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而其主要内容，则是发展国民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材。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嚇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算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54年高岗自杀，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不过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7年二月），指责共产党诸如压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的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对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付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付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
倘若说，五七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止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员众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人个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搂，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方面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赎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枰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籍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二十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的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者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劵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袭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缺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让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照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棝，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一场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伤无算。经济停滞，文化凋敝；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一代学业荒废，国家几近废墟。中国人由此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华夏民族从此被笼罩于互相怀疑、互相仇恨的历史阴影，不知何时方能解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残。扭曲的人性，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平和。一会儿极度自卑，一会儿极其夸张。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无数种的饥渴：对吃的饥渴，对性的饥渴，对关爱的饥渴，对学问的饥渴，对名声的饥渴，对地位的饥渴，对获奖的饥渴，对财富的饥渴，对权力的饥渴，对一呼百应的饥渴，对耀武扬威的饥渴，对领袖群伦的饥渴，对君临天下的饥渴，对扮演帝王的饥渴，对成为明星的饥渴，对成为又一个毛泽东的饥渴。一个毛泽东刚刚倒下，千万个毛泽东已经遍地成长。如此等等，没完没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激发出了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刑事犯罪本能。从犯罪心理学上说，人的动物性，尤其是兽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伤害他人的冲动，抢劫财物的冲动，破坏的冲动，发泄被压抑的恶念邪念的冲动。要是在平时，打砸抢是要受到制约的。但这种行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义，马上风行天下。欲望有时是非常邪恶的，只要被找到一种不会受到惩罚的庇护，马上可以变成滔滔洪水，泛滥成灾。因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潜台词无非在于：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杀人有理，抢劫有理，破坏有理。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表达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谓文革话语，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词。诸如砸烂狗头，火烧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当年五四白话的开创者看见这样的话语，会作何感想。但白话文的反对者林纾，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说过了，不过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言语。不堪入目的文革话语，岂止引车卖浆？！
文革中最蔚为奇观的是，所有的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全都在热乎乎的颂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诸如“雨露滋润禾苗壮”，“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热爱你呀热爱你。你是那一轮红日，升起在我们的心窝里呀心窝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倘若让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看了，没准会产生如此疑问：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嗲，这么骚？像一头发情的母牛，并且是一头非常听话非常顺从的母牛。唱着这样的颂歌，全体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泽东脚下的奴婢。这可是历代帝王从没享受过的乐趣。精神上的强奸，竟然被诉诸情感上的依赖，被表达成热泪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剧，足以使中国人世世代代羞愧难当。
文革的转折在于林彪的反叛。毛泽东头顶上的光环，随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诸于世黯然失色。不管这份纪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党的手笔，抑或根据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编造的罪证，中国民众却是在读了这份纪要后，才开始恍然大悟的。原来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秦始皇，原来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红卫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变相剥削，干部敢怒不敢言。所有这些，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至少比毛泽东语录要精彩。
