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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权优势”究竟是否存在？ 时间: 30 9 2009 10:11
芦笛
网友对拙作的回应非常精彩，可惜网站一度出了故障，直到刚才我才一一拜读，受益匪浅。
诸位的回复，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讨论与辩论。窃以为，上网看帖子，不是要学会什么知识，也不是接受他人的观点，而是通过读他人的帖子，感受到一种intellectual provocation，接受某种智识上的刺激或是挑战，这就是所谓启发性，鬼话所谓inspiring。
可惜国人没这种习惯，无论是哪家哪派，看到动摇自己想法的观点就要生气，上焉者使用道德武器或政治武器，下焉者就直接抓特务，必欲弄成一言堂而后快，使得真正的智力交锋根本就无可能进行，最后成了文革大批判、武化大革命。我上网快十年了，熬到芦区开办，治乱世用重典，以快刀伺候大批判家们，才算有了个理性讨论与辩论的园地，可见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这套还需要多长时间。
废话少说，挑我觉得最是intellectually provocative的两个观点来说一下吧。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或许有误。倘若此，则与网友相同之处都是人家的创见，相异之处算我的。
刁民网友认为，人权也是权力，也能干扰经济运行，使得它偏离自由运行的轨道，妨碍经济繁荣。例如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本来只该由供求关系决定，如果过分强调人权，就会使得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价格，对经济繁荣起到阻碍作用。这其实是说，人权的内容并不完全涵盖经济自由，两者可以有对立之处。在某些情况下，人权可以如同政府权力一样，对经济活动进行人为干扰，使之偏离原可由自然调节达到的平衡态。
此说虽然难听，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前段寒树教授出来抨击美国“惰骨文化”，那意思就是说力薄儒政府实行奖懒罚勤的政策，使得美国人变懒惰了。好像他最后还走火入魔，认为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兼容，因为普罗大众总是多数人，所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党总是能当选，动用政府权力干扰经济，使得经济越来越糟糕，人民越来越懒惰。
但他是否到了这极端，我实在没把握，刚才用搜索引擎找了一阵子，也没能找出他的原帖来。如果他没这么说过，就算我说的好了，虽然我并不是右派，也不相信新自由主义。
本来经济学整个就是伪科学，各种学说都振振有词，然而没有可证伪性，盖经济现象无法使用实证主义手段进行受控实验，因此永无可能达成共识，一定要跟政治一样分左右两派，吵到世界末日去。这话早就说过了：有如说经济是门学问，莫如说它是政治，盖它涉及的是草民争利，乃是党派政治的重大内容。既不可能使用实证科学家的手段去研究，也不可能忠实地使用某个经济学家的“科学发现”。在民主国家，经济政策是国会的外行们根据更外行的民意决定的，没经济学家什么事。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伪经济学家们的实验室，此所以经济学绝无可能是科学，盖离开实证无科学。
扯远了，不过，窃以为刁民说的有点道理，美国钢铁工业与汽车工业的衰落似乎就是人权过于发达的结果。工会的势力太庞大，动辄以罢工逼迫资本家提高工资，不但使得工资偏离了供求关系，而且福利劳保极好，使得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当然竞争不过新兴国家，因此实业发生大转移，内力被中国印度吸空乃是迟早的事。欧洲六七十年代的工会更是不得了，英国政府完全被工会劫持，三天两头闹罢工，使得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英国变成了三流国家，直到撒切尔那铁婆娘上去使出辣手来铁腕镇压，经济才开始复苏，出现繁荣。
这话说起来好像很反动，更不符合我的力薄儒倾向。不过，吾爱力薄儒，吾更不敢回避真实。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国家其实是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反垄断立法，禁止资本家垄断某个行业，确保了资本家的自由竞争，一方面却又听任工会这种垄断组织禁止劳动力自由竞争。实际上，欧洲的工联主义乃是中世纪行会的遗产，中世纪行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垄断，它将某个行业的从业人数限制在会员之中，外来户根本无法立足。这一套被现代大夫们忠实地继承下来。中国或俄国来的大夫要想在欧美开业，先得通过资格考试。工人的工会也如此，魏京生若想在美国当电工，也得先出一大笔钱去受培训。英国工会70年代甚至禁止工人在罢工期间去上班。这完全违反了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规律，应该视为另类行政权力干扰，在实质上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商品上附着了官府权力附加值一般。不难设想，如果资本家也建立个工会实行类似垄断，谁要想当资本家先得通过一系列刁难性考试，那会是什么可怕的局面。
