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九)

作者:light12  于 2009-8-30 22:1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九)     时间: 30 8 2009 03:29  

作者:芦笛


六、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八年,是我党成长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脱颖而出,在党内奠定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的关键时期。这两个历史性事件互为因果。其中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毛借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机,完成了对红军的控制。据张国焘说,红军中以四方面军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第二方面军人数较少。毛瞒着张国焘,将红军各部混编,使其互相牵制,并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委制度,将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藉此把枪杆子紧紧捏在自己手上(1)。另一个原因则是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高华教授已在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作了充分介绍。

最主要的原因,我看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以他英明的战略眼光,力排众议,为我党制定了将内战巧妙地伪装为外战的新时期夺权战略,使得我党的力量疯狂扩展,配合日本友军,极大地削弱和打击了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奠定了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基本格局。他为我党立下的这一殊勋伟业,奠定了他在党内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作为谋略家,这才是毛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复出时曾对外宾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我看指的就是这一条。很难设想,如果不是伟大领袖在这关键时期掌舵,我党会有上台的一天。


(一)毛的新型内战战略


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伙同张闻天为我党制定的新战略,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

据张国焘说,抗战一爆发,毛泽东和洛甫就看出,日本人为共产党解了困。芦沟桥事变之初,他们很担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等到国军受挫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地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2)

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制定新时期战略策略的出发点,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为全党提出了中共的“抗日”政策总方针。

据张国焘说,张闻天在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是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并详细阐述了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实际策略。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过去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到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抗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大家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维持绝对的独立自主。他说,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应一概用各种借口推脱。

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所发展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需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3)

当时抗战初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中共高干和将领们自然也受到影响。与会者乍闻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的失败主义策略,难免震惊,纷纷发言表示不同意。张国焘比洛甫和润之更懂马列,当即发言反对,指出不能用抗战类比一次世界大战。抗战是民族自卫战争,不是一战式帝国主义争霸战。列宁并没有和沙皇建立对外统一战线,因此才主张要沙皇失败,而中共已和国民党建立统战,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蒋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必须同舟共济到底。他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与毛与洛甫的失败主义策略相抗,主张中共与国民党竞赛抗战,争取打败日本,靠自己的抗战业绩去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

周恩来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分析了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以及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认为毛泽东和洛甫的顾虑并不存在,蒋既已抗战,就绝不会中途妥协。他强调,中共应通过积极抗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要顾到过去说过的话。过去中共表示要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八路军将开赴最前线冲锋陷阵,现在不便在事实上表现出表里不一。中共的独立自主只能是相对的,不好公开违抗南京命令,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相对的独立自主,例如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分配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可以对国民政府的法令阳奉阴违。他不赞成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认为这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蒙受相当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中共努力抗战。

据张国焘说,与会者都对张毛的主张表示异议,或曰不宜反复无常,或曰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或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或反对只打游击战。

毛见形势不对,便提议休会三天,在下面分别游说将领。复会后,他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了些表面上的让步。他没敢再公开说让蒋介石失败的话,但仍强调要防止南京妥协倾向,也没强调中共要绝对独立自主,只是强调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于是使得决议得以通过(4)。据官修党史,毛泽东仍然坚持基本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5)

周恩来知道,毛张虽然表面做了点让步,但实际上坚持己见。他对此很不满,他本应立即速往南京,但他得知毛张对抗日的真实态度后,知道若去南京处境将会很尴尬,于是便跑到山西呆了三个月。毛屡次电促他去南京他都借故延迟,致使南京直接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改变南方游击队,毛因此责备周误了大事(6),云云。

张国焘上述证词得到了李德的证实,据后者说:

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统一战线与中共任务发生激烈争论,毛认为蒋只是半心半意进行单方面的局部战争,无疑会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若国民党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必须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完全独立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毛认为,最后问题在于谁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张则认为国民党右翼有分裂可能,但核心并未受到触动,战争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而且很有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中共每次任意行动都是对国民党的挑战,有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这对中国人民将是一场灾难。大敌当前,必须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准则。

朱德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人主张八路军形式上加入国军,但不要为人同化,在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服从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可以从南京政府那儿得到军饷与装备。毛坚持组织上和战略上必须完全自主,认为国民党正面临政治上军事上的破产。朱彭主张根据南京军委会指令与国军进行真正合作,但拒绝进行任何阵地战,只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争。毛认为八路在数量上和武器技术上都不如国军,无望在前线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认为不可能发动起广泛的人民战争,要求八路军行动不要限制在指定的第二战区,而是要到日本占领军后方去,在那儿完全自主地进行纯粹的游击战,在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动员群众,建立新部队,不断扩大八路军。

