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二)

作者:light12  于 2009-10-9 20:0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10 8 2007 14:49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二)


芦笛


二、周恩来的治国才能


前文贴出后,有的网友认为周只是个平庸的行政官僚,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治国才能,我高估了他的本事。这种疑问产生很自然:有毛作如来佛,周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路线错了,就一切都错了。在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周当然只能是卖国总理兼卖国部长(注:建“国”早期周曾兼外长,专任总理后仍然主导外交工作)。

但即使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卖国外交路线,周仍能显出才干来。他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在谈判形成僵局时,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周这种本事。第一个例子是韩战遣返战俘问题。这事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这里再简单重复一下。

在最初的和谈中,双方本已基本谈妥,最后谈到战俘问题时却触了礁。联合国军提出,遣返战俘必须在自愿基础上。如果战俘不愿意回国,那就不能强行遣返。联合国军之所以提出这要求,乃是二战留给他们的沉重的良心负担。当时盟军解放了被纳粹关押的大量苏军战俘,还拘留了许多从东方逃到盟军占领区去的白俄。盟军遵照跟斯大林事前达成的协议,强行遣返了这些人。但他们一回国去就被斯大林送往古拉格,其中许多白俄更遭到枪决。

为这事,西方政府遭到媒体严厉抨击。以后他们再遇到类似的事,当然要吸取既往沉痛教训。更何况大部分被俘的“志愿军”将士跟如今那些敢于并善于作“二奶”、死赖在美国的爱国壮士们一样,并不想回国,要求到台湾去。对这些人的自由意愿,民主国家领袖当然不能不尊重,因此这就成了联合国军不能退让的底线。

另一方面,共军也绝对不会同意联合国军的正当要求。凡是大陆人都知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和我党的宝脸比起来,草民性命一钱不值。根据《面具后面的周恩来》一书提供的数据,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拒绝国际社会主动提供的人道援助,反而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和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避免国际社会援助,竟不惜隐瞒真情,虚报震级,使得国际慈善组织连口都无法开。如今竟然有大部分战俘不愿回人间天堂,要投奔水深火热的地狱台湾,让我党这脸往哪儿搁去?当然只会要求对方全部遣返,好从容收拾那些叛徒(也就是冼岩先生谴责的“二奶”)。

于是双方都遇到了不可退让的底线。当然底线产生机制不同,联合国军的底线是人道主义,共军的底线则是面子问题。无法退让,当然只能再打,于是为这个问题竟然又多打了两年仗。双方在“伤心岭”一带血腥拉锯,为了寸土得失,极度无谓地贴进了许多性命去。

最后突破这僵局的办法还是周恩来想出来的。他在抨击美帝违反国际公法扣押我方战俘的罪恶阴谋的同时,提出应该由中立国家成立一个甄别委员会,逐一interview每个战俘。战俘应对这委员会表明自由意愿。双方再根据甄别结果决定是否遣返。因为结果公开,所以无论何方都无法作弊。

联合国军本来就没有蓄意扣押战俘,所争者不过是必须尊重战俘意愿,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这方案。反过来,它也给我党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让我党能趁机使出高寒“反败为胜”的拿手功夫来,宣布在朝鲜人民军和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美帝违反国际公法、试图扣押战俘的罪恶阴谋破产,不得不乖乖接受中立国家的甄别。

于此,死结终于打开,停火协议很快就签订了。在胸前效法岳飞刺上“反共抗俄”的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们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多年后衣锦还乡,大把撒银子救济众乡亲,让那些选择回国后遭到多年迫害的战友们后悔得几乎把肘子都咬了下来。而在中国的密集突击洗脑动员后,自愿选择留在中国的寥寥几名英美士兵却让东道主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最后只能请人家陆续回国。

另一个例子则是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尼克松首次访华,对世界特别是对双方的盟友都是极大震动。中美已是20多年的事实敌国,双方意识形态分歧深如鸿沟。虽然可以达成秘密谅解,但在场面上却不能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这就给会谈公报的撰稿带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国际外交惯例,会谈公报都只能写双方同意的内容,如今中美双方连能公诸于世的共识都没有,这公报还怎么写?

这问题便成了无法解决而又无法绕过的障碍。如果没有公报,那就等于向世界宣布尼克松访华一无所获,乃是一场大失败。尼克松是民选总统,断乎承受不起这种形象损失。中方虽无这问题,可也难免要在国际上让人笑话。更重要的是,没有公报必然要导致双方盟友的猜疑,怀疑中美私下签订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密约。

因此之故,尼克松等人无比焦虑,一行人玩到上海,马上就要回国了,都还想不出个对策来。此时周恩来却提出,干脆抛开国际外交惯例,在公报上各自阐述双方立场,其他不用多说便是。

此议一出,尼克松、基辛格不由拍案叫绝。中美双方都需要安抚各自的盟友,都怕他们担忧自己出卖了他们的利益。这种各说各话的会谈公报虽在国际外交史上未之前闻,但的确是中美双方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在当时两国特殊国情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解决办法。

