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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3 8 2007 18:42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五）
芦笛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后进入发展阶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后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毛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他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国府。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中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作了具体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Ｓ，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逃过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夺取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因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Ｓ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绝对无法靠外交顺利接收东北，他于是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芦笛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后进入发展阶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后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毛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他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国府。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中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作了具体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Ｓ，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逃过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夺取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因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Ｓ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绝对无法靠外交顺利接收东北，他于是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