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五﹑是伟大统帅决定放走副统帅

   类似地，潘景寅先从胡萍那儿接到了吴法宪把飞机开回北京的命令，后又直接接到吴不许他起飞的死命令，但第一次他欺骗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无法回京。第二次则满口答应，过后却悍然违令起飞（7-9）。他敢这么干，只可能奉了更高级的命令。能发出这种命令的只有三个人：毛、林、周。根据官方给潘的“组织结论”，可以排除林彪，剩下来的就只有毛周二人，那么，给他下此秘密命令的究竟毛还是周？

   如所周知，毛凡事只做决定，不管具体执行，据此可以推定，无论是给张宏下令撤销周先前保护林副统帅的命令，还是命令潘景寅对吴法宪的命令阳奉阴违，都只能是周干的。问题在于，周这么干，到底是他自作主张，还是奉毛的圣意行事？

   如今网上流行着一种说法：无论是林彪﹑叶群还是林立果，都丝毫不知道那飞机飞往苏联。那事件是人民的好总理一手炮制的阴谋。他下令飞行员潘景寅秘密飞往苏联，把林副﹑主任﹑部长甚至连伟大领袖都蒙在鼓里。所以事后周没有迫害潘的亲属，云云。

   持此论的人忘记了以下事实：

   第一，周根本没必要去搞掉注定要被老毛活活整死的林彪。

   根据吴德回忆，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南巡回京，特地在丰台车站召见了他﹑吴忠和其它大员，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６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11）

   毛在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完全是宣判林的政治死刑，以致大员们一听就知道“这个问题大了”，“都感到很紧张”。

   据舒云透露：

   “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5）

   因此，周早就知道林彪的覆灭是注定了。此后他更从豆豆情报获悉林立果犯了谋反暗杀大罪。就凭“轰炸中南海”一事，叶群与林立果就得经军法审判被枪决，林彪一家从此万劫不复，根本不需要“叛逃”才能入罪。那周又何必设下这复杂而风险极大的阴谋去坑害林？

   第二，把林弄到外国去，于公于私对周都毫无好处。于公，林彪熟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绝密，又是党章确定的副统帅，如果跑到苏联，就算不另立中央，也定将为党国弄出无数麻烦来；于私，把林彪搞垮根本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林彪派系乃是周恩来对付中央文革的事实盟友，是他赖以抗衡制约江青飞扬跋扈的唯一力量。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自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后，政治局和国务院各部委瘫痪，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加入中央文革碰头会，使得后者变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局。碰头会内部不久就分化为“笔杆子”与“枪杆子”，亦即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两派，冲突越来越尖锐。周恩来在两派间取调和态度，但屡遭江青当面折辱与背后中伤，丘八们为此愤愤不平，甚至还于1969年5月间去向毛泽东告状（12）。但周老谋深算，不比丘八们头脑简单，深知江青是毛的心腹，开罪不起，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尽管如此，吴法宪仍然认为：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个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很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13）

   两派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宪法修改小组中。为了是否在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是否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那三个“副词”（统统是文盲，那其实作状语的形容词，英文才是副词作状语），陈伯达、吴法宪和李作鹏与康生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争执，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了吴法宪。这冲突一直延续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因此作了关于“称天才”的讲话，周恩来也站在林彪一边。据吴法宪回忆，当汪东兴提出要再听一遍林彪讲话录音时，周恩来很高兴地同意了，还特地提出要放两遍（14）。在此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吴法宪等人有说有笑，对江青表面应付，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15）。在毛向陈伯达发动突然袭击、风向骤变之后，吴法宪还接受了周恩来要他写检讨、为周分担责任的要求（16）。

   由此可见，在与江青等人的缠斗中，林彪派系实际上为周恩来分担承受了江青一派的恶意攻击。“二月逆流”之后，周在国务院和军界的袍泽悉数垮杆，林彪派系便成了周恩来唯一可以借以制衡文革派的政治势力。他不但以丘八们作为权力斗争的利害盟友，在感情上也是偏向他们的——起码自林彪以下的军头们对他非常尊重，从不曾如江青那样屡次当着众人的面无情折辱他。直到林彪出走后，他才改变了对两派的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倒向江青一边，舒云的采访录记述了这一戏剧性变化：

   “五点左右，周恩来宣布开会，他对江青的态度大为转变，总理对江青客气地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总理以为江青知道了，其实她不知道，因此毫无反应），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出处同注9。芦按，作者一如既往地未注明这是谁提供的情况，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断是邱会作的回忆而非作者的亲历记）

其次，林彪垮台对周恩来只意味着从此要遇到无穷凶险。周此前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全靠他毫无当二把手的野心。据吴法宪说，周恩来曾告诉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周：“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7）如果林彪上台对周不利，周会推荐他么？有林彪做他的挡风墙，周才能在无比险恶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林彪一垮台，则他立即要变成第二把手，直接暴露在毛无穷无尽的猜疑之下。以周之绝顶聪明，又伴虎狼之君一生，熟知毛的心事，岂有事前不知利害之理？要他主动去搞掉林彪，无异于逼他自杀。

