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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芦笛“大有大的难处”

作者：light12  于 2009-9-25 08:4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已有1评论

“大有大的难处”   时间: 24 9 2009 09:20  

芦笛


小衲那篇《Size matters》写得很好，可读性极高。然而这小子的结论似乎自相矛盾，可他却没有悟出来，也是趣事一桩。

例如他说：“尺寸大小增加了，很多东西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非线性的增加”，由此导出，大城市的公仆们的服务对象的数量要比小镇的高得多，因此个人的受尊重程度，人性的关怀，也不成比例的减小了。大城市的公仆们忙不过来，不可能所有公民都温情脉脉，对每个个案作周密调查，慎重处理，所以必须搞一刀切，标准化管理。然而他却又说，只有新加坡那种蕞尔小国才可能厉行法治，实行“老大哥在监视着你”的警察统治，变成一个毫无人情味与灵魂的国家。

当然，他的基本意思我还是同意的。之所以出了那个矛盾，我看是因为引了新加坡那个不恰当的例子。新加坡失去灵魂与人间气息，是李光耀使然，恐怕赖不到尺寸上头去。李光耀之所以把新加坡变成个警察国家，首先是因为他既无儒家情怀，又无西方人道情怀，只有“法家情怀”，因而只看到了英国法治严峻的那一面；其次是因为他有洁癖，对国人不讲卫生、遇事打马虎眼胡混过去、毫无遵纪守法本能的腐恶传统深恶痛绝，因此“治乱世用重典”，用祖传的“法家之治”去偷换西方的法治，使出诸葛亮治蜀的辣手来，这才造出了现代新加坡。此乃东西方文明杂交出来的怪胎，不能光用尺寸来解释。

据我这外行的穿凿，尺寸似乎与系统的复杂性成正相关，因此，若系统大到一定程度，就再无可能实行严谨的管理，只能化整为零，将系统拆开，在manageable的水平实行严格管理，让系统变成若干自治微区的集合。在每个微区内还是实行严格的管理，但那并不是在整体水平上进行的。

昨天谈的经济管理似乎就是例子。我是完全彻底的外行，对伪经济学家们争论的所谓“宏观调控”，一直不甚了了。在我看来，管理分两类，一类是“计划管理”，一类是“规则管理”。李子暘那文章其实就讲了这问题，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属于计划管理，而公路交通则属于规则管理。

小平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计划。”（大意如此吧）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管理的放任自流，如同城市交通管理一样，每个人开车都有自己的计划，开出去后得受严格的交通规则的制约，并不能乱开一气。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如此，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严格的计划管理，在运作中还得遵守严格的商业法规与职业道德，并按章向国家纳税。它和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只在于把具体的计划管理下放到了微观水平，而在宏观水平实行“规则管理”。

我的模糊印象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力薄儒（liberals）好像并不主张在宏观上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而是要求加强规则管理，制定出更多更严格的规则来，而右派们则反对用规则捆死经济。这种争论似乎并不能说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西方的力薄儒中当然有大量社会主义分子，但绝不是国人理解的“社会主义者”。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复杂系统管理方式，如果不管系统有多大，都想在宏观水平实行计划管理，那就连规则管理都做不到。最后弄出来的只能是变相的“自治联合体”。维持系统运转的，只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土政策”或“潜规则”。各个微区自行其是，只在表面臣服中枢，微区之间靠各种法外因素联缀在一起，拼凑出一个貌似统一的大系统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伪托的中央集权国家”，美国汉学家马士和黄仁宇都观察到了这一点。据黄仁宇的说法，传统中国的特点，是它的超前发展。中国只在西周时代实行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三层结构，亦即“天子——诸侯——庶民”，各诸侯国乃是自治单元，天子不过是共同的盟主而已。这套制度在东周开始崩解，到秦朝便由郡县制度取代，人民由皇帝派出的代理人直接统治。它的统治理念很像后世的共产制度或纳粹制度，但因为过于超前，其实根本没有支持系统运转的软件设施，因此只能徒有其表，以致马士将中国人称为“一个自治的民族”。

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让中央政府去管理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即使是在现代交通与资讯极度发达的条件下都相当困难，在缺乏基本道路设施，交通极为不便，干部编制小得多的古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了。我看过一份清朝规定的地方官员上任的限期，到云南上任的限期好像是半年，这在现代根本就无法想象。朝廷与地方的联系即使用八百里加急文书传递，要从云南赶到北京恐怕也得半把个月。资讯如此不便，朝廷还怎么可能及时得知云南发生了什么事，需要采取何种兴利除弊的措施？

这结果就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首古代民谣其实就是吴思《潜规则》的最早版本，它说出了官僚集团不受皇家制约，无限膨胀，使得良民越来越少的普遍现象）因为疆域过大，哪怕是圣明天子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客观上也绝无能力直接过问云南的省政。因此，我天子君临天下，绝对只能“垂拱而治”，让地方官员爱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朝廷唯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第一，维稳，确保官民不造反。第二，刮钱，确保各地完粮纳税纳贡，让朝廷有钱用。

