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七﹑林彪在密谋中卷入了多深？

   根据官方指控，林彪乃是林立果密谋的后台，炮制了所谓“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1）

   上面已经讨论过，暗杀毛的密谋确有之，但并无证据证明林彪是主使人，“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说则根本无法成立。上文已经指出，无论是林彪还是四大金刚都调不动部队，根本就没有另立中央的本钱。更重要的是，林彪在全党全国全军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最最忠于毛主席”，而这彻底剥夺了他公开反毛的可能。小舰队的空谈家们作白日梦不足奇，林彪乃是我党最杰出的将领，精通敌我强弱分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致命弱点。

   另一方面，林彪也完全知道伟大领袖立意搞掉他。根据李文普回忆录，“９月６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 （3）。

   见惯了毛收拾假想敌的程序，林彪便再笨也明白那乃是他的政治死刑判决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毛那阴森森的预言：“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这话透出了什么血腥气，副统帅绝不会不明白。林鉴不远，在刘少奇之世，那才是昨天的事。而且，当年倒刘之初，毛还有一番“治病救人”的做作。如今正式总攻尚未发动，便断然预言了对方不可挽救，可见对方狠毒的决心早已下定。

   林彪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身经百战﹑屡仆屡起，在困境中求生已经成了本能。因此，他在得知伟大领袖立意搞掉他之后，不大可能束手待毙，定会奋起自救。而他完全知道无论他怎么忏悔，伟大领袖都不会饶他，等待他的只会是刘少奇惨死狱中的下场。因此，这自救只能是破釜沉舟的反击。因为没有道义权威和实力公开反毛，暗杀看来似乎是林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了。

   但这么作完全是拿全家性命去赌博，毫无胜算。批准使用这种非常手段，不符合林的一贯性格。他曾对部将说：打仗要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如果没有那三分冒险，就会坐失战机；如果没有那七分把握，就会打败。而林立果那套完全是零分把握，十分冒险。一旦暴露，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来，林彪不大可能指使儿子去搞暗杀活动。他只能什么都不做，延颈以待毛的斧铖，这就是他为何说出“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的消极绝望的话来，而这就成了翻案者们的主要依据。

   林立衡﹑张宁和丁凯文等人都坚持“绑架说”，认定林彪是在服用了安眠药的情况下，稀里胡涂地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上飞机的。丁凯文先生更推测，飞机飞到苏蒙边境后又掉头往南飞，就是因为林彪终于醒过来了。

   此说官方已经批驳过：林彪是自己从驾驶舱舷梯登机的，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此说当然无法证实，但以常理度之，“绑架说”无法成立。

   持此说的论者忘记了一个生活常识：正常剂量的安眠药诱导的睡眠并非全身麻醉，可以被弄醒，和正常睡眠也差不多。如果到了任人摆布还一无所知的地步，那就过了安全剂量。漫说豆豆此前已经一再给林彪的卫生员打过招呼：“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3），就算叶群亲自下手，卫生员无法干预，她也不敢冒毒死副统帅的巨大风险。

   于此，“绑架说”便陷入无从解决的两难：如果是正常用药，林彪便睡着了也会被弄醒﹔用药过量倒是可以让他丧失知觉，但那不但有毒死他的危险，而且使他同时丧失了被人挟持着行走的能力，立果等人就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搬运不省人事的副统帅。现在“绑架论”说的乃是由叶群和立果两人“挟持”着走，可见并未过量用药。但如果林彪还能让人扶起穿衣﹑行走﹑上车﹑听见旁人开枪，以后又下车﹑登机，经此长达近一小时的惊心动魄的折腾后，还能继续“神智不清”，那就只有使用传说中的“勾魂术”才能做到了。

   根据豆豆证词，在她第二次去见张宏之前，李文普曾告诉她：林彪在１１点时和往常一样上了床，而根据李文普证词，林彪在出走前又起来了，神智完全清醒：

   “大约１１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3）

   这证词是可信的，无论此前林彪是否服用过安眠药，是否一度短暂入睡，他在出走前已经起床了，而且神智完全清醒。如果不是林本人下令，李文普就不会去调车──此前豆豆做他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连豆豆自己都承认：

   “我一听急了，对李文普说：‘你一定要守在首长身边，要绝对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我先去一下放电影的地方，然后马上去找张宏。’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着头，当着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 （2）