   更重要的是，毛的南巡讲话表明，他已经下定了除去林彪的决心。如果说此前周还认为林彪是钦定接班人，那么此后毛的真实意图周还会看不出来？据吴法宪说，林彪曾对他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18）。如果此话属实，则林彪若顺利接班，周还能当“太平宰相”；江青若作了女皇，周只怕要当李斯。

   因此，林彪倒台，对周带来的打击是多重的：首先是他成了二把手，就此变成毛病态猜疑的主要对象；其次是他失去了能分散或转移江青火力的林彪派系；最后是皇储从关系良好的林彪变成了一贯骑在他头上拉屎撒尿的江青。这一系列不利变化立刻就使得他处于危境之中。

   周的卫士的证词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底，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周立刻赶到毛身边。根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当时情况如下：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按：指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19）

   的确，没有什么比周这句话，更能说明他对毛生怕大权旁落之心是何等洞若观火。正因为熟知毛对可能夺权的接班人充满猜忌，而周千方百计要避开这致命的嫌疑，这才会在毛复苏之时脱口说出这最能安慰毛的话。可惜无论周如何表白自己，毛都不会放心。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林彪事件后，在周主持下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极左思潮”，但到了1972年12月在毛的干预下迅速变为“批极右”，此后又变成名为批林﹑其实针对周的“批林批孔”。周对此也心知肚明，1973年夏，他对邓颖超的表妹说，他也会连累亲戚（20）。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直接抨击周，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责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21）次日又在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22）

   熟悉毛共语言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不是毛真的指责周不抓大事，而是指责周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此乃彭真被整的罪名，而“修正主义”的指责则让人想起刘少奇那“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叫去才去，开完立刻离开。就连周身边的人都察觉了危险，周的卫士张树迎对周的保健医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咱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23）

   与此同时，毛还把当初对付林彪那套使出来对付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他数次接见中央军委及相关负责人，说什么：“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24）

   在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再说这种话，“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的人究竟何所指，周就是再迟钝也不会猜不出来。他似乎知道毛想把他整死。根据耿飙的回忆，1974年初，周对他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25）

   毛确实想把周害死。早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医疗专家们就已发现周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毛却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９个月。直到次年３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毛还要通过汪东兴下令，只准医疗组作膀胱镜检查，不准作电灼手术。最后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延误了病情（26）。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发动批《水浒》，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能够或曾经“架空晁盖”的“宋江”，非周恩来莫属。至于“投降派”的罪名则是毛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没用过，当然不会是指那两人。根据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的背景，不难猜出那是指谁。

   对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还如此狠毒地“痛打落水狗”，逼得只会奴颜媚骨作检查的周恩来第一次作出了绝望的抗议。他在进手术室前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景如实报告毛泽东。（27）

   综上所述，林彪垮台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周成了毛的猜疑和迫害对象。上引周的卫士张树迎的证词提示，这一结局早为周恩来预知了，他怎么还会去主动扳倒林彪？相反，林彪死讯传来后他放声大哭，兔死狐悲之感应是原因之一。

   第三，飞机上有空军作战部的林立果和刘沛丰那些内行在，当此逃命之际，岂会任飞行员潘景寅愚弄？

   第四，前文已经论述过，整个事件是林豆豆密报触发的，而那关系到毛泽东的安危，周恩来绝对不敢隐瞒不报。一旦上报之后，他便夹在正副统帅的生死拼搏之中，走错一步便是杀身大祸，所以绝对不敢自作主张，遑论搞阴谋整死林彪，只会随时请示毛泽东并忠实执行其指示。

   第五，周没有作案时间和技术可能。如上所述，周是当晚１０时才得知豆豆情报的，过后立即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达保卫林彪的一系列命令，１２点多飞机就起飞了。在两个多小时内，他怎么来得及去收买飞行员潘景寅？即使潘是他早就安排好的特工，除非两者之间有秘密电台联系，否则他根本就无法绕过层层官僚机构，去把熟睡中的潘唤醒，下令让他把飞机飞到苏联去。就算潘真有电台直通周恩来，那也只能是在约定时间联系──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岂能随叫随通？

   因此，哪怕潘是周早就布下的卧底，周真要紧急下令让潘作弊，也必须先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令，取消先前下达的保护林彪的命令，改令他们不得阻拦林彪行动，更不可跟随林彪上飞机，并命他们立即和山海关机场联系，或令军委总机接通山海关机场，把潘叫起来听电话，再在电话中给他下命令。无论是通过上述哪个渠道，都不但有警卫部队参与，还非通过山海关机场不可，泄密的可能性颇大。奉毛之命这么干倒是无妨，但背着伟大领袖搞阴谋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难道他就不怕毛以后查出来？背着毛把副统帅骗到苏联去是何等严重的叛国大罪，周恩来能用这种通讯方式儿戏从事么？但如果不使用这种通讯手段，请问他又如何紧急通知潘景寅？

   综上所述，“周恩来私自放走或骗走林彪论”根本无法成立。这可能排除之后，则决定放走林彪的人就只可能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