于是中美双方便各自起草己方的发言。当然老美耍外交辞令的滑头功夫也是不错的,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此不持异议。”

后来懂了英文,看了基辛格回忆录,才知道那“不持异议”的英文版乃是“do not challenge this standpoint”(不敢保证是否原文),直译乃是“不挑战这一立场”,意译似乎不是那么准确,但毕竟中文版应该经过美国专家的校对。虽然那些专家的中文水平远逊于芦某,毕竟那是经过美国官方批准的外交公报,再不可能更动了。就算翻译不是那么准确,毕竟它体现了老美的滑头──它压根儿就避开了何方才是正统的法理问题。

这两个例子似乎足以显示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外交的本质就是农贸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双方都想占便宜,但仍然愿意达成交易,所以,最能显示外交才能的就是提出这种双方都能接受的deal来。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例如在上述两例中,联合国方人才济济,竟然无人想出这“中立国甄别”的台阶来让中方下台,而在尼克松访华时,美方殚精竭虑也想不出那各说各话的巧妙勾当。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周恩来的确是难得的外交人材。

更何况在外交场合,个人魅力乃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天然优势。蒋宋美龄夫人之所以能为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立下全民必须世世代代铭感在心的大功,与她本人的相貌、学养和风度分不开。英迪拉·甘地夫人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让西方对她肢解巴基斯坦以及在国内践踏从英国学来的民主程序的行为睁眼闭眼,与她本人完美的学识修养、标准流利的英语,以及善于利用女人身份占西方绅士的便宜很有关系。类似地,叶利钦的国际形象也有赖于他本人的魅力。只有江共那种蠢党,才会派李大牙那种无才缺德、丑陋盖世、专说臭话、蠢话、难听话的“三话干部”去作外长。

周对毛共事业的贡献也丝毫不逊于上述优秀的外交家。如张戎的巨著介绍的,当时盟国在重庆的官员除了极个别例外,全都被周俘虏了:“英国大使科尔(Clark Kerr)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这还没提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以及美国国务院谢伟思那干人。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在那干浑人的鼓噪下制定的,以致后来内战爆发后,美国竟然在苏联大举捐助共军的同时停止对华援助,就连宋美龄去秦庭哭师也丝毫没用。周恩来在重庆作中共大使,其一张嘴的作用并不低于三十万毛瑟精兵。

上面说的是外交,那么,内政又如何?读者需要牢记在心的是,从头建国和接管一个运转如常的国家完全不同,前者需要组织才能。斯大林就是靠这种才能才从众多的革命领袖中脱颖而出的,也是靠这才能才胜任了苏军最高统帅的任务。他对苏德战争的贡献不是指挥战役,而是出色地组织了全国的战争努力。没有这种举国一致全力以赴的努力,则朱可夫再英明也无法战胜纳粹德国。如果用中国历史类比,则斯大林起到的是萧何的作用,而朱可夫和其他元帅扮演的乃是韩信的角儿。

奇怪的是许多中国人只看得到毛泽东式阴谋诡计,认为那是人类智慧顶峰,却意识不到组织才能的存在,以致中文里连“organizer”这个词的等价物都没有,要翻译便只能是“组织者”,听上去跟“战略家”似乎不在同一等级。如果把“great organizer”翻译成“伟大的组织家”,只怕大众要觉得怪怪的。

周恩来就是这种伟大的组织家,张戎和哈里代同样看到了这一点: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这观察很准确,作者未指出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未在苏联受过长期训练,但他在苏联短期内见识到的也就足够让他把斯大林的本事学过来了。这人在政治上的学习能力的确非凡。例如中共的特工系统也是他和其他人从苏联学过来的,其成就并不亚于先生。中央特科“红队”诛杀变节者的赫赫战果不必说,共谍对国军的全面渗透也不必说,哪怕是在美国,周都有王牌间谍,例如中央情报局顾问金无怠据说就是周亲自发展并掌握的间谍。如果不是俞强声叛逃,老金只怕至今还在逍遥法外。可叹的是老金为我党立下了大功,最后在牢里呼吁中共效法苏联交换间谍,用魏京生把他换回去(当时老魏还在坐牢),中共政府却矢口抵赖,让他伤心绝望之余在牢里自杀了。

其实经过文革的人都该看出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光是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任务就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那时政府机构已经开始瘫痪,铁路乱得一塌糊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学生涌入北京。那些具体事务,中央文革的风头人物是绝对不会操心的,只有周恩来敢于并善于擦那些简直就没法擦的屁股。他想了许多花招,诸如让毛林乘坐北京牌吉普检阅学生队伍,学生以常规游行方式通过天安们,调集“解放牌”装载学生通过天安门等等,使得毛顺利接见了一千二百万学生,也使我等并未忍饥挨饿,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北京白吃白喝几礼拜,尽管吃的不过是馒头和粉条胡萝卜汤。