黄豆网友的观点则恰好与此相反。他认为，没有什么“低人权优势”一说，那是不懂经济学的“政治人”或文人搞出来的。人权不是经济学用语，不能拉扯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低廉，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并不是政府压制人权的结果。相反，政府违反了供求关系，不适当地规定了最低工资，甚至人为制定高工资。他问，假定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不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再低廉了？供大于求，有那么多的闲散劳动力，工资不低还怎么可能？
他这观点有的有道理，人力从来是中国最低廉的资源。不过，自然资源也低廉么？根据供求关系，土地、矿山什么的，似乎在中国那个资源小国应该是高价才对啊？而且，这些东西的价格，似乎是根据国际需求来决定的吧？别的不说，黄金的价格应该是国际价格，无论是穷国也好，富国也好，人多也好，人少也好，一盎司的黄金价格应该是同样的，是不是？可问题恰在于此。前些天国内媒体才披露，中国某地的金矿竟然被白白送给外国资本家了。我还特地作了个链接（或是转了那篇文章，记不得了），教育我那喜欢睡着拉屎——横挣的贤甥。您说这是不是低人权优势吧？财产权本来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若中国尊重人权，不搞共产制，土地、矿产、森林等等都是私人财产，还能有这种好事么？
这说的是生产资料，原料价格又如何？资本家愿意去中国办厂，图的不光是劳力便宜，更是原料价格低廉。若是原料比在本国贵，需从本国运来，那在中国办厂根本就无利可图——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不足以补偿原料的运费。若原料是私人所有的，价格为供求关系决定，中国的生产原料还会便宜到足以吸引外商么？
又如货币的价格吧，谁都得承认，人民币的国际价格根本不由供求关系决定而由政府决定，严重偏离实际购买力，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吸引外国的资本。若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还会有这种故意压低的兑换率么？
前段看见萧功秦的文章，说资本家都认为现在中国的政府乃是历史上最好的政府，要办什么事，那效率之高，在全世界堪称独一份。要办什么手续，政府机关跟打淮海大战的野战军司令部一般，各种公章啪啪啪如机关枪扫射一般，一路飞快地盖过去，不旋踵就办好了一切手续。这种优势难道不是低人权优势，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体现？兴办一个企业，涉及到的资源若是私有的，哪来这么高的效率？业主听说你要去那儿建工厂，只怕地价立刻就要飙升，哪是一个公章可以代替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的？
再说国内那些高污染企业吧。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当地的居民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国内经常发生愤怒的农民捣毁附近排放毒气、毒水的高污染企业的“群体事件”，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那些烂企业又怎么可能建成投产，捣毁事件又从何发生？
所以，所谓低人权优势，并不只显示在劳动力价格上，而是有着成龙配套的各方面涵义。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靠压低人权来吸引外资和技术，虽然是一种赔本买卖，但它也同时避免了西方处处强调人权的某些副反应，因而能在短期内以牺牲公民长远利益乃至健康而换取高速增长。至于此中利弊何在，似乎就不是经济学关心的事了。
当然，所谓低人权优势，恐怕只在特定时段内、一定限度内成立，那就是我昨天说的那条：当其他经济体存在而又有大量的游资和技术流入可能时，则靠有限压制人权来吸引这些繁荣要素，获得的利益就会超过体制内缺乏经济自由造成的损失。如果中国不是后发国家，此前有了具有大量游资与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存在，则低人权优势便起不到吸引外资的作用。低人权之所以能成为“优势”，只在这个特定的前提下成立。
另外一个问题是限度问题。若不管前提，不论限度，一律认定低人权就是优势，则势必得出刘荻的疑问来：毛中国人权更低，请问优势何在？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毫无人权，那是不是更能发挥这种优势？
