，有一种天生的charisma ，那也就绝不会发展出这种变态心理来。这种变态心理其实并不罕见，古代的太监多作怪就是这原因。 胡的这种心理病态，使得他必然要在人多的地方起哄，否则无法吸引最大数量的眼球，这就是丁楚百思不解的为何他忽而拥胡（平），忽而倒胡；先发起倒王风潮，上窜下跳，甚至声言与王炳章一道去中国领事馆投案，后又在误以为“中国民主党”占了上风时反戈一击，辞去民联常委职务，坐上对方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主席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其实，呼延民为的就是那刹那间的“春风得意”，发起罢免王炳章是让大家看到他的毁灭力，坐上王炳章派的主席台充当“和平使者”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在两派之间羹调阴阳、折冲樽俎的政治家能量。他这种三姓家奴吕布—李成栋—冯玉祥作派，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原则：“搅局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非此不足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好在后来丁楚似乎也悟出了这一点，说：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这就是支配胡安宁那倒戈将军的行为心理。但不知道丁楚是否意识到，就连呼延民那种经典小人，天生的trouble-maker，也有个堕落过程。在《中春》因财务危机风雨飘摇之际，他也曾提出当义工。与林樵清为P大的“钥匙事件”闹翻，为的还是争分夺秒多为《中春》打上一个小时的工。从整体看，《中春》和民联的兴衰描出了一条鲜明的堕落轨迹，而这几乎是所有海外民运组织走过的共同道路。 窃以为，丁楚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于披露了民联内斗的丑闻与领取国民党经费的秘密，而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堕落是怎么发生的？是否必然？是否可以避免？能否归结于小人如胡安宁者播乱其间，或是领袖的道德素质败坏？人类真能以民主事业为职业么？海外“民运”从盛到衰，是否就是因为这其实并无可能？ 丁楚只是叙说往事，并未回答、甚至没有直接提出这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为该书取了个俗不可耐的题目的原因。其实要我看，即使不用《曾经纯真》的题目，也可以用诸如《玷污了的理想》、《堕落之路》等更俗的题目。它们的好处是能让读者不至于堕入“暴丑闻”、“民运抄底”、“共党三箭齐发，彻底毁灭民运，是压断海外民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乃胡安宁因该书对他“大不敬”而作的报复性评论，按“大不敬罪”乃是专用罪名，只限于皇上，胡安宁未免轻狂得漫了边）等庸俗理解，而能鲜明地提出上述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海外民运就无法脱出那永恒的普适的堕落轨道，而民联以及《中春》的兴亡的唯一意义，也就只能是作为美国历史系研究生混学位的简易课题。 【未完待续】 |
时间: 26 6 2009 22:19
曾经纯真（二）
——读《大梦谁先觉》
芦笛
民运的根本问题，是职业革命家们的吃饭问题。我虽然不曾干过民运或从事过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但也根据常识意识到了这问题。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我指出，我党的劣质革命宣传，使得中国人悉数丧失常识，连革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乃是世上最花钱的勾当都不知道。
其实这问题明摆着：要使任何一种运动成点气候，具备起码的规模，就必须有一群全日制的专业人士在其中运作。这些人以及其家属都需要养活，办杂志、举办会议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如毛毛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要么来自于某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于某个毁家革命的大资本家。前者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德国政府秘密的巨额资助，以及中共被苏共长期豢养，后者如“基地”一样，有本拉登那种百万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运也就只有这两种经济来源，要么拿台湾的钱，要么如王炳章设想的那样“以商养运”，也就是丁楚设想的“民运企业化”（虽然他没用这字样），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认为拿台湾的钱是什么丑闻——你总得让那些志士活下去吧？无论是王炳章还是丁楚，本来都可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并不是为了找口饭才去当职业革命家的。王炳章据说原来是个收入相当可观的大夫，后来还当了保险经纪人，太太又开了个什么“国际工商公司”，并不是非得以从政谋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学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给某个冷冻机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达三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学前就是干这行的，据说干了七年，经验丰富，根本不是美国技工可以相比的，与我个人经历颇相似。看到书中的描写，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西方的富庶惯坏了技术工人们，他们的所谓“修理”就是“更换”——查出某个零件坏了，换上个零件了事，根本不会如咱们那样将它修好，或用种种歪门邪道对付之）。老板非常赏识他，答应为他办绿卡。即使他不上学，靠那手大陆练出来的技术也能活得轻松愉快，并不必去赶那趟浑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证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还是小事。一个政治组织要发展，不光得养一群机关人员，而且活动分子们得到处旅行演说游说，还得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不但要为代表们提供往返机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会场，等等，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要有个大财东。除了台湾，还能上哪儿去找去？
然而拿台湾的钱，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人家绝不会白养你，起码大方向必须在人家的轨道上。这种受人豢养的民运非但无独立可言，而且见不得人，盖国人个个被官方洗脑一劳永逸地弄坏了脑子，一致坚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业，一旦听说革命家们竟然拿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钱，顿时觉得那些人乃是廉价拍卖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败类，却不想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父孙中山、毛泽东诸先生比起来，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猫吃酸腌菜，一百二十个没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最想改变这饮鸩止渴状态，获得独立的，恐怕也是他们自己。
