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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6 8 2007 14:4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七）
芦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领袖素质比较
其实我已经在先前的章节中屡屡提示了，毛泽东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观素质符合中共烂污革命的筛选标准，其他党领袖无一具备其中最重要的主观素质，国府要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决定他一定会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
要作革命领袖，第一条必需主观素质就是心狠手辣，敢于并善于杀人。中共领袖都具备了这一气质，张国焘不必说，王明不必说，就连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策划指挥中共特科杀手勒毙顾顺章满门良贱，分埋三个庭院（《王力反思录》），此后他又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夕决定杀害数千名伤病员以及“不可靠分子”（《龚楚回忆录》）。在这点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领袖并无什么不同。
周恩来不如其他领袖的第一个显眼的主观素质缺陷，乃是他似乎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与领袖欲，没有“本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强烈幻觉，不具备“我就是中国的大救星”的偏执，在这点上他甚至连民运边缘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这就是为大众观察到的“周没有野心”的由来。他的确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因为他缺乏毛式病态自信。
周的另一个触目特点，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骡子死不认错蛮干到底的气魄。他从政的一生便是违心认错的一生，并不自臣服于毛始。早在毛进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线时沉痛忏悔，获得宽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实上的一把手。当你死我活的党内权力斗争爆发时，他因为天性怯懦，倾向于息事宁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时便轻易让位，先听任毛泽东蚕食其军事指挥权，后又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轻易让给张国焘。
这就是大众观察到的“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的由来，但要说他丝毫不眷念权力则实难思议。政客犹如瘾君子，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周放弃权位从来不是主动的，不过是出于怯懦向更强者投降罢了。李立三下台后，他担任了事实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发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后，他毫不抵抗便让两人排众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头上去。在这点上他连中共其他领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决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会是张国焘或王明当家。
周的第三个触目特点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于望风使舵，及时认清风向，把宝押在胜利者一边，从而在无比险恶的党内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为此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亲人和前来投奔的战友。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上述三个弱点，决定了周迟早要向毛投降，而随着毛的权力增加，周的骨气也就相应递减，两者成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是两人天赋较量的必然结果，有没有《伍豪启事》都这样。大众必须记住，政治家的天赋并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观气质诸如使命感、领袖欲、意志等其实是更重要的天赋，是它们而不是智力天赋决定了政客们的成败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拥有的政客天赋是中共领袖乃至全国政客中绝无仅有的，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会胜出。
我已经在前节中指出，毛对我党最大的贡献，乃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制定了把内战伪装为外战的英明战略，但张闻天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毛才有那泼皮胆气实施到底，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统帅和幕僚的区别。
毛最触目的主观天赋，其实为黑社会老大们共有。中国的黑社会泼皮们较量胆气时，常常采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自伤比赛，例如把烧红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烧得吱吱响还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谁能以最令人发指的方式自伤还能镇定自若，谁就是当仁不让、众望所归的大王。
这是什么原理？黑社会的人常说：“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连自己的肢体都敢毫不犹豫地伤残的人，当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毫无常人的顾忌，当然要慑服众流氓。我党本质上就是个黑社会，领袖的筛选机制完全相同，胆大的怕了不顾一切后果胡来的不要命的人。毛把这点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这种自伤式讹诈迫使众人就范。
我已在前文中举出了伟大领袖给周恩来的英明指示来说明这一点：
“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如历史证明的，这讹诈果然一再奏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伤讹诈。蒋若不屈服，结果就是全面内战爆发，让日本人坐收卞庄刺虎之利，亡国祸不旋踵。蒋当然害怕那惨痛后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复使用这自伤式讹诈的一生，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搞这一套。1958年爆发的金门危机就是这讹诈战术的经典示范。
我已经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门危机的实质，其实这话李志绥大夫早就说过了。刚才去网上调来他的回忆录的中文版有关章节，发现严重偏离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译出，虽然这只可能是毛原话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证它比港台帮菜的粗制滥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同志’以及国内某些同志以为他想要拿下
台湾，但那从来不是他的意图。他甚至连金门马祖都不想攻占。‘金门
和马祖是我们牵住台湾的两根绳子，’他说，‘如果我们拿下了它们，
我们就丢掉了那两根绳子。人不是都有两只手么？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
只手，台湾就再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我们就让台湾滑出了掌心。这
两个岛就是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跳过来跳
过去。你没见他们跳得有多漂亮？’
对毛来说，炮击金马纯粹是一场表演，这场游戏是为了向赫鲁晓夫和艾
森豪威尔同时证明他不受控制并拆赫鲁晓夫和平外交的台。这游戏是危
险的赌博，以核战威胁世界并使亿万中国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险。”
李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金门危机就是毛故意和赫鲁晓夫捣乱的流氓把戏。此前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莫名其妙大发脾气，痛骂了苏联大使尤金，要赫鲁晓夫自己来说清楚。赫马上赶到北京，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毛的误会，不料被毛臭骂了一顿，还在游泳池里接待他，让赫鲁晓夫备受羞辱。饶是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尽力维护大局，消除误会，缓和气氛，最后回国时还以为终于化解了两国关系危机。