九大以后，林彪渐渐地从戈培尔变回到了阿喀琉斯，从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和护驾者，转变成毛泽东独裁的反抗者，异议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冲突内容：林彪认为应该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忧国忧民之心，当初何苦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击刘少奇？这场党内权争，争到这个时候，方才露出最为朴实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罢，革命无罪也罢，最终大家都还是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儿育女的。毛泽东可以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那么别人也可以说：八亿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觉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刘少奇更缺乏话语能力，但就面对毛泽东时的坦荡而言，林彪却颇有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第一次护驾。70年的庐山会议，成了林彪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当众抗争。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看了脸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这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的无畏和不屈。林彪不愧为共产党战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量扮演刺秦的荆轲；虽然立果未果，也已经让毛姓秦始皇胆战心惊。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鲜见的一页。毛泽东纵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击杀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没想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肯罢休。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其实跟刘少奇存有同样的心思，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以为林彪是像汪东兴、许世友一样的家奴，只有对他的愚忠，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至于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让毛泽东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让毛泽东忧心仲仲：他死后，江青或者毛远新能否压得住。更让毛泽东担忧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想法，从而跟林彪不谋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为毛泽东家天下的最大威胁，也成为毛泽东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实际理由。再从毛泽东后来让周恩来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术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焦点何在。连始终退居边缘、白发苍苍的朱德都不肯放过，岂能让大权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气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泽东面前得势坐大，再在他毛泽东身后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打倒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已经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让把邓小平置于死地。毛泽东留着邓小平，当然不是让邓小平有机会日后继续刘少奇的事业，而是用邓小平掣肘一般人无以掣肘的人物，诸如林彪，或者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不过是个花架子，没有做实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来哪天跟林彪联手，那么不要说请邓小平出山，就是毛泽东本人，都未必压得住。再说，毛泽东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枪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笔杆子。毛泽东既利用他们又暗中让双方互相制约。一旦面临取此舍彼，还是取彼舍此，毛泽东考虑的就不是枪杆子重要还是笔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辈之尊，哪一方没有平辈之尊。开国皇帝向来只用儿孙辈的文臣武将，一如斯大林最后把平辈革命家全部消灭殆尽。
不管林彪有没有看出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惯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并不想让他分享权争的成果。此刻，涌上林彪心头的，应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林彪，全都并不新鲜。可能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某些学究们，觉得很难弄清彼此究竟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由于通过直升飞机式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不过是个刘盆子，毛泽东只好请出邓小平(当初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储毛远新；其手法与纵容叶群跃上政治舞台，以掩饰江青的赫然登场，如出一辙)。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只是，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骨子里却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刘少奇治国思路，而周恩来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邓小平也心有戚戚焉。于是，毛泽东索性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再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放心，但毛泽东料定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死前最后圏定的权力最高层班底，以江青和毛远新为核心。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是知道此君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至于权力能否最终过渡到江青或者毛远新手里，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从家天下的打造来说，毛泽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场文革，既是毛泽东推翻党天下、复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泽东家天下的终结。当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虽然比秦王朝更专制，更严酷，更是网罩天下，但结果却比秦王朝还短命。毛泽东死后不出一个月，毛氏王朝便寿终正寝。由此可见，毛泽东临死之前，为何把叶剑英叫到床前。他确实想托孤，但是想托哪个孤，毛泽东没能讲出口。叶剑英是当时唯一可握军权之人，毛泽东想让他扮演一下汉初的周勃。至于毛泽东想让叶周勃护华国锋之驾，还是护毛远新之驾，或者护两者之驾，毛泽东没有讲出来。但毛泽东肯定没有让叶周勃灭掉江青的意思。毛泽东相信江青的忠诚。毛泽东应该是想让叶剑英护毛氏家天下之驾，但又没有把握：一向拍马奉迎的叶剑英，在他身后能否忠于毛氏集团？不管毛泽东如何的机关算尽，总有意想不到之处。毛泽东看出汪东兴有魏延嫌疑，但毛泽东绝对不会想到，汪东兴会反得那么快。
毛泽东没有错看邓小平。邓小平上台之后，马上恢复刘少奇路线。邓氏想到过枪毙江青，但绝对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一面恢复刘少奇的治国路线，一面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学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统上继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时年轻就是优势，健康就是胜利。毛泽东早走一日，中国人民就早一日获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也已陪着这个超级痞子，被折腾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祯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内，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处以凌迟，“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再开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而吞。”“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产党建政的第二十个年头，“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刘少奇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刘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因为看到饿殍三千万，良心发现，才犯下如此大罪。为了几亿人不再饿死，刘少奇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崇祯皇帝可恶，毛泽东更可恶。但是，光是这两个皇帝作孽，这两大冤案能成立么？就个人而言，袁崇焕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做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事情，却得到如此报答。皇帝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但民众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愿这样的冤案，不要再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嚇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算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54年高岗自杀，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不过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7年二月），指责共产党诸如压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的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对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付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付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