这还不是受人豢养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种事业而非企业，当然就是open的，来者不拒，那就必然鱼龙混杂，势必掺进许多“找饭辙”的“民主混混”。在海外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语言文化风俗障碍，找个体面的职业要比在国内艰难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国内，哪怕中学语文从未及格过，凭那华东师范的文凭，也能随便在哪个中学当个轻松体面的教书匠，但到美国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识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馆端盘子，还能干什么？若不是童贯爷爷给他一笔丰厚的“遗产”，又岂能到中文网上广撒票子作金主？在此类劣质人等眼中，全日制民运职务当然就要变成一种简便轻松体面光荣的“饭辙”。
民运一旦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争夺的简易饭辙后，经费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会变成一种以内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恶性生存竞争。它的尴尬在于：它标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无理由变成一种由少数高质精英垄断的事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打出“权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号来争夺饭辙，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挡不了混混们的争夺——人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个完全彻底的文盲状告独立中文笔会的职业作家们的丑闻，就最能体现这种恶性竞争。
民运为其参加者提供的虚幻“权力”感的诱惑更恶化了这种恶性生存竞争。在读丁楚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极度诧异：那不就是个野鸡组织么？有何政治权力可言？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跟江总退下来也差不多了。“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听上去跟说敬爱的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也无甚差别，闹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事啊！
但后来我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年咱们也曾纯真，一伙志同道合者办了个《海纳百川》网站，那既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饭辙，完全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扛死马的背时事。然而几个人在当惯了“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斑竹后，竟然会为那再虚幻不过的“权势”感迷醉，变成了大槐安国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压寨夫人”（＝被暴力抢上山的性奴）的下贱幻觉中不能自拔。为了维持那幻觉，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关闭账户有过之无不及的烂事来——把数据库和服务器卷逃一空后拉闸断电，让我等统统翻船落水，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店，把所有的访客悉数拉过去。这到底为什么？还不就是为那虚幻的“权势”感。
所以，阿奇顿爵爷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那“权力”其实并不一定非是真实的，虚幻的权力同样能使人腐败。
有了“饭辙”和“虚幻的权力”这两个因素，民运作为一种事业迅速败坏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经历“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过程，将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志士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一伙纯“饭辙”，而民运就完全成了简便稻粱谋，最终变成于今所谓“政避民运”，堕落到出钱雇佣政治避难寻求者来开会的地步，当年的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逆向筛选的过程之所以必然出现，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业，就没功夫如呼延民那样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两百多美元的电话费去发展“横向联系”，以“制衡总部权力”。而民运既然是一种民主事业，当然就只能搞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负的精英们把精力全花在经营事业上，当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种职业捣乱家的人脉，只会在票决时败下阵来。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后，猢狲们也就把大树爬倒了，再无油水可捞，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纳百川》的《罕见奇谈》论坛在短期内由盛而衰，就再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种逆向筛选过程。
丁楚之聪明，就在于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个如假包换的毛共分子，他领导下的民联完全是个如假包换的列宁式政党，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党。而丁楚当了民联的大管家后，便着手改造这局面，据他说：
“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 ”
这完全是应该的起码的改造，否则对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难得的是，他说，他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关系。
他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民联不是要消灭或打倒共产党，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联能活下来，能在国内与共党并存，就是民主事业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还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对国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这些想法可谓根本性的战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离了毛共“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传统全民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堪称先知先觉。