有趣的是，斯大林就是认为人民越没有自由，就越能把经济搞上去。他不但建立了现代奴隶制社会，而且以发明劳改经济而在历史上流芳百世。劳改经济甚至比奴隶制经济更恶劣。所谓奴隶，并不是一般人常误会的那样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囚犯，而是前苏联、毛中国的“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们，也就是“领导阶级与同盟军”。他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完全一样，有有限的行动自由，但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具有极度有限的生活资料，有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生交给党安排，没有选择职业甚至居住地的自由。先总统蒋公在30年代便看透了这一点，其洞察力令人叹服。
劳改经济甚至比奴隶经济还糟糕，那完全强迫劳动。斯大林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相当比例的全国人口化为囚犯，强迫他们去进行修建大运河之类的浩大工程。在他的隧道眼里看来，这些人不需支付任何工资，可谓无本生意。因此，苏联的所谓“肃反”当然是政治决策，但同时也是经济决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
如果光用算术来看这问题，毫无疑问斯大林是正确的：劳改经济的人力成本被压缩到了最低点，甚至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投入。然而二战后苏联外贸部副长科瓦利到东欧考察了一番却得出结论：劳改经济其实是假省钱（false economy），因为劳动者毫无积极性，效率和质量都很差。如果雇佣自由劳动者，虽然表面支出要高得多，但质量可靠，论长期经济效益要划算得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靠劳改犯修建的白海运河修好后一直无法投入营运，国家因此浪费的钱，远远超出了从劳改犯那儿榨取的血汗与骨髓。斯大林死后，科瓦利说动了赫鲁晓夫，后者才把劳改犯从古拉格里大量释放出来，劳改经济从此不再占苏联国民经济的重要份额了。
西方古代的奴隶制搞不下去，原因也差不多。过去学者都认为，古代生产力落后，毫无科技手段，因此若不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大规模工程。这个经典观点近年受到了质疑，有的埃及学家提出，其实修建金字塔并不是靠奴隶劳动而是靠雇佣劳动。当然，此说是否成立，还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这儿想说的还是，所谓低人权优势，只在一定条件、一定程度上成立，如果彻底剥夺公民人权，使得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劳动毫无相干，那经济就只会是违反人性的人造怪物，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机。万恶的老毛子在苏联、东欧、东亚建立的一系列新型奴隶国家的命运就是雄辩证明。
芦笛
网友对拙作的回应非常精彩，可惜网站一度出了故障，直到刚才我才一一拜读，受益匪浅。
诸位的回复，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讨论与辩论。窃以为，上网看帖子，不是要学会什么知识，也不是接受他人的观点，而是通过读他人的帖子，感受到一种intellectual provocation，接受某种智识上的刺激或是挑战，这就是所谓启发性，鬼话所谓inspiring。
可惜国人没这种习惯，无论是哪家哪派，看到动摇自己想法的观点就要生气，上焉者使用道德武器或政治武器，下焉者就直接抓特务，必欲弄成一言堂而后快，使得真正的智力交锋根本就无可能进行，最后成了文革大批判、武化大革命。我上网快十年了，熬到芦区开办，治乱世用重典，以快刀伺候大批判家们，才算有了个理性讨论与辩论的园地，可见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这套还需要多长时间。
废话少说，挑我觉得最是intellectually provocative的两个观点来说一下吧。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或许有误。倘若此，则与网友相同之处都是人家的创见，相异之处算我的。
刁民网友认为，人权也是权力，也能干扰经济运行，使得它偏离自由运行的轨道，妨碍经济繁荣。例如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本来只该由供求关系决定，如果过分强调人权，就会使得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价格，对经济繁荣起到阻碍作用。这其实是说，人权的内容并不完全涵盖经济自由，两者可以有对立之处。在某些情况下，人权可以如同政府权力一样，对经济活动进行人为干扰，使之偏离原可由自然调节达到的平衡态。
此说虽然难听，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前段寒树教授出来抨击美国“惰骨文化”，那意思就是说力薄儒政府实行奖懒罚勤的政策，使得美国人变懒惰了。好像他最后还走火入魔，认为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兼容，因为普罗大众总是多数人，所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党总是能当选，动用政府权力干扰经济，使得经济越来越糟糕，人民越来越懒惰。
但他是否到了这极端，我实在没把握，刚才用搜索引擎找了一阵子，也没能找出他的原帖来。如果他没这么说过，就算我说的好了，虽然我并不是右派，也不相信新自由主义。