就连刮钱，朝廷也是稀里糊涂地刮。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古代中国未能做到“数字化管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伟大领袖在《党委会工作方法》上说的，统治者必须心中有“数”（其实老毛乃是典型的传统文人，最没有数量观念。几乎他的每个教导都与他本人的行为相背反）。每个县到底有多少耕地，肥瘦如何，有多少纳税人，丰年与歉年收成如何，政府必须拥有每年更新的可靠数据，再据此定出公道的税额来摊派下去。国家还必须每年作出收支预算，将税收入国库中，再由朝廷发给地方作为行政费用和各项支出，这就是现代统一国家的治理方式。

然而古代中国根本就不是这么做的。因儒教农本主义的影响，除了宋朝那个难得的例外，古代GDP主要来自于农业，农业税从来是国家税入的大头。因此开国君主上台伊始，一般都要丈量土地，统计人口，以确保徭役赋税能尽可能公道些。朱元璋就曾花费了大量精力，编制出了所谓《黄册》与《鱼鳞图册》，统计了全国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很快就过时了。官僚地主隐瞒田产，将赋役转嫁给平民，致使朝廷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张居正想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虽然查出了大量隐瞒的田产，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只好废置两册制度，改用所谓“一条鞭法”。终明之世，这始终是个糊涂烂账，自明季中叶以后，朝廷便开始入不敷出，百姓越来越穷，官僚越来越富。明室之所以倾覆，基本原因就是这个。

清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康熙年间便宣布“永不加赋”，到雍正时便实行“摊丁入亩”，干脆把人头税和土地税合在一起，规定为永不变更的常数，以刻舟求剑的方式，就此一劳永逸地免去定期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的麻烦，也使得明朝平民为了逃避沉重赋役而自愿放弃土地的弊政不再重现。根据马士的证词，这“祖制”竟然一直坚持到清末。然而这种固定税收却使得国家毫无应急的财政能力，如果不是督抚们为了平叛发明出“厘金”的商业税来，我大清可能早就被发匪推翻了。

由此可见，略去其他因素不计，光以国家幅员与人口的规模而论，要查清国家的家底，哪怕在现代都很困难。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始终是封建诸侯国家的联盟，则这些问题的难度要小得多。

据此不难理解黄仁宇的所谓“超前发展”是什么意思，那不是说现代极权制度是什么先进玩意，而是说，中央政府根本不具备管理一个大国的能力，却非要装出能管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搭起相应的机构来，却根本没有保证那硬件能按原设计目的运转的软件设施。

如此装样，当然只能形似而实殊，使得所谓“中央集权国家”成了个烂污诸侯联邦。在理论上，全国奉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在实践中，朝廷却不能不实行“政治承包制”，尽可能把中央政府的职责推给地方，以致所谓国家收入只包括朝廷收入，不包括地方政府收入，国库基本只承担朝廷的开支，不承担地方政府的支出，后者必须由官员们自己张罗。例如驿站的一切费用全由道路所经的各段地方官员负责提供。就连军费支出这种中央政府的铁定职责，朝廷都有本事推给地方，明朝戚家军的兵器武备等等，竟然是由十几个地方负责制造，因而质量参差不齐。而荡平发匪的平叛战争军费也主要靠督抚大吏们自筹。就连外交，满清都有本事推给两广总督去兼办。

这种混乱原始的财务制度，要地方官员不去刮百姓，则就连军队驿站等等国家必备硬件设施都无法维持运转。所以，官员收入中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必不可免的刮民，哪些是为了肥私的刮民。这就是维持那烂污原始系统运转的软件，在当时被称为“常例”或是“陋规”，黄仁宇早就介绍过了：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

这“似合法非合法”的定语最能说明问题：在传统社会，它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潜规则”，并不潜在，虽未经中央明文肯定，仍是公开的不成文法。这与今日的贪腐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可是有明确界定的：凡是官员收入超出俸禄即非法，而传统社会可没这条，因为什么算官员的正当收入完全是糊涂账一本。

因此，正如马士所言，古代的所谓中央集权统治，实行的不是对地方和人民的管理，而是监视与控制，这非但不是什么计划管理（连管理都不是，而况计划乎？），甚至也不能算规则管理，盖它的“规则”就是上面说的“维稳”与“刮钱”两条，其余则听任官僚集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严格来说，那只能算是目的，而不是什么规则。一个没有明确规则的庞大系统，靠各种规则外因素维持运转，动辄延续几百年，不能不称为人间奇迹。

实行这种“模糊治国”的原始国家，其烂污龌龊是不用说的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缺乏西式国家的动员能力，因此在遇到鬼子的坚船利炮时当然不堪一击。由此可见晚期面临的改革任务有多重，那根本就是彻底改变治国理念、重塑国家机器的系统工程，其艰巨岂是康梁可以梦见的？

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按苏联模式作了全面改造，而且具有了相当先进的资讯手段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建立起来的新式极权制度名副其实，不再是所谓“超前”的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有如说是进步，莫若说是倒退，盖它提升的只是中央政府“监视与控制”的功能，并不是“管理”的功能。这种制度或许能确保政府更有效地“维稳”与“刮钱”，但并不能让庞大系统无法实行有效计划管理的天然缺陷自动消失。而且，为了强化监控功能，中央对地方的倚重程度要远远超过君威至上的旧朝廷。于是现代的“统一国家”在骨子里仍然免不得还是个诸侯的烂污联盟，连规则管理都做不到，遑论真正的计划管理。要走出这死胡同，看来还是只能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於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麽去了？

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麽多大的区别？

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毛泽东：《反对统一》，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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