除了为民联奠定这些基本原则外，他还力图使《中春》企业化，将账号公开，使得国民党的资助从黑钱变为明捐。据他说，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而在他的经营下，民联在严重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最高点，存款达8万美元之多。他和林心声常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他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下一步计划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然而这大好局面却被呼延民发起的罢王风波无情腰斩了，民联分崩离析，《中春》风雨飘摇，经费逐年递减，这一口气从此再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觉得自己犹如遇上了西安事变的先总统蒋公，而呼延民当然也就是张学良。
这就是说，丁楚发现了民运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为事业，它只能靠人豢养，无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言，因此只能办成企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世上能有“民运企业”、“民主公司”这种怪物么？民主本是管理国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岂能拿去管理企业？世上有哪家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经理由竞选产生？就算倒王风波不发生，《中春》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又便如何？不过是办成《多维》网而已，充其量办成《凤凰网》，当然拥有经济自立能力，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个民主政治组织，为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作个表率么？
丁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看到这段话时不禁大笑出声。当初我等办《海纳百川》网站时也是搞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到后来才发现这整个是扯淡，绝对的不公平，盖权利与责任毫不对称。有些人什么事都不曾做，加入俱乐部正如文革期间“造反兵团”的“户口兵”，只是挂个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当过这种“户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这日产万节的主笔，然而到最后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权力”，就是有那本事将我永远驱逐出海纳百川。这还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还管理论坛，算是有点劳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么事都没干过，然而到投票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决策权，吵起架来嗓门还比谁都大，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所以，丁楚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脚杆都抹细了，我看大可不必，他应该庆幸才是，幸亏《中春》的起飞没有实现，总部不曾财源滚滚，否则民主混混们更要眼红，只怕要打出人命来。
因此，说到底，民运的内在悖论是无法解决的：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是一种强调广泛参与、来者不拒的群众事业。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没有独立性可言，必将变成饭辙而引起无穷无尽的内斗，无法由能干的精英垄断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出现逆向筛选，猢狲们爬到大树后便一哄而散。若是为了避免这弊病而办成企业，由有理想、有抱负的能干精英垄断权力，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组织，只能算一种开放自由的出版企业。这个悖论并不为民联和《中春》独有，乃是所有民运组织的共同难题。这就是为何民联的没落为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标出了鲜明的共同堕落轨迹。
由此似可导出，所谓“民运”，不能成为某一部分人的标签，只可能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比较开明的报刊、网站，都应该视为全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连《凤凰》网站那种被普遍视为亲共的网站也罢。
【全文完】
曾经纯真（二）
——读《大梦谁先觉》
芦笛
民运的根本问题，是职业革命家们的吃饭问题。我虽然不曾干过民运或从事过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但也根据常识意识到了这问题。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我指出，我党的劣质革命宣传，使得中国人悉数丧失常识，连革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乃是世上最花钱的勾当都不知道。
其实这问题明摆着：要使任何一种运动成点气候，具备起码的规模，就必须有一群全日制的专业人士在其中运作。这些人以及其家属都需要养活，办杂志、举办会议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如毛毛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要么来自于某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于某个毁家革命的大资本家。前者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德国政府秘密的巨额资助，以及中共被苏共长期豢养，后者如“基地”一样，有本拉登那种百万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运也就只有这两种经济来源，要么拿台湾的钱，要么如王炳章设想的那样“以商养运”，也就是丁楚设想的“民运企业化”（虽然他没用这字样），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认为拿台湾的钱是什么丑闻——你总得让那些志士活下去吧？无论是王炳章还是丁楚，本来都可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并不是为了找口饭才去当职业革命家的。王炳章据说原来是个收入相当可观的大夫，后来还当了保险经纪人，太太又开了个什么“国际工商公司”，并不是非得以从政谋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学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给某个冷冻机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达三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学前就是干这行的，据说干了七年，经验丰富，根本不是美国技工可以相比的，与我个人经历颇相似。