不料赫鲁晓夫前脚走，毛后脚就下令炮击金门，事先根本不和盟国苏联打招呼（苏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转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击触发了国际危机。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次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9）。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例子能比这更经典地显示伟大领袖的自伤讹诈术了，那就是不但彻底无视盟约规定的己方义务，而且把盟国承担的义务化为其无从解脱的困境。这种龟孙子兵法本来就够无赖的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根本不考虑这么做会给本国带来亡国灭种大祸。那把美军诱入中国本土再请苏联用全部核武器歼灭的丧心病狂的战略，就连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来，就算想到了，也绝对没有那胆略去实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对方不敢走这种险棋，而这就是他的自伤讹诈能屡屡奏效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中美对抗曾经使得美国两次考虑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麦卡瑟在韩战初期建议动用核武器轰炸东北并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另一次就是金马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轰炸。但这两次都没有成为事实。麦卡瑟的建议连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能通过，而艾森豪威尔也只是考虑而已。民选总统真要跨过那步去，其实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战爆发后才有可能。再说，彼时中苏是盟国，苏联多次宣称，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就是对苏联本土的攻击，苏联必定要立即还击。美国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极权国家玩这套可就不灵了。７０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不是老美出来救命，中国早就万劫不复了。毛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不声不响软了下来，停止在边境上的挑衅并决定接近美国。
但不管怎样，这自伤讹诈战略确实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起码在内斗（无论是内战还是党内权力斗争）中确保了他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工作原理很简单：对方真相信他会不顾一切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招来亡国或亡党大祸，于是便吓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党高干也学会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精髓，却不幸没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于对方相信己方真会不顾一切乱干，而毛也确实多次显示他真能毫无忌讳地乱干，并不是吹大气放空炮。于是才有朱成虎将军“西安以东”的千古闹剧出台。朱将军不知道今日已无毛泽东，这种大话就连愚民都糊弄不过去，遑论令讹诈对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胁会兑现。正是“画毛不成反类猪”，唯一效果便是腾笑万邦。
总而言之，毛就是靠这一手征服了全党的。如所周知，在庐山会议上，他威胁全党，如果“人民解放军跟你（芦按，指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吓得陶铸同志8 月5 日写信给黄克诚，说：
“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
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
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
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
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
之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
从陶铸同志的心声不难看出，毛泽东其实与动辄扬言离婚的泼妇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他是真敢“离婚”的，而那“离婚”就意味着亡党亡“国”。谁都不敢走到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讹诈。
毛在文革中更是频频使用这讹诈手段，1967年2月16日，陈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陈毅此话不但翻了延安整风的案，而且还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风一样，是打击忠贞耿亮之士，把马屁鬼提上去，这就戳到了万万不能戳的毛的痛处。两天后毛召集紧急会议，再度用分家来讹诈反对者：
“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毛的第二个领袖素质，乃是他自己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亦即丝毫不遵守党纪国法并以此为荣。
在毛崛起前，党的代表大会从来是如期召开，但毛崛起后，因为害怕得不到多数（敬爱的林副统帅指出：“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便迟迟不开党代会，致使党的六大与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苏共18次与19次党代会相距时间还长４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什么践踏党纪国法的烂事都干了出来，这里引用几段王光美同志的揭发（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１、抢占利用舆论阵地，对同志搞突然袭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
“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
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
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
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
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
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
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
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
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
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
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
思想准备。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
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
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２、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
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
意的。”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
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
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
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３、践踏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程序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
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
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
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还忘了列举伟大领袖首创让红卫兵列席８届１１中全会的光辉先例（后来他又让王海蓉、唐闻生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上主持通过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首创党中央全会罢免国家主席的奇迹。
这一系列烂事就连斯大林都做不出来，人家不管怎么杀人，毕竟还是讲究“程序”招牌的。例如为了让布哈林认罪，他竟然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可以枪决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枪决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胁布屈服，而伟大领袖索性连这些官样文章都免了，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拘一格可见一斑。
“两军相逢勇者胜”，阿随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换言之，只有超级流氓才能治中国。毛不胜出何待？
【未完待续】
芦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领袖素质比较
其实我已经在先前的章节中屡屡提示了，毛泽东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观素质符合中共烂污革命的筛选标准，其他党领袖无一具备其中最重要的主观素质，国府要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决定他一定会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
