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一、“教科书”不是同一类书 二、中日殊途的原因之一

作者：芦笛

一、“教科书”不是同一类书


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看到一篇介绍民国文人轶事的佳作。据该文介绍，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里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语堂这话当然不错，可惜只适用于中文系和历史系，并不适用于理工科干面包。谁都知道理工科学生学的就是教科书，即使是课外读物，仍然是教科书，只是编得更深罢了。我记得当年上大学时找的课外读物，无非也就是鬼子编的教科书，此外并没有什么非教科书的读物，等到后来搞科研，主要读物便成了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与综述。即使如此，为了时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仍然需要不时阅读总结本行最新发现的教科书和专著（monograph），后者的编写路数仍然是教科书那套。所以，似乎可以说，理工科干面包的唯一读物，便是教科书。无论是科学家、是工程师、是大夫，都是教科书炼成的。

然而谁都知道，光看文科教科书，绝无可能变成作家或历史学家。要学会文学创作，你得去看别人写的小说或诗歌，这才能照猫画虎，从模仿开始到写出自己的风格来；要作文学评论家，你也得看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才能有点品味，知道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差；要学会治史，你得去看大量正史与野史，还得学会一定的逻辑推理功夫，这才能作史学考证，而不是只能当录音机、字纸篓。所有这一切本事都不可能通过阅读文科教科书学到。文革期间我失学十年，也曾把文革前的中文系和历史系教科书找来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觉得实在无味，充其量只能算识字课本，无非是给你一个中国文学和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罢了，实在谈不上什么学问。

由此看来，同是教科书，不同学科有本质的不同。文科教科书如林语堂所说，确实“并不是真正的书”，属于可以忽略的读物，与“成名成家”并无直接相干。所以，大作家似乎都没受过科班教育，而“大学问家”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也不是中文系出身的，其学问与教科书无关（那阵子中国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教科书，这玩意本是从西方引进来的），钱穆、梁漱溟等人干脆连科班教育都没受过，他们是天生写教科书而不是读教科书的人。

这在理工科中根本就无法想象，即使是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或发明家，顶多也就是没有进过学校，但自学教科书这步是决计无法省略的，盖除了教科书，理工科也就无书可看了，所谓“学习科学”，其实也就是“学习不同程度的教科书”。

文科教科书还可以算是启蒙教材，好歹可以教你认字，记住几首前人的诗作，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就毫无用处。这话已在旧作中讲过了：自然科学教科书里写的是早已确定并反复验证过的定律，而经济学教科书罗列的，不过是不可能在受控条件下验证的形形色色的假说与模型，乃是最典型的伪科学，我看与宗教理论也差不多。经济系学生的尴尬是，与理工科学人相似，除了教科书，他们同样没什么别的专业书可看，然而他们看的却是trash，于是就连文科学人都不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同是教科书，不同学科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理工科的知识和技能完全靠教科书传授，而文科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可能通过教科书传授？同样是送孩子上学，为什么送进理工科大学好歹能学点技艺，钱没有白花，而送进文科学院则只能扫盲，若送去学经济，则连扫盲也未必能做到，学到的无非是一堆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的P话？同样是教育产品，质量差别何以如此之大？

那位说了：文科和理工科使用的思维方式未必同一，理科使用的是抽象思维，而文科若是创作则需要形象思维，艺术创作需要才气，而科班教育恰好只能扼杀它，此所以中文系不可能培养出小说家、剧作家或诗人，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文学评论家。

此话有理，然而我所不解者，乃是：演剧与美术雕塑等等，同样是形象思维，同样是艺术创作，为何人家又能在美院、电影学院等传授有关知识与技能涅？举野鸡章京余大郎为例，他中专上的是美术学校，大学上的是中文系，然而他能靠中专传授的技艺糊口，却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你说他那“大学”上得冤不冤？无怪乎在牛气冲天的理科学人看来，文科大学根本不配称为大学。

由此看来，“教科书差异”不但反映了不同学科的特点，更反映了教育制度的缺陷。前人在效法鬼子开办大学时，对不同学科作了区别对待，理工科、美院、戏剧学院等等并非国货，因此只好从西方全盘引进，连模仿都谈不上，而文史专业咱们则自以为古已有之，不必引进，因此便只是作了皮相模仿，用西式院校取代了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但除了效法鬼子编写教科书这条外，它们与西方的文史专业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当然只能大量制造出废品来，中文系毕业生不会创作，而历史系学生不会做研究，连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欠奉。

要根治这毛病，看来还得让中文和历史的“教育家”们到西方取经，看看鬼子到底是怎么教授文史的。


二、中日殊途的原因之一


近现代史上最触目的一个现象，就是中日殊途。日本人的灵活应变能力与天朝麻木不仁的巨大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换言之，日本人的灵活与中国人的死硬，两者都堪称世界之最。

造成这殊途的原因当然很多，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一些。窃以为，最主要的特点，是日本基本上没有原生文化，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从外国引入的，因此培养出了倭人善于学习的传统，不需要如国人一般克服夜郎心态，而这就是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一直遇到的主观障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例如唐德刚和黄仁宇都指出，日本古代社会结构与西方的封建社会非常相似，而与中国的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因此，日本要改用西方制度，面临的困难当然就要小得多。

这当然有道理，然而那两位历史学家也就到此止步，没有说出具体机制来：为何与西方封建社会相似就有利于西式改革？不仅如此，此说似乎还与真实的历史图景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明治维新可以看成是“反封建”革命：武士们捧出虚君明治天皇来，“尊王攘夷”，与掌握实权的幕府交战，击败后者后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主张西化的反而是幕府而非天皇，但等到明治天皇给捧起来后，天皇政府却接过了幕府原来的主张，把它变成自己的政策。这一切似乎并不能用“封建社会更容易走资”来解释。

我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不是西式封建社会，也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统治集团是与生产方式无关的官僚集团，它在本质上是个暴力敲诈集团，必然会以无情的敲诈使得民间资产阶级永无可能自发产生，因此无可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受到西方强烈冲击后，官僚集团也不会轻易让步，“可以亡国而不可以破家”乃是他们的坚定信条。因此，朝廷若要按西方模式改建社会，必然要遭到他们的疯狂抵抗。而日本并无这官僚集团，原来把持权力的幕府已被击败，朝廷要改革并无什么阻力。

第二个重大区别就是中国的官僚社会早在过去两千年中便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久经考验的社会制度。改革首先触动的就是这套制度。我已经在《略论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误》中指出了，要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最先要做的事就是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废除原始的六部与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由朝廷推出全国性的改革计划并强力实施。但要在当时的中国这么做，等于砸烂原来的国家机器，从头另建一套，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请参考《漫话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日本却没有这个问题，盖政权原来在幕府手上，天皇不过是个虚君，连个能有效施政的朝廷都没有，“尊王攘夷”战争结束后，从头建立新政府，当然可以按照西方模式建造。有趣的是，武士们来自于孔教的“忠君思想”竟然歪打正着，使得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这正是改良的前提。晚清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傻搞什么“地方自治”，害得最后国家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共革命与日本的“明治革命”有某种相似，可惜老毛是按苏联模式改建国家，于是结果也就完全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