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也谈尊严

作者：看客101  海纳百川

所谓尊严是与高尚、尊贵、庄重、高贵、勇敢联系起来的，因为这些品质而得到同类的敬重是人类的追求，古今皆然。这应该是与群居的人类特有的“荣誉感”有关。尊严的另一层意思是特指某种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人格尊严和生命尊严应该属于此类。

尊严的感知不仅来自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来自于自身对“价值观”的坚守，后者甚至更重要。一个匠人因为他的技艺和严谨的职业自律会得到有能力理解他的匠人的敬重，但他近乎严苛的自律可能会被外行看成“傻”，因而不能产生敬意，这时候他本人的坚守“职业尊严”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其对职业道德的“信仰”。古时候的“士人”以谄媚为耻，而中国社会大多是谄媚者能混得开，这一点所谓“清流”不是不知，而他们坚守自己的“尊严”也只能是出于自律，这是“读圣贤书”的功效。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人的尊严并非在获得荣誉时，而在于本身真正值得这荣誉。”和孟子的“人必自悔然后人悔之”说的都是一件事， “尊严”是要反求诸己的。

人格尊严和生命尊严这类概念是不会产生于中国的。顾准先生在谈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区别时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即孔子之前的识字分子是被“史官”垄断的，那当然就是关于政治权威的东西了，到了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二先生，做的事情也还是“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对这种文化顾准先生的评价是：“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成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字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这种文化里产生“人格尊严”、“ 生命尊严”这类平等的、普适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中国文化里产生不了“人权”的概念一样。

西方一神教的文化将他们的“神”作为安排宇宙秩序的“第一动力”，因而能够出现穷究宇宙之“真”的理性主义。不仅如此，神之下的人的终极地位是平等的，因而在人世享有统治权力的政治权威也还是“神”之下的人。这样的文化里产生出“人权”之类的平等概念是可能的，时势变了，概念也就推陈出新了。这种推陈出新是不必完全去“砸碎旧世界”的。

尊严一词的字面意思大概是尊贵而且威严，与鬼话的“dignity”、“honour”是大异其趣的，后者大体上是以品性获得敬重，前者则是以地位获得尊崇。荀子说的“尊严而惮，可以为师。”应该是一张手拿戒尺不可冒犯的晚娘脸，董仲舒“君尊严而国安。”大概就是说皇帝要是不高坐在陛上，国家就要乱了。古时候的士大夫与尊严最接近的品质应该是“气节”，被竖为千古榜样的典型是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两兄弟，这两位老兄第一个异行便是“闻官而逃”，听说他们的老子孤竹君（此人据说是无爹人士，因孝行得一个国君做做）要传位给他们都跑到周国去了，不知他老子后来传给谁了。此一异行被当作谦让的榜样，看来那时候的国君是不大讲究德才之类的东西的，也就是个享受的“吃货”位子。这二位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饿死了，他们先是挡在武王马前不让武王伐纣，被拖开以后不久武王真的得了天下，于是就不食周黍饿死了。拿他二位当榜样的理由之一就是后来被定为为臣子的天条：不事二主。这气节后来被方孝孺学了去，不仅丢了自己的命，还赔上十族人的性命。第二个理由据说是这二位是以生命抗议武王的以暴易暴，不知两位老先生在武王马前是不是献上了“以不暴易暴”的法门。连二十世纪的我党都说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想必武王是不大相信会有“以不暴易暴”这等好买卖的，我猜想这两位老先生的说辞还是以天命、忠孝为主的。

伯夷、叔齐二位是儒家的榜样，大概比老毛的雷锋还要“光辉”。这在读圣贤书的士人眼里应该是以生命捍卫“士人尊严”的典型，只是这“尊严”除了能让君王有些许感动，与真善美这类高尚的东西有啥关系我还真没看出来。至于朱自清不吃联合国的救济粮就更是无厘头了，人家好歹是为了旧主不吃周黍，联合国又没有改了你的正统，人家还是你“继绝世”的大恩人啦。

所谓尊严的平等性不是古已有之的，在西方也是一样。尼禄让奴隶与狮虎相斗的时候是没把这些奴隶当人的，西方贵族给女人带上贞洁带的时候，脑子里绝不会想到这是对女士尊严的严重侮辱。时代不同，尊严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武士文化时代为女人拔枪相向绝对是维护自己尊严的壮举，现在谁在这么干会被当作疯子的。现代平等的个人尊严的概念应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各位海外大侠在西方看到的鬼子的“尊严观”得以完善的历史不长，中国的没有只是我们的社会形态不容这样的“尊严观”。这种东西在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就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个人对自己的尊严的感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外界对自己的礼遇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建立在自尊和自信。外界礼遇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一般的来说比品性更重要的是事功和外表，所谓事功在古时候大体上就是建功立业做大官，商业社会以后发大财也是世人极羡慕的事功了，而外表指得就是俊男美女了。这些东西得来的过于常人的礼遇实际上显示了世人的势利，与尊严关系不大，但从表象上是不容易区分的。而因品性得来的不仅是礼遇还有敬重，举个例子吧，在下在遇到章子怡和老芦的时候都会很客气的，但不会对章小姐有啥敬重，如果她穿着过于暴露，本人可能还会有礼貌的提醒：别冻着。能够基于自尊和自信感知到尊严者必有鲜明而坚定的“价值观”。这种对价值观的坚守在不能得到时人的理解时是不会因此享受礼遇的，而且这种坚守往往为外人所不了解。在今日之中国，能够升官发财在各处能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而不齿于向有权的人献媚者绝无这种好运，在俗不可耐的大众眼里那些蛀虫恰恰是很有“尊严”的。

