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八﹑毛为何放走林彪？

   这对策非常奇怪，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然而愚以为，此举恰好反映了毛作为权谋大师的高明，非常符合毛的一贯谋略思想与行事作风。

   贯串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战术的一条红线，乃是“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八字真言。毛是老子千载之后的知音，他不但极度赞赏老子阴柔老猾的谋略思想，而且终身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奉为座右铭，把这套“后发制人”的策略应用到党内外一切权力斗争中去。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熟悉这套阴谋诡计，党棍们尤其如此，以致“引蛇出洞”已经成了每个毛共成员都耳熟能详的反应定式。

   “引蛇出洞”的基本操作程序如下：先用种种手段造成对方错觉，令对方误以为毛同意自己的施政主张，或自己的阴谋未被毛发现，按原计划行动，却不知道一切都在毛的算中，等你“主动表演”够了，毛突然变脸，把这当成你的罪状，一棍子打死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毛不但在反右中使用了这一手，刻意鼓励煽动知识分子出来给党提意见，而且在倒刘战役中也使用了这一手。如所周知，１９６６年文革初兴，毛先同意刘邓派工作组，无视刘邓请他回京领导运动的反复请求，在南方无故稽留不归。等到他觉得刘邓“犯的错误”已经足够，立刻回到北京，主持８届１１中全会，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刘邓“实行白色恐怖”，一棍就把刘少奇打入阴山背后。

   引蛇出洞的目的，不但是为对方罗织罪名，更是“暴露阶级阵线”，通过暂时的“战略退却”，鼓励大众跳出来混战，据此查清双方的基本队伍，并“锻炼考验中间派”，以决定在运动后期该收拾哪些人，提拔哪些人，用“网民运动”把可疑分子一网打尽。

   但对林彪，这一手却无从施其伎，原因很简单：林彪根本不是个活跃的人。相反，他深居简出，潜心研究的是中药书，写点“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的零碎心得，“恐水症”严重到了只要看见山水画就会腹泻的地步，根本也就不主持什么国家日常领导工作。既然不做事，当然也就不可能犯错误，与承担党国日常领导工作的刘邓周等人完全不同。而且，他的所有讲话都深得毛的真传，根本就抓不出不符合毛思想﹑毛路线的把柄来。

   这种进入冬眠状态的蛇最难对付：你根本就无法引他出洞。自林于１９６６年８月间任副统帅以来，５年之间，毛可以抓住无限上纲的唯一借口，也就是庐山会议上“主张毛主席称天才”和“想作国家主席”。前者说下大天来也就只能扣个“唯心论的先验论”帽子，后者已被现代学者证明是诬陷，就算是事实，那又怎么的？毕竟无法构成死罪吧？纵然以毛绝顶高强的文字狱手段，也无法以这俩借口将他往死里整。

   其实毛也知道，哪怕他再说“路线是个纲，路线错了，一切都错”，而所谓“路线”也就是他整人的个人意志，但光凭这一条，根本也就无法陷人于死罪。这一点他早就在１９６６年发现了。当时他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打倒了刘邓，但迅即发现那并不彻底：刘邓写了沉痛检查，再整他们的借口已经丧失，两者都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职务，总不能因为人家犯了路线错误就把人家当阶级敌人抓起来正法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才特地捡起红卫兵从旧报纸中翻出来的“６１人叛徒案”大作文章，方便地忘记了那原是得到他本人同意的营救共党高干的权宜措施，故作震惊，批示严肃处理，自此将刘邓立案审查，最后捏造出了“叛徒﹑内奸﹑工贼”一系列罪名。那罪行之严重，使得周恩来和林彪都不能不在报告上批下“此人可杀”（据说是周的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林的批示，来源见注解3）等表明自己坚定立场的话语，而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也才能“名正言顺”地通过将刘贼“永久开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的英明决议。

   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据说曾被捕数次。陈伯达也让毛抓住了“历史问题”。老邓就比较难搞些，因为他从来没给敌人抓住过，顶多只能在“逃兵”问题上作文章。林彪同志就更别提了，就连无耻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本事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把他“做”成叛徒特务内奸。副统帅的历史比正统帅还清白。据毛亲口向斯诺承认，他曾被国军士兵抓住，靠以银元贿赂对方才逃了一命。敬爱的副统帅连类似的污点都不曾有过。

   因此，林副恐怕是毛搞倒过的所有假想敌中最难收拾的一个，难处不但在于林本人的历史和现行革命言行滑不留手，找不到下嘴处，更在于他是毛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党的８届１１中全会召开起，整整５年时间，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媒体为敬爱的林副造足了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关系类比毛林，说林是毛考察了几十年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最最忠于毛主席，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一条不但写进了党章，而且写入宪法草案，以此反复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强化洗脑，使得全民都牢记在心。毛本人也多次吹嘘过林彪，早在文革前就亲自指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下令“全国学习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更多次吹嘘，甚至在党的９大开幕之际提议选举林彪作大会主席，吓得后者灵魂出窍。

