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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9-7-01 周三, 下午3:38
作者：芦笛
十、结语
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若摒除权力斗争因素，无论用共产党的道义原则来衡量，还是以单纯的战略策略眼光来看，都是错误与正确之争，毛泽东代表了错误，而张国焘代表了正确。
用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列宁手创的“民主集中制”来衡量，毛泽东与洋房子先生们结成反张同盟，在与张会面前便制定了反对他的阴谋活动纲领，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剥夺一位政治局委员理应享有的知情权，对他百般封锁党内政治情报与人事情报，隐瞒既往的政策失误与军事挫败，更多次向他发动突然袭击，未经政治局或中央讨论，便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开抨击张建立的完全符合列宁主义教导的“西北联邦政府”。
在张依据党章提出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后，毛泽东等人为了规避这一光明正大的挑战，竟然恶人先告状，诽谤前来营救他们的四方面军广大将士是“土匪”、“军阀”，甚至把四方面军忠实执行中央命令，放弃川北根据地全力援救中央红军当成“战略失误”加以谴责，人为制造了两军的摩擦，激化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矛盾。此后，毛泽东等人不是通过思想斗争来解决党内矛盾，却以封官市恩的剥削阶级政客手腕来息事宁人。等到张国焘获得军权后，他们又陷入深深的恐慌，把革命战友张国焘当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把阶级弟兄、革命武装四方面军看成是随时会加害于自己的反革命武装。
当左路军陷入绝境，不得不中止北上，转回原地，双方战略观点出现严重分歧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等少数人竟然在中央大多数成员背后搞阴谋活动，背着军委总负责人、红军总司令部以及前敌指挥部，用“兵变”的谎言欺骗其他中央要人，违反党纪军纪，把由红军总司令部与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的红一、三军当成私人武装，擅自率领这两支部队夤夜外逃。为此不惜偷走前指作战用的军事地图，拐跑前指赖以侦察敌情的电讯侦察队伍，擅自命令一、三军撤出原来的防区，置友军于危难之中。以马列的正统观点来看，此乃分裂革命队伍、坑害战友的恶劣罪行。
更严重的是，毛周等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为了权欲不惜孤注一掷，竟然把区区五、六千红军战士当成保镖与肉盾，指望靠他们护送自己穿越大漠，逃入外蒙境内。用正宗马列的眼光看来，此乃不折不扣的逃跑主义与冒险主义，既是被敌人吓破了胆，对革命丧失信心，在强敌面前丧魂失魄不顾一切地落荒而逃，又是不顾客观情势、毫无胜算的冒险赌博。
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后，竟然串通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背着国际搞阴谋活动，伪造了一系列国际指示，欺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乃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张国焘同志。这更是彻底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欺君之罪”，理应受到党纪严惩。
从政治路线来看，张国焘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当双方在毛儿盖地区争吵不休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中共整个政治战略的大幅度转向，规定我党必须以抗日为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莫斯科更命令中共“联蒋抗日”，放弃苏维埃与土地革命政策。西安事变后，中共乃正式宣布“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我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改为推行与张在川北根据地与川康根据地试行过的非常相似的政策。这一套被毛发展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后人回顾历史，即使不能说毛泽东剽窃了张国焘的政治创新（盖那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作出的转向），也不能不承认张国焘远比中共其他领袖乃至莫斯科主子高明。早在国际召开七大之前，他就自己摸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雏形，而就是这“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苏维埃革命”从未获得的成功。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指控“王明中央”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先是执行左倾机会主义，后又堕落为右倾逃跑主义，以极左的政治路线掩盖极右的军事路线，等等。这基本上是抄袭张国焘在草地上对中央作出的指责，证明毛泽东当年在草地上联合“洋房子先生”们硬说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是毫无原则地撒谎，就是出于对马列理论的极度无知。无论是哪种可能，似乎都可以说，张国焘是毛泽东的政治老师。毛在与他的纯权力斗争中偷拳学艺，从此开始了从政客到政治家的转变。
从单纯的军事战略策略来看，北上搬兵也是急性自杀，远不如在藏边蛰伏安全。若没有陕北根据地救中央，则全军一旦开进黄土高原，势必重蹈长征覆辙，陷入无止境的流动作战，绝无可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根据地。既然“试错法”已经证明一方面军不可能在云贵立足，毛周等人又是哪儿来的信心，认定可以在交通远比云贵方便的黄土高原上取得成功？