本来经济学整个就是伪科学，各种学说都振振有词，然而没有可证伪性，盖经济现象无法使用实证主义手段进行受控实验，因此永无可能达成共识，一定要跟政治一样分左右两派，吵到世界末日去。这话早就说过了：有如说经济是门学问，莫如说它是政治，盖它涉及的是草民争利，乃是党派政治的重大内容。既不可能使用实证科学家的手段去研究，也不可能忠实地使用某个经济学家的“科学发现”。在民主国家，经济政策是国会的外行们根据更外行的民意决定的，没经济学家什么事。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伪经济学家们的实验室，此所以经济学绝无可能是科学，盖离开实证无科学。
扯远了，不过，窃以为刁民说的有点道理，美国钢铁工业与汽车工业的衰落似乎就是人权过于发达的结果。工会的势力太庞大，动辄以罢工逼迫资本家提高工资，不但使得工资偏离了供求关系，而且福利劳保极好，使得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当然竞争不过新兴国家，因此实业发生大转移，内力被中国印度吸空乃是迟早的事。欧洲六七十年代的工会更是不得了，英国政府完全被工会劫持，三天两头闹罢工，使得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英国变成了三流国家，直到撒切尔那铁婆娘上去使出辣手来铁腕镇压，经济才开始复苏，出现繁荣。
这话说起来好像很反动，更不符合我的力薄儒倾向。不过，吾爱力薄儒，吾更不敢回避真实。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国家其实是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反垄断立法，禁止资本家垄断某个行业，确保了资本家的自由竞争，一方面却又听任工会这种垄断组织禁止劳动力自由竞争。实际上，欧洲的工联主义乃是中世纪行会的遗产，中世纪行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垄断，它将某个行业的从业人数限制在会员之中，外来户根本无法立足。这一套被现代大夫们忠实地继承下来。中国或俄国来的大夫要想在欧美开业，先得通过资格考试。工人的工会也如此，魏京生若想在美国当电工，也得先出一大笔钱去受培训。英国工会70年代甚至禁止工人在罢工期间去上班。这完全违反了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规律，应该视为另类行政权力干扰，在实质上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商品上附着了官府权力附加值一般。不难设想，如果资本家也建立个工会实行类似垄断，谁要想当资本家先得通过一系列刁难性考试，那会是什么可怕的局面。
黄豆网友的观点则恰好与此相反。他认为，没有什么“低人权优势”一说，那是不懂经济学的“政治人”或文人搞出来的。人权不是经济学用语，不能拉扯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低廉，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并不是政府压制人权的结果。相反，政府违反了供求关系，不适当地规定了最低工资，甚至人为制定高工资。他问，假定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不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再低廉了？供大于求，有那么多的闲散劳动力，工资不低还怎么可能？
他这观点有的有道理，人力从来是中国最低廉的资源。不过，自然资源也低廉么？根据供求关系，土地、矿山什么的，似乎在中国那个资源小国应该是高价才对啊？而且，这些东西的价格，似乎是根据国际需求来决定的吧？别的不说，黄金的价格应该是国际价格，无论是穷国也好，富国也好，人多也好，人少也好，一盎司的黄金价格应该是同样的，是不是？可问题恰在于此。前些天国内媒体才披露，中国某地的金矿竟然被白白送给外国资本家了。我还特地作了个链接（或是转了那篇文章，记不得了），教育我那喜欢睡着拉屎——横挣的贤甥。您说这是不是低人权优势吧？财产权本来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若中国尊重人权，不搞共产制，土地、矿产、森林等等都是私人财产，还能有这种好事么？
这说的是生产资料，原料价格又如何？资本家愿意去中国办厂，图的不光是劳力便宜，更是原料价格低廉。若是原料比在本国贵，需从本国运来，那在中国办厂根本就无利可图——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不足以补偿原料的运费。若原料是私人所有的，价格为供求关系决定，中国的生产原料还会便宜到足以吸引外商么？
又如货币的价格吧，谁都得承认，人民币的国际价格根本不由供求关系决定而由政府决定，严重偏离实际购买力，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吸引外国的资本。若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还会有这种故意压低的兑换率么？
前段看见萧功秦的文章，说资本家都认为现在中国的政府乃是历史上最好的政府，要办什么事，那效率之高，在全世界堪称独一份。要办什么手续，政府机关跟打淮海大战的野战军司令部一般，各种公章啪啪啪如机关枪扫射一般，一路飞快地盖过去，不旋踵就办好了一切手续。这种优势难道不是低人权优势，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体现？兴办一个企业，涉及到的资源若是私有的，哪来这么高的效率？业主听说你要去那儿建工厂，只怕地价立刻就要飙升，哪是一个公章可以代替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的？