   如今却为了个普通百姓根本整不明白的“主张毛主席称天才”和“想作国家主席”的莫须有罪状，要把敬爱的副统帅往死里整，说得过去么？哪怕以伟大领袖那能把洲际核导弹反弹回去的超级厚脸皮，恐怕也无法自圆其说，更没脸按处理刘贼的既定方针办吧？

   “引蛇出洞”之计于此触礁，便只能稍加变化，改为“打草惊蛇之计”──冬眠的蛇拒绝出洞，那就打草鞭树，吓得他自行窜出来。人一惊恐，就容易干出蠢事来，到时要抓把柄就毫不为难了。

   我想，这就是伟大领袖何以要巡视大江南北，那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是“到处游说”（毛的原话），给各路诸侯“打招呼”，下达倒林战役动员令，又是打草惊蛇之计。

   唯其如此，伟大领袖才会破例公开宣讲他使用的阴谋诡计“打石头，搀沙子，挖墙角”，还生怕潜在的听众不明白，特地不厌其详地一一加以解说：“打石头”是三块：批陈伯达关于“称天才”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报告，在文件批示上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搀沙子”是往中央军委办事组里派亲信；“挖墙角”则是改组北京军区（1）。

   这不但违反了兵法大忌──把自己的底牌公开亮给了对手，而且违反了毛的一贯整人策略，他从来是隐忍不发，先旁敲侧击，最后才动如搏兔地全力扑出，一招即至对方死命。最辉煌的表演就是他收拾刘少奇。据他后来跟斯诺坦白，早在１９６５年初他就下定了除刘决心（33），但一直隐忍不发，等文革发动后，也是先拿刘的亲信彭真开刀，最后才动到刘少奇头上去。

   正因为此举太违反毛的一贯风格，我当时听了文件传达才惊奇得不敢相信：伟大领袖的脸皮当真能把洲际导弹反弹回去，难为他一边得意洋洋地宣讲这种肮脏阴谋诡计，一边郑重其事地教育全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只是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毛这些话其实是故意泄露给林彪听的，目的是触发他的恐慌自救反应，授毛以柄。这一招他其实已经在１９７０年接见斯诺时使过。在与斯诺谈话中，他特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34）可惜那一招并没有达到目的，这才会有毛的次年南巡，而且他还特地把话说得那么明白，连使用过的阴谋诡计都向对方明白交代了。

   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何１９６６年倒刘战役初期，毛曾出来假惺惺地唱“治病救人”的高调，甚至指令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说了刘少奇的若干好话，而这次他连那高姿态的做作都干脆省了，直接就宣布林是不可挽救的：“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他生怕刺激不起林彪那冬眠的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见他获悉林豆豆情报时惊喜交加的复杂心情：冬眠的蛇总算让他给逼出洞来了。对双方不成比例的实力对比，他心中绝对有数，如他后来自承的：“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反对我”。豆豆情报说林要逃到广州，实在不行就逃香港，林立果还计划轰炸中南海，那正中他的下怀：就怕林不闹，林闹腾得越欢，就越给他省去了找借口的麻烦，再不用伤脑筋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特别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解释，为何要在毁党造党、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捧上去后，只是因为后者声称毛是天才，并且想当国家主席，就要把他搞下来，而且还要往死里整。

至于豆豆那“轰炸中南海，谋害伟大领袖”的惊人消息，毛虽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欢危言耸听，动辄夸张到“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小丑程度，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全军统帅，判断敌情从青年时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么容易听风就是雨。如果他连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么还能独霸江湖一世？他预期的最坏结局，就是个把飞机投弹轰炸中南海，绝无可能狂轰滥炸。所以他才会只从中南海移驾到大会堂去，而不是紧急转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据说能防核弹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地下指挥总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应该如下：

   １﹑令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敲山震虎，一则核实豆豆情报，再则进一步打草惊蛇。

   ２﹑让周恩来取消原来命令８３４１部队保卫林彪的命令，令张宏不许阻拦林彪的行动，他爱上哪儿随便，走后可以假装追击，让其更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实行原计划。

   ３﹑让周恩来下达“四人联合批准始可放飞”的命令，以此向黄、吴、李变相通告毛已经开始剥夺林的行动自由，诱使他们向林彪通风报信，逼他抢在被捕前仓皇出奔。与此同时，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级禁令，驾机带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调动重兵拱卫北京。加强对空军监控，加强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轰炸中南海”的情报兑现。