即使有陕北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狭小空间与短暂时间，北上也是死路一条。诚如张国焘在最后一封电报中指出的，陕甘完全是死地，盖该地域位于所谓“河套”之中，三面由黄河包围。蒋介石只需靠陇海铁路与西兰公路从内地源源运送中央军来，再将军队从南向北平推上去，红军就必将陷入背水作战的困境。换言之， “几”字状的黄河等于天然封锁线，使得国军可以集中运用兵力于一面，使得红军拿手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战略无所施其伎，而这恰是红军在宁夏战役后陷入的绝境。
毛泽东“打通苏联”计划中还有个致命缺陷：他在长沙中师上学时地理没学好，以为北上即能打通苏联，却完全忘记了陕北并非真正的北国，从西安到外蒙边境的纬度差，约等于西安与桂林之间的纬度差，其间还有宽达将近五百公里的沙漠，而沙漠以南还有河套的包围。事实证明，漫说是靠区区红一、三军团，即使是合整个红军之力也休想打通苏联。前已述及，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北上后，敬爱的党中央发起了“宁夏战役”，投入了红军全力，以四方面军作先锋，企图攻占定海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接应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但胡宗南部很快就突入红军防区，夺取了黄河渡口，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渡过河去的两万多人被隔在河西（即后来全军覆没的西路军），未能渡河的四万多人则在河东陷入重围，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北的狭小地段，延颈待毙。
更可笑的是，张国焘早就预见到，斯大林生怕刺激日本人，不敢通过外蒙援助中共。虽然斯大林一度表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季米特洛夫也曾同意通过定远营向中共输血。然而在伪蒙军队入侵绥远东部以后，斯大林吓得立刻就变卦了，让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你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 （122）。
这一次就连地理没学好的知青们也知道做不到了。中共中央只能万般无奈地回报主子：“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123）
所以，事实证明北上搬兵与毛后来发动的土高炉炼钢一般，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可笑的是，毛泽东等人到了甘南榜罗镇后，竟然还策划派出一支部队去打通苏联，取得外援——区区陕甘支队，加上红15军团也就不到两万人马，如此弱小的力量，还要派出更小的偏师去打通苏联，这种计划只有疯子才想得出来。更有趣的是，红一、三军吃尽千难万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栖身之地，毛泽东却没等众人喘过气来，竟然又力主扔下根据地全师而出，攻入山西，挺进绥远（今内蒙一部），打到中蒙边境去，幸亏中央大多数人反对，红军才未踏上这毁灭之路。
毛泽东如此热衷于疯狂冒险，说来也怪不得他：陕北本是死地，只有40万人口，却要养活两万多红军（红军攻入山西后招兵买马，部队较前扩充了），就算国府不来打，也只能自毙。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明知如此，却居然还要一、二方面军六万多人马挤进这早已人满为患的死地来，莫非40万人口能养活八九万红军不成？平均不到5人就必须养活一个大兵，哪怕是富庶如江南或广东也休想指望，何况还是在陕北那种拉屎不生蛆的穷山恶水中？
最奇怪的还是，在国军准备围剿时，他不留下一、二方面军在外线分散敌人的兵力，形成彼此策应、相机钳形夹击敌军的野战军集群（如后来国共内战三个野战集团军在中原、华东一带形成的著名的“品字形”），却生怕敌人不会把自己一网打尽，特地将兵力收缩于一个狭小地域中，坐待敌军来全歼！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老芦迟钝，还真是搔破脑袋都无法领悟。
这里唯一言之成理的解释，便是他指望靠杂牌部队为他构成外围人盾，以避免嫡系部队被中央军歼灭。这或许就是他出尔反尔，先同意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国军，后又变卦，声言一方面军主力必须保护根据地，只肯派出一个师的真正动机所在。然而让杂牌部队困在狭小地域中瘐毙，又岂如让他们在外线运动歼敌、分散敌军兵力那样更能保护自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四方面军不过五六万人，就算全体构成人盾，磨耗起来也相当迅速，等到磨到“包子馅”时只剩下嫡系，又该如何去抵挡国军的绞杀？
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大战略（全军北上）、小战略（全军集结于陕甘北）上的一系列昏招，才使得二方面军遭受重创，基本丧失战斗力，而四方面军被国军斩为两段，留在河东的余部与一、二方面军一道陷入国军铁壁合围。这是红军起事以来第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生死关头。政治局充分意识到这危险，在11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定”。（124）
然而事态很快就恶化到连这一设想都无法实施了。7天后，张闻天本人向国际报警：“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125）。
