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六﹑林立果到底干了些什么？

   为林彪翻案的论者们似乎从未澄清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是认定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统统都是无辜的，并未如官方所指的那样卷入暗杀毛的阴谋，还是只将平反对象限于林彪一人，默认官方对林立果和叶群的指控，但认为林彪本人既未与闻密谋，也不知道飞机是飞往外蒙，乃是被叶群和立果绑架上飞机的？

   窃以为，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讨论，本节先确定叶群和立果是否无辜。

   上文论述确定了三个基本事实：

   １﹑９月１２日晚间９：５０左右，林豆豆通过张宏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准备挟持林彪先去广州，后去香港，并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

   ２﹑汪东兴和林豆豆的证词都说，周恩来曾在当晚１１：３０左右给叶群打过电话，而根据李文普和林豆豆的证词，此前林彪已上床睡觉，这提示林家出走是临时决定，很可能是那电话触发的。

   ３﹑林彪一行于此后违反内卫制度，扔下警卫，不顾安全，于夜间起飞，属于仓惶逃走，不属于正常旅行。

   这里隐含的推导前提，是假定林豆豆证词可靠。如果那证词完全是谎言，则据此导出的上述三条“基本事实”也就无法成立了。的确，近年林豆豆自己也说，“九•一三”后她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10）。

   但那证词根本就无从否定。至今我未见到翻案者们包括林豆豆本人否认她曾向中央举报，而这正是触发一连串事件迅速发生并恶变的触媒。类似地，他们也无法否认林立果和叶群两人仓惶出逃的事实。

   一旦肯定了这两条事实，那就必须承认她的举报内容中确有“害毛主席”这条，非此不足以解释立果和叶群为何要不顾一切地逃跑，更何况它得到了李文普与张耀祠的证实。因此，至少这部份证词内容是真实的。

但若确立了这部份关键证词的真实性，则证词的其余部份就更不可能是逼供产物了──官方炮制的谎言绝不会含有如此众多的不利信息：诸如周恩来曾于当晚１０点多紧急下令保护林彪，而张宏和张耀祠都不顾她声泪俱下的请求，拒绝执行该命令，故意放走林家三人，等等﹔更不会含有她那困惑而余愤犹存的质问：“唯一的举动就是最后的‘快追’。而这个‘快追’又起什么作用呢？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正是她披露的这些重大线索，使得笔者得以确定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作了伪证，并发掘出官方蓄意隐瞒的“毛早知林彪要逃”的真相来。难道官方竟会有意揭穿自己的马脚？

   翻案者们还忘记了一个问题：如果林家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则林豆豆的举报就是诬告。她这么做，不仅要毁灭林立果，连累林彪，而且对她本人而言也是政治自杀，作案动机何在？即使假定她是被毛收买的伪证者，那也无从解释为何无辜的叶群和立果要逃跑。

   因此，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林豆豆证词，除了下面要讨论的个别细节外，基本上是真实的，由此导出的立果确有暗杀密谋﹑事泄时不得不与叶群合谋仓惶逃跑的结论也是正确的。换言之，至少这两人不是无辜的，官方对他们的指控在这点上确实成立。

   支持这结论的还有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该案给毛带来了空前的心理打击，成了毛健康从此恶化的转折点。对此，所有的知情人士，从我党高干直到流亡海外的李志绥大夫，作出的证词高度一致。据李志绥大夫说，毛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放弃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华才改变了态度。（28）据张玉凤证词，事过许久毛还在向我党高干以及来访外国政客叨叨数说：“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29）。张耀祠、吴德等人的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5，12）。如果此事完全是毛炮制的冤案，则这种无比强烈并持续的情绪反应根本就无从解释。

   除此之外，官方更出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影印件。迄今似乎无人质疑该件的真实性。我认为该件是真实的，理由非常简单：它含有大量对毛本人十分严厉而且相当准确的抨击，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即使是获得毛事前同意，当时中国自周恩来以下，也绝对无一人敢伪造这种“大逆不道”的文件，而毛本人就更不会去披露逼死自己的秘书之类的丑闻了。