再说国内那些高污染企业吧。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当地的居民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国内经常发生愤怒的农民捣毁附近排放毒气、毒水的高污染企业的“群体事件”，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那些烂企业又怎么可能建成投产，捣毁事件又从何发生？
所以，所谓低人权优势，并不只显示在劳动力价格上，而是有着成龙配套的各方面涵义。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靠压低人权来吸引外资和技术，虽然是一种赔本买卖，但它也同时避免了西方处处强调人权的某些副反应，因而能在短期内以牺牲公民长远利益乃至健康而换取高速增长。至于此中利弊何在，似乎就不是经济学关心的事了。
当然，所谓低人权优势，恐怕只在特定时段内、一定限度内成立，那就是我昨天说的那条：当其他经济体存在而又有大量的游资和技术流入可能时，则靠有限压制人权来吸引这些繁荣要素，获得的利益就会超过体制内缺乏经济自由造成的损失。如果中国不是后发国家，此前有了具有大量游资与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存在，则低人权优势便起不到吸引外资的作用。低人权之所以能成为“优势”，只在这个特定的前提下成立。
另外一个问题是限度问题。若不管前提，不论限度，一律认定低人权就是优势，则势必得出刘荻的疑问来：毛中国人权更低，请问优势何在？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毫无人权，那是不是更能发挥这种优势？
有趣的是，斯大林就是认为人民越没有自由，就越能把经济搞上去。他不但建立了现代奴隶制社会，而且以发明劳改经济而在历史上流芳百世。劳改经济甚至比奴隶制经济更恶劣。所谓奴隶，并不是一般人常误会的那样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囚犯，而是前苏联、毛中国的“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们，也就是“领导阶级与同盟军”。他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完全一样，有有限的行动自由，但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具有极度有限的生活资料，有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生交给党安排，没有选择职业甚至居住地的自由。先总统蒋公在30年代便看透了这一点，其洞察力令人叹服。
劳改经济甚至比奴隶经济还糟糕，那完全强迫劳动。斯大林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相当比例的全国人口化为囚犯，强迫他们去进行修建大运河之类的浩大工程。在他的隧道眼里看来，这些人不需支付任何工资，可谓无本生意。因此，苏联的所谓“肃反”当然是政治决策，但同时也是经济决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
如果光用算术来看这问题，毫无疑问斯大林是正确的：劳改经济的人力成本被压缩到了最低点，甚至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投入。然而二战后苏联外贸部副长科瓦利到东欧考察了一番却得出结论：劳改经济其实是假省钱（false economy），因为劳动者毫无积极性，效率和质量都很差。如果雇佣自由劳动者，虽然表面支出要高得多，但质量可靠，论长期经济效益要划算得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靠劳改犯修建的白海运河修好后一直无法投入营运，国家因此浪费的钱，远远超出了从劳改犯那儿榨取的血汗与骨髓。斯大林死后，科瓦利说动了赫鲁晓夫，后者才把劳改犯从古拉格里大量释放出来，劳改经济从此不再占苏联国民经济的重要份额了。
西方古代的奴隶制搞不下去，原因也差不多。过去学者都认为，古代生产力落后，毫无科技手段，因此若不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大规模工程。这个经典观点近年受到了质疑，有的埃及学家提出，其实修建金字塔并不是靠奴隶劳动而是靠雇佣劳动。当然，此说是否成立，还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这儿想说的还是，所谓低人权优势，只在一定条件、一定程度上成立，如果彻底剥夺公民人权，使得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劳动毫无相干，那经济就只会是违反人性的人造怪物，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机。万恶的老毛子在苏联、东欧、东亚建立的一系列新型奴隶国家的命运就是雄辩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