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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1 8 2007 18:26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三）
芦笛
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７０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党内外否定毛的暗潮随之涌动。此时老邓却借接见外宾之机，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后又推出了“四个坚持”，于兹堵死了我党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从党国利益来看，老邓此举的确是高瞻远瞩。当时就连我这草民都能看出来，老邓没有条件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还有列宁那尊神在，反正布党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来的。批了毛，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这难题不但存在于当时，而且只要我党执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与“非共”乃是一回事，决无可能剥离开。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老邓那话也有三分真实。的确，没有毛泽东，我党很可能就不会上台，当然也不会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随着苏联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盘，那下场还能跟缅共德钦巴登顶和柬埔寨波尔布特两样？
老毛当然不是我党吹出来的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算无遗策的活神仙。中共的胜利，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列宁革命工艺学，使得我党得以建立并学会了师傅发动组织群众那一套，党的战斗力和生存力全来自于此；其次全靠苏俄和日本两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我党的战略指导分不开；最后还得归功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战略筹划。
所以，毛当然身体力行了他老人家在《关于赫鲁晓夫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九评》的最后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等等。但尽管如此，窃以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确实未必会上台。
熟悉现代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中共夺权过程中最关键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泽东都走对了。
（一）“井冈山道路”
国共破裂前后，莫斯科对中共的指点全无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另立门户单干，斯大林则认为中共人数太少，毫无号召力，不如效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篡国民党之党，夺国民党之权。
这一招非常高明，后来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全是这么建立的──先弄个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出来，再由共党不动声色地和平夺权，最后通过“选举”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毫无政治发明能力，毛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直接抄袭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点，“新”中国便连个宪法都没有）。在这过程中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权来。这策略在当时中国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确，我党在国共合作前连如今的民运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谈何自立门户夺取政权？论搞阴谋诡计，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但不幸的是，苏军并没有像占领东欧那样占领了中国，而且国民党人并不全是孙文那种白痴，蒋公识破了这诡计，乃有四一二清党，宁汉破裂。于是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中国政策并不错，只好谴责南京政府，支持武汉政府，坚持划漏船。
要这么干，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抄袭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两万党员和五万工农，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篡党夺权，并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吃错了药，竟把这电文拿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看。汪一看立即决定“和平分共”，虽然没有如蒋公那样动刀子，却也礼请共产党人上路。
至此中共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了。据过来人回忆，本来中共已在武汉政府下辖国民革命军中控制了几万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动，但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存苟免，只知拉拢上层军阀，因循误事，最终导致军校学生和亲共军队悉数被缴械，中共悉数被驱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动。
暴动要能持久，当然就得靠苏联军火资助。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就是纲，纲举目张，谁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谁才能有枪杆子和大量经费，也才能建立政权并最终问鼎中原。南昌乃是内陆城市，毛子的军火和洋钱无法源源而至，夺下的不过是个无法守卫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命共军南下夺取广州，以便苏联军火能大量运来，遂有广州暴动之举。暴动失败之后，斯大林又决定以海陆丰为根据地，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义”残部和广州“起义”残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陆丰”后，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却哪有什么满载军火的苏联轮船？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于兹可见一斑。
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没头苍蝇蠢动群体的一员，但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他终于本性发作，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作山大王去了。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读得最熟的烂书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早就对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据他微时的朋友说，早在国共合作前，他便声称空谈无益，不如去占山为王，还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过何处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几本游民文化经典终生奉为圣经，如果他粗知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上那条路。我已经介绍过马列对农民的鄙视态度。毛后来被国际派鄙视乃至被斯大林终生鄙视，都是因为他丝毫不知道马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教导，国际派的名言“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乃是马列唯生产力论的ＡＢＣ。以正宗马列眼光来看，所谓“井冈山道路”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不料假马列主义者歪打正着，“井冈山道路”被证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战略家之高明，在屡屡碰壁之后当然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井冈山道路终于成了全党努力方向，中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农村痞子先锋队”。从头到尾，城里的工人老大哥与农民老大爷在乡下发动的暴乱毫无相干。
可叹的是，毛泽东没从这事实里看出马列主义根本不是“客观真理”，却以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当国后竟把这错误结论推广到自然科学中去，以为自然科学也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分，牛顿力学在欧洲的运用与在中国并不相同，若是伽利略当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结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不一样。于是他以空前绝后的大老粗魄力实行“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彻底摧毁了好不容易才从国外输入的教育与科研。这当在我尚未写完的白痴系列里充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旧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冈山道路的短暂成功，靠的全是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一旦蒋介石扫荡了各路军阀，国家统一之后，则我党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它其实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当时那种绝望处境下的唯一出路，确保了党军的建立和幸存，后来也才能有发家的机会。
这和阿随靠捡易拉罐谋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阿随不在１１岁大学毕业后（或上大学期间，待考）靠捡易拉罐为生并做生意，他早就饿死了，怎么还可能后来到美国开农场作千万富翁？