   但关键问题在于，暗杀密谋是否进入了已在实际运作的阶段？《纪要》本身似乎不过是一伙人的派对谈话记录，空谈发泄而已。从我党出示的所有罪证来看，那伙人完全是一群光说不练的清谈客，从无过硬证据表明他们除了“运筹帷幄”之外，还曾采取过任何具体行动来将他们的空想付诸实践。就连“运筹帷幄”也停留在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清谈阶段。

   汪东兴倒是描述过几个具体暗杀方案，但即使那是真的，也只能说明密谋者们临阵退缩。例如他说，“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如果密谋者们真有胆气动手，这就是再不能错过的最佳时机。但据汪说，在陈励耘同意用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之后，于新野却又决定改到上海去干（1）。既然陈确知毛在杭州的住所，何不直接轰炸那儿？却要改为去上海袭击毛可能住的顾家花园，难道他们不会想到毛不一定住那儿？难道他们不知道“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简单道理？

   因此，现有证据支持林立果确曾密谋杀害毛泽东，不过，官方证词似乎只表明密谋者们没有足够勇气将计划付诸实施。林立果等人其实“谋而未反”，始终只处在密谋阶段。这“清谈博浪锥”的唯一结果，就是吓坏了密谋者们自己。

   据官方说法，密谋之所以未能实施，乃是因为伟大领袖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打破国庆前夕才回北京的惯例，突然提前结束南巡，启程迅速回京。致使林立果因此放弃密谋，不得不仓惶逃跑。

   立果仓惶出逃确是事实，但他未必能知道毛已回京的绝密消息。林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都表明，早在毛回京前，他就在酝酿“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２，4），那晚和叶群一直在游说林彪同意他的计划。之所以如此，是他以为自己的密谋业已暴露。据刘吉纯的证词，林豆豆曾对他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 （30）可见林立果此前已在怀疑毛知道了他的清谈活动。之所以突然决定半夜出走，是因为周恩来不但查问三叉戟下落，劝叶群不要起飞，还提出要来拜访。这不祥的举止，使得林家不能不猜测周要前来宣布逮捕林彪。

   就算官方所说是真，林家是被毛突然回京吓跑的，那“因毛突然回京而以为密谋败露被吓跑”与“因毛突然回京而无法实施密谋”也是两回事。立果畏罪潜逃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而密谋流产则只是官方一面之辞。上面已经说过，如果那群人真有胆量，就绝不会错过毛在杭州时的最佳机会。因此，现有证据只支持前一可能。

   还有个问题：官方从未明确解释毛到底是怎么察觉立果的密谋，又察觉到什么程度。据汪东兴证词，毛起了怀疑，乃是在杭州的事：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而据毛的警卫队长则说，那是因为“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1）

   如果这些证词可靠，则当然足以引起毛的怀疑。毛因此下令立即转移专列，于１０日又决定离开杭州北上，１１日晚间离开上海，１２日便到了北京。

   这就又引出个问题：那告密者会不会是李文普？据林豆豆说，从９月７日起，她便向刘吉纯﹑李文普等人泄露了立果计划。而据汪东兴所说，毛收到情报恰是９月８日晚间的事。那他收到的会不会是李文普发来的情报，汪所谓“杭州的好同志”其实是李文普？

   这可能性似可排除。如潘景寅不可能与周直接联系一般，李文普也不可能是能与毛单线联系的特务。因此，他若向毛汇报，就只能通过８３４１部队张宏那个渠道。如果李早在９月８日之前就这么干过，那么毛早就给了张宏如何行动的指示，张在９月１２日两次会见豆豆时的态度就不会前后截然不同。同理，因为汇报要通过中央警卫局，周恩来也必然与闻此事，他也就不会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点多还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