倘若说，五七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止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员众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人个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搂，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方面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赎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枰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籍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二十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的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者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劵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袭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缺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让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照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棝，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一场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伤无算。经济停滞，文化凋敝；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一代学业荒废，国家几近废墟。中国人由此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华夏民族从此被笼罩于互相怀疑、互相仇恨的历史阴影，不知何时方能解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残。扭曲的人性，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平和。一会儿极度自卑，一会儿极其夸张。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无数种的饥渴：对吃的饥渴，对性的饥渴，对关爱的饥渴，对学问的饥渴，对名声的饥渴，对地位的饥渴，对获奖的饥渴，对财富的饥渴，对权力的饥渴，对一呼百应的饥渴，对耀武扬威的饥渴，对领袖群伦的饥渴，对君临天下的饥渴，对扮演帝王的饥渴，对成为明星的饥渴，对成为又一个毛泽东的饥渴。一个毛泽东刚刚倒下，千万个毛泽东已经遍地成长。如此等等，没完没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激发出了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刑事犯罪本能。从犯罪心理学上说，人的动物性，尤其是兽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伤害他人的冲动，抢劫财物的冲动，破坏的冲动，发泄被压抑的恶念邪念的冲动。要是在平时，打砸抢是要受到制约的。但这种行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义，马上风行天下。欲望有时是非常邪恶的，只要被找到一种不会受到惩罚的庇护，马上可以变成滔滔洪水，泛滥成灾。因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潜台词无非在于：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杀人有理，抢劫有理，破坏有理。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表达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谓文革话语，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词。诸如砸烂狗头，火烧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当年五四白话的开创者看见这样的话语，会作何感想。但白话文的反对者林纾，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说过了，不过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言语。不堪入目的文革话语，岂止引车卖浆？！
文革中最蔚为奇观的是，所有的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全都在热乎乎的颂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诸如“雨露滋润禾苗壮”，“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热爱你呀热爱你。你是那一轮红日，升起在我们的心窝里呀心窝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倘若让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看了，没准会产生如此疑问：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嗲，这么骚？像一头发情的母牛，并且是一头非常听话非常顺从的母牛。唱着这样的颂歌，全体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泽东脚下的奴婢。这可是历代帝王从没享受过的乐趣。精神上的强奸，竟然被诉诸情感上的依赖，被表达成热泪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剧，足以使中国人世世代代羞愧难当。
文革的转折在于林彪的反叛。毛泽东头顶上的光环，随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诸于世黯然失色。不管这份纪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党的手笔，抑或根据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编造的罪证，中国民众却是在读了这份纪要后，才开始恍然大悟的。原来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秦始皇，原来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红卫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变相剥削，干部敢怒不敢言。所有这些，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至少比毛泽东语录要精彩。
九大以后，林彪渐渐地从戈培尔变回到了阿喀琉斯，从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和护驾者，转变成毛泽东独裁的反抗者，异议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冲突内容：林彪认为应该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忧国忧民之心，当初何苦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击刘少奇？这场党内权争，争到这个时候，方才露出最为朴实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罢，革命无罪也罢，最终大家都还是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儿育女的。毛泽东可以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那么别人也可以说：八亿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觉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刘少奇更缺乏话语能力，但就面对毛泽东时的坦荡而言，林彪却颇有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第一次护驾。70年的庐山会议，成了林彪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当众抗争。