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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芦笛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四）

作者：light12 于 2009-7-15 07:08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2009-7-15 周三, 上午4:50

作者：芦笛
四、谁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以上史实，基本写在杨教授的杰作《西安事变新探》中。读者应能看出，张杨之所以敢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他们误以为那是在执行早就与中共和莫斯科商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事发后苏方必然信守诺言，源源不绝地提供军援。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则他们绝对不敢举事。

殊不料事变发生后，苏联竟然强烈谴责，将它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全国舆论更是激愤如沸。12月15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通电张学良，强烈谴责事变：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胡适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吁全国反对张学良，傅斯年则干脆斥骂张学良“做起事来颇像土匪”。就连“唯美主义者”闻一多，也在讲堂上大骂出口。文化界可谓人人口诛笔伐。慑于这种空前激烈的舆论反弹，张学良原来着意笼络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人都不敢表态支持，遑论举兵响应，张杨可谓内外交困。

最致命的威胁还是苏联的公开谴责。杨虎城在下野出国前夕对周恩来坦承，这次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45）。这话说得明明白白：当初他们之所以发动事变，就是误以为苏联会信守承诺，大举援助，这就是事变成功的关键。一旦发现这宝押空了，当然只能同意和平解决。一言以蔽之，张杨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是以为有苏联的支持，而后来同意和平解决，乃是因为苏联“出卖了西安”。

然而杨奎松教授似乎却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他是被蒋介石逼反了的。

杨教授的理由似乎是，国府加紧对中共的围剿、特别是中央军入陕会同东北军进剿造成了张学良的两难处境：通敌卖放再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东北军难免要和红军有摩擦情事，引起中共甚至他手下激进少壮军人的不满，反过来，蒋介石也对他消极怠工非常不满。这艰难的钢丝走到一定地步，当然就会激发出他破釜沉舟，作惊天一掷的决心来。此外，张学良早就怀疑蒋“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始终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此后又为中共说合，公开表明了只愿抗日不愿剿共的立场，遭到蒋严斥。在此情况下蒋突然来西安督战，完全出于张学良的意外，不能不引起他的恐慌，“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张学良……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政变，但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49）。

窃以为这论证难以成立。

首先，如上所述，张学良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否决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国共双方秘密和谈的消息，使得他以为中共从“反蒋”改为“联蒋”，乃是因为蒋介石改变了政策。既然如此，当他后来发现蒋并未改变安内攘外政策时，继续执行原计划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蒋介石逼不逼他都一样。反过来，如果他早知道苏联的最新立场是反对把蒋介石当成敌人，那无论蒋介石再怎么逼他剿共，他也断然不敢贸然举事，这一点可从他在事变后终于得知莫斯科态度后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中轻易看出。因此，不是蒋介石逼反了张学良，而是中共有意无意误导了张学良，使得他一直以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还和过去一样，始终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和鼓励。

当然，蒋介石突然飞临西安，确有可能引起本来就虚心的张学良的恐慌，但若张知道 “西北大联合”计划已被莫斯科注销，反蒋已为莫斯科禁止，则这种恐惧心理绝不足以促使他铤而走险。真正触发事变的直接诱因，我看还是蒋刻意外泄了将蒋鼎文、卫立煌调来接替张，并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的人事调动腹案（50）。蒋这一“敲山震虎、打草惊蛇”之计，非但没有达到敦促张抓紧剿共的原设计目的，反而引发了副反应：这人事更动一旦成真，势必使张念念不忘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张不能不先下手为强，抢在被调走前动手。在这种情况下，蒋到西安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诱惑——若能抓住蒋作人质，“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更容易成功。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不等打通苏联就提前行事的原因。对张来说，西安事变不过是提前执行原定计划而已。它唯一的计划外因素，不过是尚未打通苏联便发动。但抓到蒋这最有效的人质足可弥补这一不足：国府可能会因投鼠忌器而不敢或延迟发动进攻，那样即可由兵力雄厚的东北军从容打通苏联，实在不行还可以请莫斯科直接出兵，如苏军当年帮助盛世才荡平竞争对手然。

其次，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也不是如杨教授所说，是蒋介石坚持剿共逼出来的，其实杨教授披露的大量史料本身就证明这一结论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蒋介石坚持剿共，而是中共坚持内战逼得蒋介石不能不剿共，从而把通共的张学良逼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中。

《西安事变新探》（下称“该书”）披露，因为国难当头，蒋介石早在1935年年底便主动开始与中共和谈。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要求国军停止进攻山西红军。经反复商谈后，国民党方面于5月15日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两党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下称“五月方案”）：

“一、停战自属于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代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51）