   而且，如果毛确实掌握了“小舰队”密谋的证据，官方一定会披露，以彰显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并证实林彪的滔天罪行，但官方并未这么做。因此，看来毛其实并不知道立果等人的密谋。他突然改变计划回京，看来主要还是因为疑神疑鬼。这种心理疾患乃杀人无算的大独裁者的通病，毛当然不能免，李志绥大夫早就观察到了（29）。但这却吓坏了梦幻阴谋家林立果，他不熟悉毛的性格，却以为密谋败露，吓得连夜出逃了。最关键的触媒，看来还是周恩来那个电话。

   下一个问题是，林立果是否真如我党所说，准备和乃父到广州去另立中央？

   仔细审阅豆豆证词可以发现，她的举报只说“去广州，万一不行就去香港”或是“先去广州，后去香港”，并未解释去广州干什么，更从未说过“另立中央”的话，李文普﹑姜作寿﹑刘吉纯等人的证词在这点上和她完全一致。所谓“另立中央”乃是官方后来作的指控。对此，中央向全民出示的物证，只有据说是林彪的一份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以及给黄永胜的一封信：“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但据胡萍向舒云提供的证词，那手令和信件都有可能是周宇驰伪造的：

   “９月１２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６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３２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31）

   “73年底，纪登奎向中央政治局报审查结果，说黄、吴、李、邱与‘两谋’、政变，无关。有人问手令和林彪通过王飞交给黄永胜的信怎么解释？纪说手令和信根本没有到黄的手上，连王飞都没有看到过。”（9）

   其实就算这两个文件可靠，也根本不能用作政变证据。“手令”连抬头都没有，传达命令是什么内容也毫无交代，随便怎么解释都行﹔而给黄永胜的信更是什么信息都没有。

   不仅如此，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实际上否定了“另立中央”的指控。 豆豆证词说：“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２）她就是听了这情报才决定去向中央举报的，就连汪东兴自己都承认这一点。

   由此可见，直到９月１２日晚上９点多，林彪都还认为“去广州不行”，那又何来什么“去广州另立中央”一说？

   坚持官方指控的人可以说，那是林彪阴谋暴露后放弃了原计划。可汪东兴本人说得明明白白：周恩来获悉豆豆举报后，于当晚１１点半钟打电话给叶群，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 （1）。可见官方所谓“林彪放弃去广州另立中央”发生在豆豆举报之后，但此前林彪就向叶群表示过不同意去广州了，那还能有什么“放弃原计划”可言？

李文普证词不但证实了豆豆以上所说，而且直接否定了官方对上述两个“物证”的解释：

   “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3）

   林立果此话表明，直到９月１２日晚９点多，他尚且无法指挥黄﹑吴﹑李﹑邱，直接否定了所谓“林彪手令”是写给这四人的。那据说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当然就更与所谓“另立中央”无关。

   不仅如此，所谓“另立中央，武装割据”之说也根本不符合中国当时国情，丝毫没有可行性。文革中，调动一个排的部队都需要毛批准。林彪后来出逃，连警卫部队都无法指挥。副统帅尚且如此，何况黄吴李邱？没有指挥权，搞什么“武装割据，另立中央”？难道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林彪元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而没有林彪参加，光是立果一人又怎么个“另立中央”法？儿童团中央？

   所以，所谓“林彪意图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实行武装割据”的指控，既无证据支持，又违反常理，乃是诬蔑不实之词。黄吴李邱后来因此受审，完全是冤案。

   下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是，叶群是否也与闻了小舰队的密谋？我认为这点可以基本肯定。为林彪翻案的人们从来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就是林彪一行不顾一切地仓皇逃跑，而这极度反常的行为只能用做贼心虚来解释。但要林彪同意突然改变原定去大连的计划而半夜出奔，没有叶群关键性的努力，光靠公子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刘吉纯的证词也支持这点。据刘说，林豆豆告诉他：“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 （30）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表明，虽然“另立中央”是向壁虚构的罪名，但林立果确有过停留在幻想阶段的“暗杀伟大领袖”的密谋，而叶群很可能与闻其事。以为密谋暴露就是他们不顾一切仓皇出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