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如同阿随捡易拉罐一样，为我党后来的发迹挣来了第一桶金。
芦笛
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７０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党内外否定毛的暗潮随之涌动。此时老邓却借接见外宾之机，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后又推出了“四个坚持”，于兹堵死了我党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从党国利益来看，老邓此举的确是高瞻远瞩。当时就连我这草民都能看出来，老邓没有条件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还有列宁那尊神在，反正布党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来的。批了毛，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这难题不但存在于当时，而且只要我党执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与“非共”乃是一回事，决无可能剥离开。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老邓那话也有三分真实。的确，没有毛泽东，我党很可能就不会上台，当然也不会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随着苏联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盘，那下场还能跟缅共德钦巴登顶和柬埔寨波尔布特两样？
老毛当然不是我党吹出来的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算无遗策的活神仙。中共的胜利，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列宁革命工艺学，使得我党得以建立并学会了师傅发动组织群众那一套，党的战斗力和生存力全来自于此；其次全靠苏俄和日本两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我党的战略指导分不开；最后还得归功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战略筹划。
所以，毛当然身体力行了他老人家在《关于赫鲁晓夫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九评》的最后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等等。但尽管如此，窃以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确实未必会上台。
熟悉现代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中共夺权过程中最关键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泽东都走对了。
（一）“井冈山道路”
国共破裂前后，莫斯科对中共的指点全无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另立门户单干，斯大林则认为中共人数太少，毫无号召力，不如效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篡国民党之党，夺国民党之权。
这一招非常高明，后来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全是这么建立的──先弄个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出来，再由共党不动声色地和平夺权，最后通过“选举”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毫无政治发明能力，毛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直接抄袭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点，“新”中国便连个宪法都没有）。在这过程中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权来。这策略在当时中国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确，我党在国共合作前连如今的民运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谈何自立门户夺取政权？论搞阴谋诡计，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但不幸的是，苏军并没有像占领东欧那样占领了中国，而且国民党人并不全是孙文那种白痴，蒋公识破了这诡计，乃有四一二清党，宁汉破裂。于是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中国政策并不错，只好谴责南京政府，支持武汉政府，坚持划漏船。
要这么干，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抄袭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两万党员和五万工农，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篡党夺权，并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吃错了药，竟把这电文拿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看。汪一看立即决定“和平分共”，虽然没有如蒋公那样动刀子，却也礼请共产党人上路。
至此中共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了。据过来人回忆，本来中共已在武汉政府下辖国民革命军中控制了几万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动，但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存苟免，只知拉拢上层军阀，因循误事，最终导致军校学生和亲共军队悉数被缴械，中共悉数被驱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动。
暴动要能持久，当然就得靠苏联军火资助。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就是纲，纲举目张，谁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谁才能有枪杆子和大量经费，也才能建立政权并最终问鼎中原。南昌乃是内陆城市，毛子的军火和洋钱无法源源而至，夺下的不过是个无法守卫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命共军南下夺取广州，以便苏联军火能大量运来，遂有广州暴动之举。暴动失败之后，斯大林又决定以海陆丰为根据地，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义”残部和广州“起义”残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陆丰”后，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却哪有什么满载军火的苏联轮船？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于兹可见一斑。
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没头苍蝇蠢动群体的一员，但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他终于本性发作，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作山大王去了。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读得最熟的烂书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早就对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据他微时的朋友说，早在国共合作前，他便声称空谈无益，不如去占山为王，还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过何处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几本游民文化经典终生奉为圣经，如果他粗知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上那条路。我已经介绍过马列对农民的鄙视态度。毛后来被国际派鄙视乃至被斯大林终生鄙视，都是因为他丝毫不知道马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教导，国际派的名言“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乃是马列唯生产力论的ＡＢＣ。以正宗马列眼光来看，所谓“井冈山道路”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不料假马列主义者歪打正着，“井冈山道路”被证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战略家之高明，在屡屡碰壁之后当然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井冈山道路终于成了全党努力方向，中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农村痞子先锋队”。从头到尾，城里的工人老大哥与农民老大爷在乡下发动的暴乱毫无相干。
可叹的是，毛泽东没从这事实里看出马列主义根本不是“客观真理”，却以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当国后竟把这错误结论推广到自然科学中去，以为自然科学也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分，牛顿力学在欧洲的运用与在中国并不相同，若是伽利略当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结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不一样。于是他以空前绝后的大老粗魄力实行“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彻底摧毁了好不容易才从国外输入的教育与科研。这当在我尚未写完的白痴系列里充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旧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冈山道路的短暂成功，靠的全是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一旦蒋介石扫荡了各路军阀，国家统一之后，则我党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它其实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当时那种绝望处境下的唯一出路，确保了党军的建立和幸存，后来也才能有发家的机会。
这和阿随靠捡易拉罐谋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阿随不在１１岁大学毕业后（或上大学期间，待考）靠捡易拉罐为生并做生意，他早就饿死了，怎么还可能后来到美国开农场作千万富翁？
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如同阿随捡易拉罐一样，为我党后来的发迹挣来了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