由此可见，情势已经恶化到了红军只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去打小股游击战争的严重地步。幸亏20多天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我党这才幸免灭顶。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杀，远不如国焘同志的慢性自杀。不是北上方案换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是张学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这完全是偶然事件——如果老蒋不派他去剿共，则红军就被彻底歼灭了。北上本是个馊主意，却因机缘凑巧撞上了个张学良，因此歪打正着，让“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毛泽东语）。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撞上了大运：明明是臭着，却引出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好结果。
当然，“历史规律”的信奉者们可以强辩说：蒋介石派张学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张学良勾结红军劫持蒋介石也是必然的。这或许也有点道理。如果中央听了张主席的话，龟缩在藏边，则未必会引起蒋介石注意——前文已经说过了，那并不对谁构成威胁，也无滋长后患，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所以他未必会派张学良去剿匪，派了张也未必会去，去了也未必能劫持蒋介石。但到了陕北就不一样了，政府运兵方便，张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所以，若中央不流窜到陕北去，则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还是帮不上“唯意志论（约等于“唯天才论”）”信奉者什么忙，盖诸位总不能硬说，周毛当初在两河口、毛儿盖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这些后事，决定北上去引起西安事变发生吧？
总而言之，如果减去张学良兵变的偶然因素，则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必将导致我党我军的彻底毁灭。只是这事前毫无可能预知的偶然因素出现了，才打破了毛泽东的昏招的必然结果，使我党我军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趁抗战之机大规模崛起，以致毛泽东可以用偶然因素导致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当年神机妙算的伟大光荣正确。可笑的是，后人竟然也傻傻地跟着相信伟大领袖真是诸葛亮那样的神人，有着改天换地、挽狂澜于既倒的大神通。
国焘与润之的斗争，是我党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机制的伟大胜利。他的失败似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盖他第一不搞阴谋诡计；第二不兴阳奉阴违，无论是觉得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错了，还是发现中央政治路线出错，他每次都立即说出来，甚至不惜作为反对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当着布哈林的面慷慨陈词；第三，他没有润之式不惜自伤求得对方退让的泼皮狠劲，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这些都是不利于在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中存活的主观气质缺陷。
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具有的雄厚主观优势，根本不是国焘可以望其项背的。他第一专搞阴谋诡计，不是在背后密谋对付同志，就是对同志发动突然袭击，要么出尔反尔，故意陷竞争对手于绝地，要么捏造谣言，将半心半意的同志骗上贼船，把他们捆在自己的战车上；第二对上阳奉阴违，对下狐假虎威。他当家后便一手把持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只向中央传达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隐瞒一切不利的指示。对主子则巧言令色，百般讨好哄骗，因而从未如国焘那样，因为直陈胸臆，开罪国际，而被戴上“老右倾”的帽子，甚至被召到莫京去问罪；第三，他只求达到目的，既不择手段，更不顾后果，从不管自己的行动可能会为全党带来何等深重的灾难，因此每次都能吓得同志让步，以致他反复使用这种混混式讹诈手段，却每次都能如愿以偿，最终爬上权力顶峰。
人们难免会猜想，如果国焘在与毛的较量中胜出，中国人后来的日子会不会好过得多，起码可以逃过“大跃进”与“文革”的浩劫？我认为不可能，原因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国焘没有足够的狡诈、无耻与胆魄，不可能如毛泽东那样力排众议，不顾全党反对，坚持把大规模内战伪装为抗战，抓住抗战这千古难逢的良机崛起。因此，如果是国焘当家，我党绝无希望上台。从党的利益来看，这倒不能算是一个损失。
我党真正可以责备国焘同志的，是他因为缺乏足够的胆量与气魄（用索尔兹伯里的话来说是“柔弱”），所以竟然在北上到甘南后，主动向陕北中央俯首称臣。其实他毫无必要这么做，盖国际代表张浩原来作出的安排，是他领导的西北局直属国际领导，与陕北中央发生平行联系。如果他坚持执行这伪造的“国际指示”，则谁都没有话说，盖莫斯科是我党必须绝对服从的主子。因此，他完全有足够的革命权威保持行动的独立自主，拒绝服从陕北中央的乱命，将全军投入陕北那死地，而可以及时渡过黄河，在甘肃、宁夏开辟根据地，如此即可避免宁夏战役的惨败，以及全党全军在此后陷入的绝境。
然而他却丧失了坚持与陕北分庭抗礼的胆气，竟然自动缴械投降。这等于向部属公开承认，当初另立中央是错误的，乃是一种反党罪行。这不但注定了他本人日后的没落，而且更使得陈昌浩、徐向前等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从此只敢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乱命，致使两万一千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推原祸始，这不能不说是国焘因为缺乏胆魄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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