   由此可见，虽然李文普对豆豆的诚信有深刻偏见，但此时还是达到了怀疑首长临界点，所以他不但令豆豆去找张宏，自己还在值班室给张打电话通知林彪要走的消息。如果不是林彪先下令，后又主动上车，他还会跟着上车么？上去又何必再跳下来？他上车下车似乎是所有当事人都承认的事实，请问这该怎么解释？

   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说过的那条：在警卫重重环绕之下，没有林彪主动合作，出走无法实现，光是李文普那关就过不去。而且，即使假定林彪上车时真的稀里胡涂，除非是上了全身麻醉，否则在听到枪声时也早该惊醒了，决不会如丁凯文先生设想的，要飞到苏蒙边境时才大梦初醒。

   遗憾的是，丁先生的所谓“考证”，就是不加辨析，照单全收豆豆和张宁那些丝毫经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辞，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只有使用传统的“勾魂”国术，才能完成在众目睽睽之下“绑架副统帅”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

   综上所述，林彪出走乃是出于自由意愿，“绑架说”无法成立。该说的发明，只反映了豆豆以“舍车保帅”方式维护父亲形像的苦心。早在９月７日她就主张此说了，在林彪离开时她自己不在现场，然至今坚持此说，却非但始终未能解释其依据何在，更未敢面对上文指出的一系列技术难题，而且在她父亲面临被绑架的危险时，竟不采取最简单也最有效的防范措施，直接去向她父亲那受害人报告，却去要求警卫员违反军纪和组织原则，逮捕政治局委员叶群和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这些彻底违反常理和逻辑的言行，只能证明“绑架”说是她为了个人需要发明出来的。

   下一个问题是，林彪是何时得知立果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的？

   官方的指控我已经在前文质疑过，说林彪指使立果谋刺毛，不过是毫无证据的武断认定。立果的密谋毫无成功把握，林彪不大可能事前批准这种可能为儿子招来杀身大祸的冒险行动。而且，这也和李文普以及林办其它工作人员的证词不符。他们一致反映，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很消沉，不像密谋总指挥应有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豆豆坚持说她父亲毫不知情，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武断认定。有趣的是，她自己的证词其实就否定了这一说法。

   豆豆证词披露，早在９月７日她就知道了立果的密谋，并向李文普﹑刘吉纯﹑陈占照﹑张恒昌等人泄露了。据李文普回忆，９月７日林立衡到达北戴河不久，林立果就把她接到５７号楼他的住处密谈，从下文提到的张清林大闹大队值班室的轶事来判断，她此前对立果暗杀密谋可能已有所耳闻。立果那天和她密谈，可能主要是披露“先去广州后去香港”的计划，因为他正考虑出亡，不能把她一人蒙在鼓里，扔在中国。

   这就引出了上面已经说过的豆豆那个令人无法理解的反应：如果她坚信林彪毫不知情，是叶群和立果要违背他的自由意愿绑架他，那她保护父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他举报。林立果８日就到北京去了，直到１２日晚９点左右才返回北戴河。在这５天中，她有充分机会避开叶群，去向父亲举报。

   如果她这么做了，林彪又真不想出逃的话，可有三策选择：

   上策是将叶群和立果召来严加训诫，令其打消轻举妄动之念，并令警卫不许此二人再来晋见﹔中策是隐瞒真情，捏造个借口，下令把两人抓起来。以上两策不但可以保护林彪自己，而且也保护了叶群和立果。下策就是由林彪大义灭亲，亲自审讯查明真相后，令８３４１部队把他们抓起来，送给毛发落。此策其实就是林豆豆一直在苦苦奋斗而未能实现的目标，但在她父亲那全军副统帅办来却易如反掌。

然而奇怪的是，林豆豆居然不选择这最容易﹑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危机，却不惜出卖母亲和弟弟，舍近求远，弃易就难，徒劳无益地实行“曲线救父”之计。

   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她认定向父亲举报无效。换言之，她知道林彪其实知道此事。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她从立果那儿得知林彪早知此事，而她也相信了这点，要么她在得知立果密谋后，曾向父亲试探过，但林彪并没有流露出震惊和反对的意思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的确，当她乍闻立果的密谋时，必然极度震惊，第一反应只会是问立果：“首长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事？”这是她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绝对不可能不问。而立果既然敢跟她说，必然也只会作肯定回答。事情如此重大，她不可能就此满足，势必还会向林彪试探，并从林彪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正因为她知道林彪不会听她的，她才不得不诉诸非常手段，要警卫部队去强行拦阻首长，绝望之余甚至不惜同意张宏去报告汪东兴和周恩来那些低于他父亲的“中央”。