这才是真正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中共真是日夜盼望“北上抗日”、“东进抗日”，那么以上四条就完美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北上东进至察绥外蒙边境，既推进到了与东北接壤的抗战前线，又圆了中共“打通苏联”的梦，让他们从此源源获得苏联军火援助。更难得的是，这些条件没有涉及到取消苏维埃政府和改编红军等问题，中共如果以国家民族为念，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报告于6月上旬送到中央时，毛泽东却嗤之以鼻。他拒绝的出发点不是国家民族利益，甚至也不是中共的利益，却是苏联的利益：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52）

倘若日苏战争爆发，中国不是可以免了战祸了么？就算不能幸免，起码也有了一个强大盟国，可以与之南北夹击日本，不至于孤军血战，苦撑苦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什么民族英雄毛泽东要对此光明前景疾之若蛇蝎呢？

中共的拒绝并未使国府丧失耐心，1936年7月4日，陈立夫又通过曾养甫等向周小舟提交了新方案（下称“七月方案”，文中“K方”指国府，“C方”指共方）：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去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的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结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53）

这个方案要求的只是中共放弃推翻国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主张，将红军改编为统一指挥的国防力量，这完全是基于当时深重国难的最起码要求。中共若接受该方案，则国府不但承诺给予与其它国军同等待遇，而且答应实行民主政改，吸纳全国人才包括中共人员充实政府以领导全民抗战。最重要的是，它照顾了我党生怕引发日苏战争的心病，放弃了让我党转移到察绥外蒙边境的要求。

任何一个面对地方武装反抗的中央政府都只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2月23日特地向蒋介石表态，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甚至表示不要求参与政府改组，愿在将来参加国民大会，追随民主的中央政府。这其实就是答应了国府的七月方案。正因为周作了这些保证，蒋才在12月25日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54）。七七事变后，中共更公开声明愿为三民主义奋斗，放弃“苏维埃共和国”称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发誓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军事指挥，在表面上采取这些措施，其实就是履行了与蒋介石在西安达成的秘密谅解。

因此，我党通过西安事变取得的实际成果，国府早就在七月方案中主动提供了。为什么中共当初就是不能接受？如果中共当时接受了该方案，张学良岂不是就此从进退两难、两面得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又怎么还会被蒋“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他还有什么必要发动“兵谏”？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实，杨教授何以述而不见？

更何况七月方案送至陕北中共中央时，已是共产国际8月15日的联蒋指示下达之后，中共已奉命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按理说就更不该拒绝了，然而中共就是以“默杀”的方式否决了它。

对此不可理喻的行为，杨教授竟认为“要中共在这种条件下与南京政府取得妥协，仍旧是难以想象的”！敝人迟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以想象”之处。既然西安事变后中共可以接受类似方案，事变前何以又不能？个中原因，其实不过是西安事变使得斯大林龙颜震怒，终于让中共知道若再顽固坚持内战，就要被大老板无情抛弃而已。

不仅如此，杨教授还说：“中共这时显然不能理解：南京方面既然愿意谈判解决问题，为何不能停止军事进攻？如果继续用军事方式来对付共产党，那么，又有谁能相信国民党确有和平诚意？”（55）

他自己披露的史料本身就又一次说明这个问题根本就问反了，应该是：“中共既然愿意谈判解决问题，为何不能停止武力扩张？如果继续四出攻城略地，骚扰地方，那么，又有谁能相信中共确有和平诚意？”

上引国府七月方案第三条就说得明明白白：“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国府要求的仅仅是中共承认全国武装力量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中共一旦做到这点，则国府就停止围剿。但中共却顽固拒绝认同这抗日救国的最起码前提，坚持以武力扩张根据地，这还能责怪国府“继续用军事方式来对付共产党”么？

其实，该书披露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说明了一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要转述：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实条件，如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东南方面发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三、希望通过与蒋谈判获得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地区。但“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很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因此需要“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进攻上述地带，多数城寨或坚城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

六、如以上计划因各种原因不能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56）

这是对大老板说：中共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武力扩张，攻占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无论蒋介石是否同意给予这些地区，红军都必须动武，因此需要苏联提供飞机大炮。若各种原因使得该计划不能实现，则中共将被迫违反共产国际“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命令，将内战引向与抗日相反的东南方向。换言之，无论是何种情形，中共都非得打内战不可，区别只在于内战是打向西北还是杀向东南。这就是莫斯科可有的选择：给我飞机大炮，则我向西北打。若是不给，那我就只好向东南打了。

