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六）

作者：芦笛

国府决策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李宗仁已经在其回忆录中痛陈过了，那就是在接收沦陷区与整编国军中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李宗仁指责，国府未能及时从峨眉山上跑下来，及时抢摘桃子（“峨眉山”、“摘桃子”云云，是伟大领袖的诬蔑性指责，不是老李说的），让共军着了先鞭，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听取他的忠告。他说，1944年春，他曾向蒋建言，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他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共将变成最头痛的难题。他建议，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他还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接收沦陷区：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他说，可惜蒋介石没听取他的忠告，战事刚结束，中国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的各交通线的防务，国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直至大陆易手都无法恢复。当时他曾一再警告何应钦，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后者却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于国家威信。谁知后患便因此造成，云云。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他提出的“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是因为，全付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别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前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辩理。但是四、五十个师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56）。

李宗仁是否提过这些建议，从史学考证的角度来看，是无从落实的孤证。这其实也不重要，关键看他说的是否事实。我尽可能地（当然是在本人极受限的阅读条件下）查对了一点史料，觉得他说的有如实之处，也有夸张的地方。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得知道华北和华中为何会落在共军手里。一般人的错觉，是以为敌后只有共军，这在战争后期的华北确实如此，但据国内学者唐利国先生研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已经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要采用游击战术。如参谋本部1936年底拟订、1937年3月定稿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曾明文规定：“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1937年秋，国府已在山西、河北留置了游击部队。1937年冬，国府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57）。因此，说只有中共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乃是我党欺骗宣传之一。

由于中日战争战线犬牙交错的特色，抗战期间长期或一度滞留敌后的国民党军队曾经非常多，其中广为人知的当数国军在中条山以及大别山区留置的重兵集团。军委会要求各级国军普遍编组特种出击部队，经常袭扰敌军，并定期上报出击战绩。在大的战役、会战前后，国民党军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数量的搜索队、土工掘路队、便衣队、突击队、快速队等到敌后执行侦察、搜索、破坏交通、扰乱对方等各类游击任务（58）。随着沦陷区扩大，从事敌后游击战的地域也跟着扩大，几乎每个战区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敌后游击战，涉及范围达十余省，游击队数量成百上千，作战次数成千上万。据何应钦军事报告，从事游击战的国军，1938年底达80余万，1940年底有60余万，以后经过整编，逐年减少，至1944年4月仍有27万（59）。

然而国军的敌后游击战并不是很成功，个人认为原因很多，首先是国军没有掌握共军那种军民操控术，无法化整为零融入人民，因而也就无法在占领军面前有效隐蔽自己，成了日军眼中的明显目标；其次是国军始终无法摆脱正规战的观念，日军打来了总是和敌人硬拼，不会效共军游而不击；最后则是受到日军和共军的双面夹击，成了敌后共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我党在敌后的地盘基本是从“顽军”那儿抢来的，这就是官修党史上所谓“反摩擦”，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得清清楚楚：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这就是说，百团大战乃是一种“政治秀”，其主要目的，是向广大中间势力表明共军“反摩擦”有理，证明国府的指责“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是无耻谎言，而不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去。共军“反摩擦”的结果，便是使得所谓“顽军”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作此选择倒不是因为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活路：投靠日军还能保存实力，投靠共军则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60）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对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就是这新型内战的无穷威力，使得华北大片地区沦共。我党在停战时成了华北敌后最主要的武力，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抢起桃子来格外方便。苏联出兵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全军向日军反攻，主要的作战行动竟然是在日军投降以后进行的，这与东北苏军如出一辙：日本宣布投降后，苏军竟然不停止进攻，仍然实行“大纵深作战”，尽最大限度地占据中国的领土，以便掠走最多的中国财产（61）。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应对有正有误。正确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他充分利用了国府为同盟国承认之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中国作为盟国重要成员的合法身份，援引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坚持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都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62），拒绝了八路军的非法要求：

“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63）

他还通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规定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蒋或何指定的部队指挥官投降（64）。冈村宁次自称，他努力执行了这一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据他说，停战后，日军在华北与苏北对共军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从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共军非法要求及非法攻击次数之多。”（65）这大概是我党八年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向日军作战，可惜那是在战争已经结束后，对士气彻底崩解、只是暂时代替战胜国维持治安的降军作出的。

如国内学者汪朝光教授指出的，老蒋这一决定相当关键，迫使我党放弃了夺取大城市的原定方针：“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66）

在向收复区进军一事上，蒋介石也未曾如李宗仁所称那样，私心自用，提防杂牌，故而没有采取他建议的 “波浪式推进”。早在8月12日，侍从室就提出了“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以及请求美国帮助空运海运部队等建议（67）。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很快就分别进占了太原、郑州、归绥、大同等战略要地。只是由于刘少奇命令共军“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彻底破坏所有铁道”（68），政府军才未能顺利全面接收华北。