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看了脸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这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的无畏和不屈。林彪不愧为共产党战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量扮演刺秦的荆轲；虽然立果未果，也已经让毛姓秦始皇胆战心惊。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鲜见的一页。毛泽东纵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击杀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没想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肯罢休。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其实跟刘少奇存有同样的心思，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以为林彪是像汪东兴、许世友一样的家奴，只有对他的愚忠，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至于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让毛泽东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让毛泽东忧心仲仲：他死后，江青或者毛远新能否压得住。更让毛泽东担忧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想法，从而跟林彪不谋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为毛泽东家天下的最大威胁，也成为毛泽东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实际理由。再从毛泽东后来让周恩来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术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焦点何在。连始终退居边缘、白发苍苍的朱德都不肯放过，岂能让大权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气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泽东面前得势坐大，再在他毛泽东身后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打倒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已经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让把邓小平置于死地。毛泽东留着邓小平，当然不是让邓小平有机会日后继续刘少奇的事业，而是用邓小平掣肘一般人无以掣肘的人物，诸如林彪，或者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不过是个花架子，没有做实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来哪天跟林彪联手，那么不要说请邓小平出山，就是毛泽东本人，都未必压得住。再说，毛泽东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枪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笔杆子。毛泽东既利用他们又暗中让双方互相制约。一旦面临取此舍彼，还是取彼舍此，毛泽东考虑的就不是枪杆子重要还是笔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辈之尊，哪一方没有平辈之尊。开国皇帝向来只用儿孙辈的文臣武将，一如斯大林最后把平辈革命家全部消灭殆尽。
不管林彪有没有看出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惯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并不想让他分享权争的成果。此刻，涌上林彪心头的，应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林彪，全都并不新鲜。可能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某些学究们，觉得很难弄清彼此究竟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由于通过直升飞机式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不过是个刘盆子，毛泽东只好请出邓小平(当初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储毛远新；其手法与纵容叶群跃上政治舞台，以掩饰江青的赫然登场，如出一辙)。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只是，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骨子里却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刘少奇治国思路，而周恩来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邓小平也心有戚戚焉。于是，毛泽东索性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再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放心，但毛泽东料定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死前最后圏定的权力最高层班底，以江青和毛远新为核心。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是知道此君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至于权力能否最终过渡到江青或者毛远新手里，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从家天下的打造来说，毛泽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场文革，既是毛泽东推翻党天下、复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泽东家天下的终结。当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虽然比秦王朝更专制，更严酷，更是网罩天下，但结果却比秦王朝还短命。毛泽东死后不出一个月，毛氏王朝便寿终正寝。由此可见，毛泽东临死之前，为何把叶剑英叫到床前。他确实想托孤，但是想托哪个孤，毛泽东没能讲出口。叶剑英是当时唯一可握军权之人，毛泽东想让他扮演一下汉初的周勃。至于毛泽东想让叶周勃护华国锋之驾，还是护毛远新之驾，或者护两者之驾，毛泽东没有讲出来。但毛泽东肯定没有让叶周勃灭掉江青的意思。毛泽东相信江青的忠诚。毛泽东应该是想让叶剑英护毛氏家天下之驾，但又没有把握：一向拍马奉迎的叶剑英，在他身后能否忠于毛氏集团？不管毛泽东如何的机关算尽，总有意想不到之处。毛泽东看出汪东兴有魏延嫌疑，但毛泽东绝对不会想到，汪东兴会反得那么快。
毛泽东没有错看邓小平。邓小平上台之后，马上恢复刘少奇路线。邓氏想到过枪毙江青，但绝对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一面恢复刘少奇的治国路线，一面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学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统上继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时年轻就是优势，健康就是胜利。毛泽东早走一日，中国人民就早一日获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也已陪着这个超级痞子，被折腾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祯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内，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处以凌迟，“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再开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而吞。”“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产党建政的第二十个年头，“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刘少奇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刘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因为看到饿殍三千万，良心发现，才犯下如此大罪。为了几亿人不再饿死，刘少奇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崇祯皇帝可恶，毛泽东更可恶。但是，光是这两个皇帝作孽，这两大冤案能成立么？就个人而言，袁崇焕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做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事情，却得到如此报答。皇帝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但民众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愿这样的冤案，不要再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