平等的“尊严观”只能与自由主义相容。同样的，在一个社会，人的尊严能够得到平等对待的先决条件是：这是个平等的公民社会。就像民主的实行需要公民经过训练一样，公民社会的相处之道也是要经过“教训”的，这不仅仅是制度环境的问题。当然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制度环境是应当先行解决的问题。不许孩子到球场打球的学校是不会出好球员的。

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对个人尊严来说是从理念上反对权力侵犯的理由，这理所当然的成为现代文明的旗帜。对于群体来说，强调不可侵犯性是与被侵犯的灾难性后果相对应的。这种群体性的对被侵犯的共同恐惧在部族时代最为强烈，那时节，一个部族一旦被打败，一般是男人被杀女人孩子做奴隶，好些的结果就是都当奴隶。在后来的历史中，元人的人分四等和清人的留发不留头引发过类似的集体恐惧。尊严是一种被感知的精神的东西，对于群体来说只有同样的刺激才能产生同样的感受，并不分这种刺激是否来自于外族。越南侵入柬埔寨在中国的宣传上是激起了柬埔寨人的“民族反抗”。实际上柬埔寨人对把他们拯救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越南人的态度是：“箪食壶浆迎王师”。由此可知，民众对强权的态度并非以族群为唯一依据的，更重要的还是其行的善恶。这里还有一个国产事例，1944年春夏之交，5万日军向汤恩伯部近40万国军进攻，汤部溃退途中五万部队被饥饿难当的河南民众缴械，而在被占领的汤部粮库里，仅白面就有一百万袋。对此事美国佬白修德有如下评论：“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

弱势民族对于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多有一种被称为“悲情”的情感，这东西也与所谓尊严还是有差异的。最悲惨的民族应该是犹太民族了，他们在欧洲长期受到歧视，碰到希特勒这个暴徒就被直接送进屠宰场了。对于这等惨绝人寰的悲剧，他们建国、追溯罪行甚至激烈的对待任何试图侵害他们的群体。从血海里站起来的犹太民族以自己的自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尊严——绝对的不可侵犯性。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民族是很有特色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几千年前的话了，之后的“犯强汉者”还有变成汉人之君的啦。

特色“民族尊严”的特色之一就是不知所谓。广州人阻止洋人进城的理由至今不甚“光大”，但六年的斗争倒也是把洋人挡在了城外，只是当那个饿死在加尔各答的“六不”总督叶名琛被抓以后，街面上很快就“海晏河清”了。整个鸦片战争时代，中西争执最大的就是西方使节进京见皇上和在北京建立使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咸丰长得实在见不得人，俺大清宁愿挨打绝不允许使节进京，朝廷的“尊严”不允许鬼子进京？至于建立使馆之类的“国际惯例”，大清是既不屑了解，更以为奇谈怪论。这两条在当时都是关乎“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当然圆明园烧掉以后这原则也就烟消云散了。

特色“民族尊严”特色之二就是满嘴跑火车，没啥真话。据后来的考证，最讲“民族尊严”的林则徐大人对洋鬼子的厉害还是知道的，不知是不是因了那“尊严”的冲击，脑子里居然出现对大炮打游击的念头。叶总督在被洋鬼子抓住猪尾巴押起来之前向皇帝连着上了五道报捷的奏章，这当然是大涨了国人的志气。沉静在“从胜利走向胜利”梦境中的咸丰同志接到“叶总督被鬼子抓走了”的奏章时，那是怎样的“震撼”啊。我党历史教育的两个重头戏是圆明园的被烧和义和团的灭洋。到俺们家把爱新觉罗家的花园烧了，那不是强盗是啥？不过他们从来不提爱新觉罗家的奴才把别人的谈判代表杀了一大半，好几个连尸首都找不到了，爱家的花园就是关人的所在。

特色“民族尊严”特色之三是不恤吾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破产以后，大清终于排除大臣出国考察了，西学于物以外的长处也不好意思不承认了，但那是“利中华不利大清”因而也就束之高阁。我党至今对义和团的灭洋战果还不无喜色，可从不提杀掉的中国人成千上万。

自爱者人方能爱之，置基本事实和人类公认的是非观于不顾，从不顾及自己民族的“子民”的个人尊严的“民族”或曰“国家”是不会有尊严的。拿着血色旗在西方世界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多是些不知所谓的无脑人种，其中也不乏以向权势谄媚为能事的邪佞之辈，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心中本无民，更不知“民族”为何物。

这片大陆的主人向以“中国”自居，几千年来打交道的都是些蛮荒民族，中华文明从来就是华人心中唯一的光明。实际上以世俗权势为中心的史官文化确曾构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里，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基层社会与君臣礼义为纲纪的大一统中央集权高度同构。其统治的结构能够两千年无大变化确实是世界奇观。这种文化在从未遇到对手的时候曾经给中华的“士人”们带来无边的自豪感，尽管这种文化滥觞的两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马嘎尔尼语）当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关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探索获得突破的时候，这种文化的鄙陋就暴露无遗了。坚守这种文化的“自豪感”的唯一“合理”之处就是它是窃国的僭越者的唯一理由，在大清它因爱新觉罗的皇统为成为不可替换的东西，在今天它又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救命稻草（据说党校正在讲解儒释道与特色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与亿万人组成的“民族”的尊严是啥关系？

全盘西化的说法让国人很没有面子，因而为爱国贼所痛恨。承认俺们的文化无论是在“器物”方面还是在人文方面都比不过人家确实是这个民族能够改头换面的先决条件。这个民族有尊严的作为只能是知耻而后勇地痛改前非、从头做人。

无论是个人的尊严还是群体的尊严，其基础只能是自尊自爱。屠格涅夫说过，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愿这个民族以自己的行为来赢得尊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