看到书中的描写，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西方的富庶惯坏了技术工人们，他们的所谓“修理”就是“更换”——查出某个零件坏了，换上个零件了事，根本不会如咱们那样将它修好，或用种种歪门邪道对付之）。老板非常赏识他，答应为他办绿卡。即使他不上学，靠那手大陆练出来的技术也能活得轻松愉快，并不必去赶那趟浑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证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还是小事。一个政治组织要发展，不光得养一群机关人员，而且活动分子们得到处旅行演说游说，还得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不但要为代表们提供往返机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会场，等等，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要有个大财东。除了台湾，还能上哪儿去找去？
然而拿台湾的钱，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人家绝不会白养你，起码大方向必须在人家的轨道上。这种受人豢养的民运非但无独立可言，而且见不得人，盖国人个个被官方洗脑一劳永逸地弄坏了脑子，一致坚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业，一旦听说革命家们竟然拿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钱，顿时觉得那些人乃是廉价拍卖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败类，却不想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父孙中山、毛泽东诸先生比起来，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猫吃酸腌菜，一百二十个没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最想改变这饮鸩止渴状态，获得独立的，恐怕也是他们自己。
这还不是受人豢养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种事业而非企业，当然就是open的，来者不拒，那就必然鱼龙混杂，势必掺进许多“找饭辙”的“民主混混”。在海外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语言文化风俗障碍，找个体面的职业要比在国内艰难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国内，哪怕中学语文从未及格过，凭那华东师范的文凭，也能随便在哪个中学当个轻松体面的教书匠，但到美国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识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馆端盘子，还能干什么？若不是童贯爷爷给他一笔丰厚的“遗产”，又岂能到中文网上广撒票子作金主？在此类劣质人等眼中，全日制民运职务当然就要变成一种简便轻松体面光荣的“饭辙”。
民运一旦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争夺的简易饭辙后，经费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会变成一种以内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恶性生存竞争。它的尴尬在于：它标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无理由变成一种由少数高质精英垄断的事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打出“权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号来争夺饭辙，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挡不了混混们的争夺——人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个完全彻底的文盲状告独立中文笔会的职业作家们的丑闻，就最能体现这种恶性竞争。
民运为其参加者提供的虚幻“权力”感的诱惑更恶化了这种恶性生存竞争。在读丁楚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极度诧异：那不就是个野鸡组织么？有何政治权力可言？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跟江总退下来也差不多了。“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听上去跟说敬爱的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也无甚差别，闹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事啊！
但后来我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年咱们也曾纯真，一伙志同道合者办了个《海纳百川》网站，那既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饭辙，完全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扛死马的背时事。然而几个人在当惯了“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斑竹后，竟然会为那再虚幻不过的“权势”感迷醉，变成了大槐安国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压寨夫人”（＝被暴力抢上山的性奴）的下贱幻觉中不能自拔。为了维持那幻觉，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关闭账户有过之无不及的烂事来——把数据库和服务器卷逃一空后拉闸断电，让我等统统翻船落水，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店，把所有的访客悉数拉过去。这到底为什么？还不就是为那虚幻的“权势”感。
所以，阿奇顿爵爷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那“权力”其实并不一定非是真实的，虚幻的权力同样能使人腐败。
有了“饭辙”和“虚幻的权力”这两个因素，民运作为一种事业迅速败坏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经历“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过程，将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志士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一伙纯“饭辙”，而民运就完全成了简便稻粱谋，最终变成于今所谓“政避民运”，堕落到出钱雇佣政治避难寻求者来开会的地步，当年的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逆向筛选的过程之所以必然出现，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业，就没功夫如呼延民那样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两百多美元的电话费去发展“横向联系”，以“制衡总部权力”。而民运既然是一种民主事业，当然就只能搞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负的精英们把精力全花在经营事业上，当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种职业捣乱家的人脉，只会在票决时败下阵来。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后，猢狲们也就把大树爬倒了，再无油水可捞，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纳百川》的《罕见奇谈》论坛在短期内由盛而衰，就再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种逆向筛选过程。
