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一﹑林豆豆的机密情报内容是什么？

   就本人阅读所及，最精彩﹑最富于想象力的，乃是某位海外作家写的英文惊险小说。该书称，林副根本就没有坐上那飞机，是去西山赴毛之宴后回家，坐在红旗轿车里，还没下山就被毛通过周恩来，下令汪东兴用火箭筒干掉的。而那在蒙古坠毁的三叉戟上坐的，据说乃是林立果和他的情妇们。

   相比之下，张宁女士的大作就毫无娱乐价值。令人惊诧的，乃是它不但广有市场，而且还哄得胡适弟子﹑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上了当。更奇怪的是，自称熟悉史学考证的丁凯文先生，竟然不对各家证言作起码的比较辨析，在不假思索摈斥官方证言的同时，把张宁那破绽百出的孤证，当成了为林彪翻案的重大依据。其实若将该书和李文普的回忆录一比，真伪立见。李可能也撒了谎，但张基本无话而非谎言

 我认为，所有发表了的证言中，以四个关键证人作的证词至为重要，亦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与汪东兴。这些证词其实含有前人未予充分注意的丰富信息，使用基于常识的简单逻辑推理加以对比分析，不难判定谁说的是真话，并初步查明这千古疑案的真相。


一﹑林豆豆的机密情报内容是什么？


要查明谜底，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那个晚上发生的事至关重要，而在这点上，林立衡﹑李文普﹑张耀祠﹑汪东兴四人的证言相当一致。其实官方并没有怎么撒谎，不过省略了关键情节。这才是最高明的伪造历史的手段。

   汪东兴的证词就是官方版本，他介绍的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和林彪﹑叶群密商，引起豆豆怀疑，前去偷听，“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1）

   由此可见，林豆豆报告的情况非常重要，各级领导片刻不敢耽误，立刻就层层向顶头上司汇报。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张的话：“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如果林豆豆真是如汪说的那样，只是“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那张又何必如此惊慌，谈得上什么“情况很紧急”？又怎么会引起周的高度重视？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周又何至于追问什么“报告可靠吗”？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下令张随时向他汇报最新动向，可见此事非同小可。

   汪接下来的证词更证实这一点：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它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 （1）

   请问：作为饱经沧桑的铁血政治家，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如今林副不过只是“要走动”一下，周又何必“也紧张起来”，如临大敌，连重要会议都“不能继续主持”了，要去专门“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还同时严令汪守着电话不许离开？

   周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是否确有飞机到了北戴河。吴查问下属期间，周又令汪东兴与北戴河的负责保卫林彪的警卫干部张宏联系，要他查明是否山海关确实到了一架专机。“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至此，周已经先后从林立衡、张宏、吴法宪等三个不同途径落实了256专机确实停在山海关机场，但他仍然不满意。据汪回忆，当晚11点半钟，周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询问山海关是否有专机。叶群先推不知道，后又改口说有，是林立果坐去的，林彪次日想上天去转一转。周问去哪儿。叶答想去大连。周以天气为由，劝叶不要飞了，并说他想去看看林彪，据汪说，就是这关键的电话，吓得林彪终于下定决心，改变次日行动的计划，当晚便提前出逃了。

   接下来的事情更奇怪，据汪说：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1）

   据汪说，林豆豆汇报的情报，乃是“首长”想走动一下。就为这么点事，周先后通过多个途径查问，最后得到叶群本人的证实。如果林豆豆提供的情报真是那么简单，那不是丝丝入扣了么？周有什么必要吓成这个样子，要特地派出可靠陆军将领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临时负责指挥，还派可靠监军杨德中监视着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林彪那专机又不是战略轰炸机，去空军司令部指挥什么？

   那么，林豆豆到底向张宏和姜作寿汇报了什么，会让党国大员吓成这个样子？

   李晨所著《世纪风铃》中披露的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似乎并不完整，其中多次使用“林立果对我说的事”这话语来指代她的情报内容，但她毕竟在一处注明那是什么事：“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注：指林彪，下同）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这话她不但对林彪的秘书李文普报告过，更多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反复报告过，并一再恳请他们采取行动保卫林彪，不要让林立果和叶群阴谋得逞，绑架了她爹（２）。

   这证词得到了李文普的证实：

   “就在这天（芦按：指９月１２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3）

   “林立果要害毛主席”，到底怎么个害法？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远比汪东兴老实，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一天（芦按：即９月１２日）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4）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5）

   汪东兴告诉邬吉成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是在9月12日晚上10时左右，而据汪东兴说，林立衡举报乃是9点20分左右。如果林立衡举报内容没有“轰炸中南海”一条，只是汪说的“林彪要走动”，中南海何必在此后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舒云的调查报告也说，当晚十点四十分，周恩来听了一个“神秘电话”后，“天安门广场上彩排国庆游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准备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也提前解散了。”（6）虽然她语焉不详，没有说明游行队伍“提前解散”究竟是何时的事，但这仍是对 “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的重大情报的有力旁证：如果中南海挨炸，必然累及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群众，所以周恩来在确保了伟大领袖与中南海和钓鱼台等重地的安全后，才想起来赶快下令疏散在广场上云集的群众，以免万一立果得手，为我党造成不良影响。

   真相于此大白：１２日晚间，林豆豆向张宏和姜作寿报告，林立果和叶群准备说服或挟持林彪准备逃往广州，不行就去香港，还要出动空军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

   这种十万火急的特大军情，当然引起了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就向各自的顶头上司汇报，迅速传到了周恩来那儿。因为涉及到轰炸中南海的性命攸关的大事，所有的人，从张耀祠﹑汪东兴直到周恩来才会那么紧张。这才会有毛从中南海搬出，住到人民大会堂去，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怪事，也才会有周恩来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指挥，并派监军杨德中去监视吴法宪。他们去那儿的使命毫不难猜：密切监视全国空军异动并指挥首都防空，以防林立果的空袭计划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