   这在我看来就是她那一系列怪诞举动的唯一合理解释。豆豆自己的解释则是李 文普﹑刘吉纯不让她报告林彪：

   “当我跟张宏说李文普﹑刘吉纯等工作人员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林彪时，张宏说：‘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 （２）

   可李文普却在回忆录里愤怒地质问：

   “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 （3）

   而刘吉纯则说他建议报告中央警卫局，但豆豆不同意，并没有说他曾劝阻豆豆不要向林彪报告：

   “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芦按，指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和豆豆的随从人员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杨森）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30）

   该证词得到林办秘书宋德金证实：

   “大约９月１０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它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32）

   愚以为，豆豆提供的解释根本无法成立。假定她说的是真的，李﹑刘确实劝她不要报告林彪，那又便如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但是郡主，而且是我军高干，自己就有个空军保卫部副处长作保镖。她的证词处处显示，她本人个性很强，凡事都是自己拿主意，下命令，让别人服从，甚至在林彪出走时试图指挥张宏，以致引起后者抗议。为何偏偏在涉及父亲生死大事之时，要听从地位比她低的李﹑刘的劝告？

   由此可见，尽管无证据表明林彪是立果密谋的主使人，但至迟于９月７日，林彪已经得知了内情并至少采取默许态度。

   还有个问题：为何李文普﹑刘吉纯不敦促林豆豆向她父亲报告？按常理，这是他们最好的推脱办法。可无论是李还是刘，似乎都没有提出这种建议。李无所作为，最后只怂恿她去向张宏报告，而刘则建议她向汪东兴等人报告。

   由此可见，豆豆所说“李文普﹑刘吉纯等工作人员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林彪”，恐怕不完全是遁词。李刘虽然没承认这一点，但起码没有怂恿她去报告林彪。为什么？莫非李真如他人后来指责的，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窝点’的特务”？

   为此必须澄清豆豆和李文普证词中另一个不一致之处，那就是，林豆豆是何时向李文普泄露立果密谋的？据她自己说：

   “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２）

   刘吉纯的证词证实，她确在９月７日晚间向他泄露了立果密谋（30），但李文普本人却说直到９月１２日下午，她才告诉他这事：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3）

   两相比较，虽然豆豆没有说明告诉李文普是哪天的事，但从文义来判断，他不但是豆豆的重点游说对象，而且那是个较长的说服过程，不大可能从１２日下午才开始。豆豆既然早在７日晚间就能跟刘吉纯泄露此事，当然也可能在此后不久就向比刘更重要的李和盘托出，可见李文普有可能在这问题上撒了谎。倘若真如此，那这是否能作为他是中央警卫局特务的证明之一？

   我认为这难以成立。首先，前文已经说过，如果李文普早在１２日前就通过中央警卫局报告过，那么张宏和周恩来应该早已有备，１２日晚间就不会出现两种前后矛盾的反应。其次，李文普在事后成了监护审查对象，被关押４年之久。连张宁本人都不能不承认，李文普被放出来就没有工作，没几年就退休了，靠在街道居委会找点事挣钱养家。这不是立了头功的特务该享受到的待遇。第三，李文普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似乎并不能起到掩盖他特务身份的作用。最后，如果李文普真是毛安插的特务，那他就不会在证词里为林彪鸣冤，驳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谎言（3）。

   因此，李文普若在此问题上真的撒了谎，更可能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丧失革命立场，在得知豆豆情报后迟迟不向中央举报”的过错，为此他才把豆豆向他告密的时间推延到了１２日下午。

   其实“丧失革命警惕性”才可能真是李文普无动于衷的原因。他自己也承认，一开头根本不拿豆豆的举报当回事，因为林家家庭关系一塌糊涂，豆豆和母亲感情不好，曾经自杀过，和弟弟也有矛盾，感情平淡，“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3）。

   林家家庭关系不好似乎是林办人员公认的。就在９月７日，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和保镖杨森还演了一出“狼来了”：

   “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有事找你。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林彪随身警卫员），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他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回到房间，我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也不敢同别人讲。”（30）