丁楚之聪明，就在于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个如假包换的毛共分子，他领导下的民联完全是个如假包换的列宁式政党，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党。而丁楚当了民联的大管家后，便着手改造这局面，据他说：
“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 ”
这完全是应该的起码的改造，否则对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难得的是，他说，他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关系。
他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民联不是要消灭或打倒共产党，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联能活下来，能在国内与共党并存，就是民主事业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还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对国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这些想法可谓根本性的战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离了毛共“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传统全民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堪称先知先觉。
除了为民联奠定这些基本原则外，他还力图使《中春》企业化，将账号公开，使得国民党的资助从黑钱变为明捐。据他说，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而在他的经营下，民联在严重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最高点，存款达8万美元之多。他和林心声常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他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下一步计划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然而这大好局面却被呼延民发起的罢王风波无情腰斩了，民联分崩离析，《中春》风雨飘摇，经费逐年递减，这一口气从此再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觉得自己犹如遇上了西安事变的先总统蒋公，而呼延民当然也就是张学良。
这就是说，丁楚发现了民运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为事业，它只能靠人豢养，无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言，因此只能办成企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世上能有“民运企业”、“民主公司”这种怪物么？民主本是管理国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岂能拿去管理企业？世上有哪家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经理由竞选产生？就算倒王风波不发生，《中春》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又便如何？不过是办成《多维》网而已，充其量办成《凤凰网》，当然拥有经济自立能力，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个民主政治组织，为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作个表率么？
丁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看到这段话时不禁大笑出声。当初我等办《海纳百川》网站时也是搞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到后来才发现这整个是扯淡，绝对的不公平，盖权利与责任毫不对称。有些人什么事都不曾做，加入俱乐部正如文革期间“造反兵团”的“户口兵”，只是挂个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当过这种“户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这日产万节的主笔，然而到最后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权力”，就是有那本事将我永远驱逐出海纳百川。这还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还管理论坛，算是有点劳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么事都没干过，然而到投票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决策权，吵起架来嗓门还比谁都大，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所以，丁楚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脚杆都抹细了，我看大可不必，他应该庆幸才是，幸亏《中春》的起飞没有实现，总部不曾财源滚滚，否则民主混混们更要眼红，只怕要打出人命来。
因此，说到底，民运的内在悖论是无法解决的：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是一种强调广泛参与、来者不拒的群众事业。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没有独立性可言，必将变成饭辙而引起无穷无尽的内斗，无法由能干的精英垄断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出现逆向筛选，猢狲们爬到大树后便一哄而散。若是为了避免这弊病而办成企业，由有理想、有抱负的能干精英垄断权力，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组织，只能算一种开放自由的出版企业。这个悖论并不为民联和《中春》独有，乃是所有民运组织的共同难题。这就是为何民联的没落为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标出了鲜明的共同堕落轨迹。
由此似可导出，所谓“民运”，不能成为某一部分人的标签，只可能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比较开明的报刊、网站，都应该视为全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连《凤凰》网站那种被普遍视为亲共的网站也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