我已经在《治国白痴》系列里指出,周具有的治国才能特别是组织才能恰为毛彻底缺乏。毛天生的反叛性格,决定了他憎厌一切规章制度,乃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这就是他为何在文革造反派顺利砸烂了党国政权之后,却没有本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用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乐园。他朦胧的理想状态,似乎就是让国家永久处于类似战争的动乱状态,好让人民的无穷无尽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彻底发挥出来。可惜他的天性另一面则是叶公好龙,本能地知道那是受控核反应,随时有爆炸危险,因此他必须有个为他擦屁股的苦力,而这就是周的全部存在理由。

有个小插曲最能说明两人的智力构型的迥异。九大开幕后,选出了主席团。毛当然是会议主席,林是副主席,以下的主席团成员统统按姓氏笔划排名。周于是坐到了普通成员的席位上去,前排只留下毛林二人。毛开始行使会议主席职权,但立即就被会议程序弄得找不到北了,翻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大叫:总理呢?总理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坐到这里?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周这才排众而前,坐到伟大领袖身边去,解决了那最简单不过的问题。

因此,许多人以为周没被整,乃是因为他什么了不得的“勾践战略”智胜了毛,谬之极矣。毛知道离开周那种行政干才和组织家,他立刻便寸步难行。他之所以最后决定结果周,乃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怕周在他死后否定文革,所以必须让周在他先死。但不到最后那一步,毛就不会使出毒手来。这一手他大概是从《三国演义》虚构的孔明控制使用魏延,并在身后留下如何杀魏的锦囊妙计里学来的。

邓小平早看出毛的这个特点来了。他曾对女儿毛毛说,毛泽东整人还是有数的。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整你一下,但整到什么地步,他还是心中有数的。

这所谓“有数”无非是两条:第一,是否构成对毛本人的威胁或是想象的威胁。第二,是否有用。他知道便借周一个胆子,周也不敢谋大位,而周对他极度有用,所以他当然要留着“限制利用改造”之。同理,他把朱德做成了个终身傀儡,比英国女王还有职无权,但他绝不会抛弃那点缀,因为朱乃举世公认的红军之父,那花瓶对他有用。

所以,周其实不用那么低三下四,毛也不会使出毒手来结果了他。相反,越是低三下四,反倒越让毛鄙视他。李大夫说毛接见红卫兵前,周把地图放在地毯上,跪下去为毛指点次日行车路线,毛乐不可支地看着周跪在他面前。这细节非常生动逼真,绝对符合两人的性格特别是毛那种sadist的性格,编造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综上所述,无论是论内政还是外交的才能,周都足为一国之君。即使是论资历,他在过去也一直是毛的上级。毛篡党夺权,主要夺的还是周的军权。如果周不拱手让出大权,那红太阳绝对轮不到毛来做。即使后来让位了,似乎也不必那么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连江青同志的小婆娘窝心气都要默默忍受。人邓小平资历威望远不如他,不也曾顶了一下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长江,别人都说很大,我看大并不可怕。江青同志不是很大吗?小平同志顶了她一下也没啥。”

赶紧对丝毫不懂马列毛主义的党朋解释一下,这是本人恶毒篡改最高指示,原文是“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啥。”不过毛倒确实因为老邓拍桌子痛骂江青赞扬过他,说他的钢铁公司开得好。

所以,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周的确有资历有才能取代毛作为国家领袖,但他心甘情愿让位于前,不敢抵制或反抗毛的倒行逆施于后,这并不是什么忍辱负重的“勾践战略”,而是他真对毛死心塌地的服。这从毛病危时周的反应里就能看出来。

1971年12月底,因受林彪事件刺激,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看上去跟死了也差不多。当时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闻报后立刻大小便失禁,必须更换裤子后才能赶去看毛。此事由李志绥大夫提供,我认为很可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虚构这种事能达到丑化谁的目的。

更何况周恩来侄女周秉承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支持李的说法,毛病危的确给周带来了巨大震动: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光是这段证词,就足以令那些“周为老干部忍辱复国”的弱智神话的鼓吹者一劳永逸地休息了。既然周用心如此深远,此时岂不是摆脱毛的最佳良机?他又何必吓得literally屁滚尿流?

其实就连官方媒体现在都承认了,在周毛卧病期间,叶剑英想武力解决四人帮,前往医院游说周,被周否决了。我看即使毛在周先死,四人帮也得等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里出来的英明领袖杨梅头华主席来粉碎。

由此可见,周自称只能“跑龙套”,信誓旦旦地一再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当然是请毛放心的表白,但也是周的心里话。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不光是他这么看,就连知道内幕的人也这么看。我记得李大夫曾在某次演说中针对大众崇周心理评论道:周根本不如邓,他压不住全局。人家可是大墙后面出来的人,说这话总有三分依据,是不是?

那么,以周如此杰出的才干,为何会死心塌地地奉一个治国白痴为神灵呢?毛到底在哪些地方具备他没有的本事,让他不得不心悦诚服,终生不敢起叛逆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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