   豆豆那时不见了，乃是立果约她去密谈，由周宇驰把门，连李文普都不让进（3）。张清林和杨森不知就里，却闹到姜作寿那儿去，下令刘吉纯去逮捕政治局委员叶群和空军高干林立果。这种闹剧演多了，你让李文普和刘吉纯还怎么会拿她的重大情报当回事？

   因此，看来李﹑刘之所以没有怂恿豆豆去向林彪报告，还是对豆豆所说将信将疑。如果怂恿她去报告林彪，万一又是杯弓蛇影，林彪震怒，怪罪下来，他们就成了挑拨林家关系的替罪羊。俗语说“疏不间亲”，李刘岂有不知之理？刘吉纯为了表示革命立场，不能不建议她去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那样即使出了漏子，顶多也就是由中央警卫局背着林彪责备积极分子们几句，而非家长来追究挑拨家庭不和的外人。李文普则比刘吉纯更世故，所以他连这步都是到最后才迈出去的，自己还不出头，而是让刘陪伴豆豆去找张宏。直到１２日晚间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太反常，他不仅不知道首长去向如何，向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询问不得要领，与张宏通话又被林立果粗暴制止，这才终于相信了豆豆的话，开始怀疑原来不敢怀疑的首长，在上了车后还从车上跳下来。

   澄清了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可以作出结论：至迟于９月７日，林彪已经与闻了立果密谋，后来出走也是自愿的。这结论乃是根据公认的已知线索，经过严密推导得出的，在本质上不属于推测性质。

   至于林彪是否从一开头就与闻林立果的“５７１清谈工程”，则因为三个知情人全都死了，无法提供破案线索，所以无法以类似的考证功夫确定，只能作合理猜测。我的猜测是，林彪事前并不知道此事，完全是立果自己瞎折腾，因为那“工程”智力含量太低，不像是得到老爷子指点的结果。因此，看来还是少爷闯了大祸后，到了实在无法隐瞒之时，才不得不向老爷报告。

   这样一来，林彪别无选择，只有出奔一法了。原来他以为少爷没卷入，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才能说什么“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现在连这大话都无法说了：少爷犯了弒君大罪，要给整死的不光是他一人，整个林家都得完蛋。他老了，无所谓，少爷可犯不上搭进去。

   因此，我认为，出逃苏联的主意其实是他拿的。立果原来的计划是次日逃往广州，倒不是上那儿“另立中央”，而是躲到那儿去窥测风向，并继续陶醉在“暗杀”的梦幻中。如果暗杀案败露，就逃往香港。

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都提示，直到１２日晚９点左右，叶群和立果都还在游说林去广州，而林彪认为根本不可行，所以叶群才会说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的话来，三人议而不决，到１１点林彪就上床了。

   但１１点半周恩来却给叶群打了那个电话，不但查问三叉戟下落，劝叶群不要飞行，而且扬言要登门拜访，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叶群不能不立即通报林彪。他判断立果的密谋业已暴露，其实这也没错到了哪儿去──对方虽然尚不知细节，但身边的豆豆已经出卖了他父子俩，彻底查明那空谈俱乐部不过是迟早的事。再加上周恩来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事，周宇驰打电话报告林立果通报这一紧急情况。这些迹象更加表明密谋已经暴露，对方开始动手了。如果再耽误下去，势必坐以待毙。于此他当机立断，决定立即逃往苏联。此后立果即去通知周宇驰改去苏联。

   必须强调指出，和此前的论述不同，“逃往苏联是林彪的主意”这个结论，不是基于已知线索的严谨考证，只是推测。但可以肯定，逃往苏联即使不是他出的主意，那也一定得到了他的认可，不可能被骗到外蒙。这儿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他的同意，林家三人不可能出逃。而如果林彪没有感到足够威胁，就用不着率家人半夜三更不顾一切地逃走。但逃广州并不能摆脱这种威胁：既然８３４１部队已在后面追击，他又不知道那是毛逼他狗急跳墙的诡计，只会认定一到广州就得乖乖就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被逮捕，除了外逃苏联还能怎么办？从北戴河到外蒙边境，直线距离只有７００多公里，三叉戟１Ｅ巡航时速９００－９３０里，中低空飞行时速也能达到６００公里，只需一个多小时即能飞出国境，乃是当时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

   而且，要逃出国去，就只能投修，绝不能投帝或投反。投修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列主义者，照样可以当党领袖（诸如“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之类），投帝投反若不是作许家屯那种政治难民，就只能如张国焘一样作小特务。从林的背景和信念来看，投修是形像和地位损失最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