   ５﹑实行佯装的“战略退却”，放手让林副跳梁，在一段时间内不反击，听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来，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队伍，并“考验”中间派的“路线觉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动手镇压。

   以上分析，当然只是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尽管如此，这些推测不但非常符合毛“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一贯战略思想，而且舍此无法解释毛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放跑林彪的怪事，这怪事可不是类似的推测，而是经过严谨论证的基本事实。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这个基本事实无从否认，就得为这种奇怪的行为找出个合理的解释来。我个人认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贯心理﹑性格和指导思想的合理解释。这虽然是推测，但和前节末尾作出的推测性质不同，乃是可以验证的。如果当时的档案没有毁去，日后总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时就可以验证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了。

   还必须指出，以上推测还假定毛照单全收了豆豆情报，认为林彪准备逃到广州去，实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准确地判断出那行将布下的陷阱，飞机上天后，先装模作样地向南飞，接着又改为向西，最后在转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时，从山海关机场雷达上消失。在场的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言是：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飞机的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划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想了解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划笔的手不动了。他一直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镇静地说：

   ‘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此时，256飞机离机场约120公里。”（35）

   我想，伟大领袖就是这时才发现他上当了，林副并未如他所愿，跑到广州去蠢动。

   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关于此事，我查到的说法一共有三个主要来源：官方版本、吴法宪回忆录以及舒云的采访报告。不但这些说法彼此矛盾，就连同一来源的说法都破绽百出。史学考证中还真难得见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当事人的证词都无法自圆其说，似乎都是谎言或起码部分是谎言。惟其如此，也就难以在比较辨析不同证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后，推导出谁的说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炉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说。

   各方唯一不持异议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时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专机256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在中方雷达上失去踪迹。凌晨2时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同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因遇到空军拦劫，该机于6点多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所有的说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谁在监视以及怎样监视256专机飞行

   官方版本有两个，分别由汪东兴与李德生提供。汪说：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我没有告诉他。”（1）

   该证词提示，负责雷达监控的乃是在西郊机场的吴法宪。

   李德生则说他在空司进行了监控：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36）

   此说与他的另一份回忆录基本一致（37）。

   然而吴法宪却说，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表态，周却告诉他，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要吴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于是吴便奉命跟踪256飞机：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下来。’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至于豆豆那“轰炸中南海，谋害伟大领袖”的惊人消息，毛虽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欢危言耸听，动辄夸张到“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小丑程度，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全军统帅，判断敌情从青年时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么容易听风就是雨。如果他连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么还能独霸江湖一世？他预期的最坏结局，就是个把飞机投弹轰炸中南海，绝无可能狂轰滥炸。所以他才会只从中南海移驾到大会堂去，而不是紧急转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据说能防核弹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地下指挥总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应该如下：

   １﹑令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敲山震虎，一则核实豆豆情报，再则进一步打草惊蛇。

   ２﹑让周恩来取消原来命令８３４１部队保卫林彪的命令，令张宏不许阻拦林彪的行动，他爱上哪儿随便，走后可以假装追击，让其更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实行原计划。

   ３﹑让周恩来下达“四人联合批准始可放飞”的命令，以此向黄、吴、李变相通告毛已经开始剥夺林的行动自由，诱使他们向林彪通风报信，逼他抢在被捕前仓皇出奔。与此同时，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级禁令，驾机带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调动重兵拱卫北京。加强对空军监控，加强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轰炸中南海”的情报兑现。

   ５﹑实行佯装的“战略退却”，放手让林副跳梁，在一段时间内不反击，听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来，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队伍，并“考验”中间派的“路线觉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动手镇压。

   以上分析，当然只是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尽管如此，这些推测不但非常符合毛“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一贯战略思想，而且舍此无法解释毛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放跑林彪的怪事，这怪事可不是类似的推测，而是经过严谨论证的基本事实。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这个基本事实无从否认，就得为这种奇怪的行为找出个合理的解释来。我个人认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贯心理﹑性格和指导思想的合理解释。这虽然是推测，但和前节末尾作出的推测性质不同，乃是可以验证的。如果当时的档案没有毁去，日后总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时就可以验证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了。

   还必须指出，以上推测还假定毛照单全收了豆豆情报，认为林彪准备逃到广州去，实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准确地判断出那行将布下的陷阱，飞机上天后，先装模作样地向南飞，接着又改为向西，最后在转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时，从山海关机场雷达上消失。在场的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言是：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飞机的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划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想了解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划笔的手不动了。他一直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镇静地说：

   ‘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此时，256飞机离机场约120公里。”（35）

   我想，伟大领袖就是这时才发现他上当了，林副并未如他所愿，跑到广州去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