这困境其实是中共自己造出来的。陕甘北部当然“非多兵久驻之地”，生存困难，但国府不是在五月方案中提议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么？接受了那方案，和苏联连成一片，还会有什么生存困难？又何必发动战争，千辛万苦地经宁夏向绥远挺进，打通苏联，接取飞机大炮？我党给上级领导开出来的那两个选择中，为何独独不包括东北方向？就算非扩张不可，那也完全可以向东北方向挺进，去实现和日本人血战到底的夙愿，把侵略者无理强占的土地夺回来。如此则既能解决自己的生存危机，又能为国立功，何乐而不为？为何我党害怕那个方向会怕到超过斯大林的地步，以致连大老板不许向东南方向打内战的命令都敢违反？为什么连斯大林都没本事逼他们抗日？日本人真的就那么可怕么？

不幸的是，看来日本人就是可怕，起码斯大林非常害怕。他盼望中国抗日，恰是因为他害怕日本进攻苏联，因此千方百计要把这祸水引入中国，让日本陷在中国泥沼之中。因此，苏联可以在幕后煽动中国抗日，自己却万万不能卷进去。正是因为熟知并充分体谅大老板这心病，中央给国际的报告才会刻意排除向东北方向扩张的计划，否则势必将大老板逼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强权外交的尖锐冲突之中：如果中国红军到察绥外蒙边境上去抗日，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苏联不能不支持自己的“阶级弟兄”，但那就可能引发日苏武装冲突，违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共宁肯用“向东南方向打内战”作为换取“向西北方向打内战以获取飞机大炮”的筹码，也绝不会批斯大林真正的逆鳞，提出转移到察绥外蒙边境上去。

不能不承认中共中央确实吃透了领导意图，莫斯科回电表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57），甚至连“不许向东南方向打内战”的禁令都没下。

我党于是主动发动了宁夏战役。而毛泽东此前曾致电国府，庄严承诺“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58）。这到底是谁言而无信，缺乏诚意？

其实根据秋实先生的考证，蒋介石剿共，有深心在焉，目的是挑起日苏战争，让中国逃过战祸。这就是国府在上述“五月方案”中提出让红军开赴察绥外蒙之边境的真义，不幸却被伟大领袖的慧眼看穿，予以断然拒绝。秋实先生接着介绍：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绥抗日，又不肯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上妥协，蒋介石就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１０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１）‘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２）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３）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否则只有将红军赶到外蒙去。

至１１月上旬，蒋介石双管齐下，一面命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谈判，谋求政治解决途径，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队节节推进，加强军事攻势，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红军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也没有向北逃向外蒙边境的计划。正相反，他们准备的第二次长征方案，却是分头转移到河南等内地，谋求建立新的根据地。”（59）

所以，如果尊重历史，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似乎远不如说蒋介石采取的“你不抗日我就剿”的政策是“逼共抗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当然，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的也大有人在，不过不是张学良。

如该书生动介绍的那样，宁夏战役失败后，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两岸，无法突出重围，八九万人困在贫瘠的陕甘北挨饿受冻。政治局为此在11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定”（60）。

但仅仅7天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河东红军全部被国军“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芦注：此处南北方位似乎倒置了，应予互换）。以致中央不得不改变行动方针，准备分散突围。洛甫为此电告国际：“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61）。

虽然此后红军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的大半，但这并未遏阻胡宗南的攻势（62），这杯水车薪更不能解除红军在整个战略态势上的被动与危急。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奎松教授所谓“张学良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之说也不无道理，只是该修改为“中共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使得张学良不能不焦虑万分，挺身出来解救他心目中的英雄群体。

但即使改为这更加客观准确的表述，也必须指出这悬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党接受国府的五月方案，毅然开赴察绥边境抗战，在苏联援助下与日寇血战到底，岂不是早就将苏联拉入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真正的救国事业立下了不朽殊勋，将为全民族世世代代感戴么？张学良不也就能借这东风打回老家，重做东北王么？即使我党接受国府的七月方案，那也就用不着他搞“兵谏”了。不管我党接受了哪个方案，他都没有必要以发动西安事变“曲线救国”，以致被软禁了终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最初是张杨为谋求西北独立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共未能通知张杨莫斯科的最新立场是“联蒋抗日”，致使他们误以为发动后莫斯科会按原计划行事，提供军事援助，并与之订立共同防卫条约。只是在事变发生后，张杨才通过媒体得知莫斯科的态度，被斯大林釜底抽薪，失去了与国府对抗的资本，被迫将“革命”改为“兵谏”，亦即由原来的“反蒋独立”改为“逼蒋联共” ，并最终被迫同意放蒋。也同样是因为莫斯科的压力，中共才被迫接受了国府早在1937年7月间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因此，苏联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是事变发生乃至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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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西安事变新探》，387-388页。
55、同上，216页
56、《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
5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26页
58、《西安事变新探》，299-230页。
59、《毛泽东年谱》（上）595页。
秋实：《乾坤一掷为哪般 ——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02/200302011216.shtml
60、《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59页。
61、《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5年11月20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64页。
62、《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据参与指挥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证词，该战役“截掉他们（芦按，指胡宗南部）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