会议达成的妥协,是先在山西与国军在某种程度上并肩作战,当守不住时,八路军就分散到整个华北去(7)。

近年官修党史也部分披露了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 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8)

除此之外,张国焘还披露了毛对抗战大局走向的一般估计:

“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助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9)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局势的基本估计是:

1)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未改变,仍然是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只是消极抗战,必然要在受到日军重大打击后对日投降,消灭中共。

2)即使蒋介石坚持抗战,共军改编为国军后,也必然被国府视为异己,被送到前线去做炮灰而损失殆尽。

3)日本军事实力非常强大,国军不堪一击。若将中共弱小的军队投入抗战,必然被比国军厉害得多的飞机大炮轻易消灭。

4)由于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蒋介石坚持抗战,则大片领土必将沦亡,甚至有全国被日军占领的危险。

据此,毛制定的战略是:

1)国府是敌人而不是盟军,决不能因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混淆阶级阵线。国民党是表面上的盟友,实际上的敌人,这就是新时期的新策略,决不能放松对这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要把抗战当成推翻国府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型内战,否则就是右倾投降主义。

2)红军只在表面上接受国府改编,但绝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一定要保持“绝对的独立”,也就是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的独立自主。换言之,中共控制的军队是只服从中共指挥的党军而非国军,中共控制的地域是独立的国中之国。

3)红军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避免作国军的殉葬品,避免与强大的日军作战,保存实力,壮大自己。不但要坐视日军削弱国军力量,而且也要千方百计通过打击国军来壮大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日军是名义敌军,事实友军,而国军则是名义友军,事实敌军。此乃卞庄刺虎之计。

4)由于日军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战线后的广大地域都成了真空地带。红军的基本任务,就是分散渗透到这些地域去,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吞并国府统治地区,建立根据地,将广大人民组织于我党的铁腕控制之下,使得沦陷区域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共的领地。如果全国沦陷了,则全国绝大部分乡村都将成为中共的根据地。日军便在事实上代替红军,为中共打下了天下。

以上总结的四条战略原则,每条都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的亲口证实:

第一条:

毛泽东:

“同蒋介石打了10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打蒋介石10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件事。‘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10)

第二条:

彭德怀: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禁止伪币和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11)

第三条:

毛泽东:

“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10)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12)

“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13)

“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14)

彭德怀:

“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1)

弗拉基米洛夫(孙平)等人:

“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15)

第四条: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德怀:“黄绍竑很早意识到了。”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10)

尽管伟大领袖为全党制定了这套战略,但我党多数高干仍受全国空前高涨的救国潮流影响,对这套英明战略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平型关战役前,林彪连续向中央请战,毛泽东连发两份电报都未能制止,只好同意他用一个旅打一下。尽管林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而且只歼灭了二百多名日军(日方统计数字,朱德所报数字为五百多),八路军却付出了伤亡600多人的代价,而且其中有许多是长征老战士。林彪见识到日本皇军的厉害,这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

“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8)

日本人不好打,国军可是容易打,我党我军很快就尝到打内战的甜头。张戎观察到: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16)

周小舟也证实了这一点,曾在庐山会议上举出彭跟他谈的两件事来说明彭德怀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其中一件就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说,很久之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德怀从心底敬佩毛主席(10)。

就这样,毛主席革命路线终于在全党占了上风,化装为外战的内战也从胜利走向胜利。短短八年中,我军从原来的三万多人剧增到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死地蔓延到整个华北与华东,从原来统治20来万贫瘠人口发展到统治了上亿人口,最终实现了伟大领袖“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的宏伟战略目标。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将内战全面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奇迹。最绝的还是,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这把戏都未被国人识破,连苦主蒋介石吃尽苦头都无法抱怨,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还不得不给红军将领授勋。作为战略家,这就是毛真正的唯一的平生得意之笔,确实算得上是罗贯中所谓“随机应变信如神”了,尽管它有如说是军事科学的成就,莫如说更像厚黑学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83页。
(2)同上,380-381页。
(3)同上,386-388页。
(4)同上,388-391页。
(5)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网络版,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13352/113355/6761647.html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409-410页。
(7)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89-290页。
(8)王绍军、张福兴:《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中外书摘》 2005年第11期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410-411页。
(10)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网络版,http://www.17794.com/book
(1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bbs.jconline.cn/cgi-bin/view.cgi?forum=2&topic=22500。
(1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转引自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网络版,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13352/113355/6761642.html。
(13)《毛、朱、王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
(14)《毛、朱、王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7日,出处同上。
(15)《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4月24日电》,1944年5月6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9-95. 出处同上。
(16)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33页,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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