傅作义、阎锡山都是所谓杂牌，然而蒋介石并未让他们停留在原地不动。北上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三个军（曾崇义的三十军，高树勋的新八军以及马法五的四十军）也都是杂牌（69），并未如李宗仁所言，是被胡宗南所部胡博翰掺了沙子（70）。可见李宗仁的指控有挟嫌报复之嫌。蒋介石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如前文所述，未能及时抢占南满，阻断关内外共军交通。

不过李宗仁其他指控倒确能成立。例如他说，蒋介石命令日军集中在几个点听候缴械，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听任共军抢占，更使得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重要交通线被共军截断，直至大陆易手时都未能恢复，这倒基本是事实。

蒋介石关心的似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日军缴械，并迅速将他们遣送回国，以致一面求美国人帮助运送国军，一面又动用本来就很落后的运输力量去忙这不急之务。据冈村宁次说，“中国政府动员全部水陆交通部门，为此甚至影响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经济恶果”，使得200万军民在战后10个月内即全部撤回日本（71）。

此乃老蒋最大的昏招。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让日伪军严格维持现状，打退共军的非法进攻，直到国军前来接防。当时英国人在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否则马来亚等地早被共党游击队接管了。蒋介石这么做的结果，是使得国府对华北只进行了空洞的接收，广大乡村、中小城市乃至重要的交通线都落在了共党手中。

李宗仁指控的另一指控也基本是事实，那就是国府在战后整编裁军，削弱了自己，壮大了八路。

他说，陈诚就任军政部长后，第一项重要命令就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战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40万伪“满洲国军”被强行遣散，“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 。其他地区的伪军和抗日游击队也是这样，他们奉命集中解散，原有防地却无国军接防，让共军乘虚而入。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措给养，走投无路便投向共党。李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劝告陈诚说，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陈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李还说，陈诚借裁军和整编军队，消灭异己，大量裁撤杂牌部队，或是将杂牌与嫡系“混编”，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失业军人，而且打乱了原有的指挥系统，使得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大为下降，云云（72）。

这些指控基本属实，战后国府裁军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这并不完全是李氏指责的“蒋先生私心自用，消灭异己”。该计划的考虑因素很多。首先是残破的国家实在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其次是美国人的影响，陈诚认为美国只有90个师就能打大战，国军裁到100个师又有何不可（73）。本来，近代军队编制就是从西方引入的，国人一直在仿效人家。等到老美成了战胜国，老蒋和陈诚当然想按美军模式改建国军。最主要的，还是老蒋想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在军事上实现国家统一。

当时所谓“国军”，实在是五花八门的军阀部队的大杂烩，编制和指挥系统异常混乱，政出多门，军令和军政分为两个独立系统，各军兵种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协同配合。此乃自辛亥乃至晚清传下来的背时遗产，一直未能清理。抗战前蒋氏每次想解决这问题，都要触发军阀大战。抗战使得军阀们除桂系外基本失去了枪杆子，他当然要在战后借机整顿。否则若还是战前那个各自拥兵自雄的乌烟瘴气模样，谈何国家统一？

既然要整编，自然要汰弱留强。《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74）

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中央军都是主力部队，更忠实可靠，也更有战斗力，投降的多是杂牌部队。杂牌部队在抗战初期倒是打得很英勇，但后来受不了共军的挤兑袭击，便纷纷投降日军了。中央军倒还不曾出现过大规模投敌的事。新编国军当然只能以它为主力，李宗仁再吃醋也没道理。桂系逃过了整编，也逃过了三大战役，但在中央军主力被基本消灭后，便成了配合我党颠覆国府在江南的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为免离题，按下不表。

因此，如果没有我党，老蒋这么干倒是应该的。但在我党取代军阀成了最大威胁后，他还刻舟求剑，隧道眼中只看到军阀的威胁，看不到我党的可怕力量，不顾内部反对一意孤行，那就是亡国昏君的干活了。就连著名匪谍郭汝瑰都说：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75）

就这样，从1945年初至1946年初，国军陆续裁了110万人，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946年初，军政部还计划在18个月内进一步裁军208万人，将全军缩编为50个师。就连地方保安团队也要复员三分之一（76）。虽然这个宏伟规划因全面内战爆发而不得不在7月份终止，但此前的裁军任务已经如期完成。国军至少裁减了150万人。而共军则在此期内疯狂扩张，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从地方部队中裁去了11万老弱病残，而且他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并无生计问题（77）。

这结果便是李宗仁说的，将大量无谋生技能的职业军人推向社会，撒手不管他们的死活。据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回忆，仅重庆一地即有登记失业军官4千多人（78）。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至孙中山坟前痛哭流涕，表示若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继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79）。

由此在失业军人中产生了那个著名的歌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