要作革命领袖，第一条必需主观素质就是心狠手辣，敢于并善于杀人。中共领袖都具备了这一气质，张国焘不必说，王明不必说，就连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策划指挥中共特科杀手勒毙顾顺章满门良贱，分埋三个庭院（《王力反思录》），此后他又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夕决定杀害数千名伤病员以及“不可靠分子”（《龚楚回忆录》）。在这点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领袖并无什么不同。
周恩来不如其他领袖的第一个显眼的主观素质缺陷，乃是他似乎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与领袖欲，没有“本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强烈幻觉，不具备“我就是中国的大救星”的偏执，在这点上他甚至连民运边缘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这就是为大众观察到的“周没有野心”的由来。他的确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因为他缺乏毛式病态自信。
周的另一个触目特点，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骡子死不认错蛮干到底的气魄。他从政的一生便是违心认错的一生，并不自臣服于毛始。早在毛进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线时沉痛忏悔，获得宽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实上的一把手。当你死我活的党内权力斗争爆发时，他因为天性怯懦，倾向于息事宁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时便轻易让位，先听任毛泽东蚕食其军事指挥权，后又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轻易让给张国焘。
这就是大众观察到的“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的由来，但要说他丝毫不眷念权力则实难思议。政客犹如瘾君子，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周放弃权位从来不是主动的，不过是出于怯懦向更强者投降罢了。李立三下台后，他担任了事实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发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后，他毫不抵抗便让两人排众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头上去。在这点上他连中共其他领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决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会是张国焘或王明当家。
周的第三个触目特点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于望风使舵，及时认清风向，把宝押在胜利者一边，从而在无比险恶的党内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为此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亲人和前来投奔的战友。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上述三个弱点，决定了周迟早要向毛投降，而随着毛的权力增加，周的骨气也就相应递减，两者成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是两人天赋较量的必然结果，有没有《伍豪启事》都这样。大众必须记住，政治家的天赋并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观气质诸如使命感、领袖欲、意志等其实是更重要的天赋，是它们而不是智力天赋决定了政客们的成败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拥有的政客天赋是中共领袖乃至全国政客中绝无仅有的，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会胜出。
我已经在前节中指出，毛对我党最大的贡献，乃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制定了把内战伪装为外战的英明战略，但张闻天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毛才有那泼皮胆气实施到底，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统帅和幕僚的区别。
毛最触目的主观天赋，其实为黑社会老大们共有。中国的黑社会泼皮们较量胆气时，常常采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自伤比赛，例如把烧红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烧得吱吱响还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谁能以最令人发指的方式自伤还能镇定自若，谁就是当仁不让、众望所归的大王。
这是什么原理？黑社会的人常说：“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连自己的肢体都敢毫不犹豫地伤残的人，当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毫无常人的顾忌，当然要慑服众流氓。我党本质上就是个黑社会，领袖的筛选机制完全相同，胆大的怕了不顾一切后果胡来的不要命的人。毛把这点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这种自伤式讹诈迫使众人就范。
我已在前文中举出了伟大领袖给周恩来的英明指示来说明这一点：
“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如历史证明的，这讹诈果然一再奏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伤讹诈。蒋若不屈服，结果就是全面内战爆发，让日本人坐收卞庄刺虎之利，亡国祸不旋踵。蒋当然害怕那惨痛后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复使用这自伤式讹诈的一生，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搞这一套。1958年爆发的金门危机就是这讹诈战术的经典示范。
我已经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门危机的实质，其实这话李志绥大夫早就说过了。刚才去网上调来他的回忆录的中文版有关章节，发现严重偏离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译出，虽然这只可能是毛原话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证它比港台帮菜的粗制滥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同志’以及国内某些同志以为他想要拿下
台湾，但那从来不是他的意图。他甚至连金门马祖都不想攻占。‘金门
和马祖是我们牵住台湾的两根绳子，’他说，‘如果我们拿下了它们，
我们就丢掉了那两根绳子。人不是都有两只手么？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
只手，台湾就再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我们就让台湾滑出了掌心。这
两个岛就是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跳过来跳
过去。你没见他们跳得有多漂亮？’
对毛来说，炮击金马纯粹是一场表演，这场游戏是为了向赫鲁晓夫和艾
森豪威尔同时证明他不受控制并拆赫鲁晓夫和平外交的台。这游戏是危
险的赌博，以核战威胁世界并使亿万中国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险。”
李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金门危机就是毛故意和赫鲁晓夫捣乱的流氓把戏。此前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莫名其妙大发脾气，痛骂了苏联大使尤金，要赫鲁晓夫自己来说清楚。赫马上赶到北京，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毛的误会，不料被毛臭骂了一顿，还在游泳池里接待他，让赫鲁晓夫备受羞辱。饶是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尽力维护大局，消除误会，缓和气氛，最后回国时还以为终于化解了两国关系危机。
不料赫鲁晓夫前脚走，毛后脚就下令炮击金门，事先根本不和盟国苏联打招呼（苏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转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击触发了国际危机。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次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9）。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例子能比这更经典地显示伟大领袖的自伤讹诈术了，那就是不但彻底无视盟约规定的己方义务，而且把盟国承担的义务化为其无从解脱的困境。这种龟孙子兵法本来就够无赖的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根本不考虑这么做会给本国带来亡国灭种大祸。那把美军诱入中国本土再请苏联用全部核武器歼灭的丧心病狂的战略，就连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来，就算想到了，也绝对没有那胆略去实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对方不敢走这种险棋，而这就是他的自伤讹诈能屡屡奏效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中美对抗曾经使得美国两次考虑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麦卡瑟在韩战初期建议动用核武器轰炸东北并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另一次就是金马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轰炸。但这两次都没有成为事实。麦卡瑟的建议连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能通过，而艾森豪威尔也只是考虑而已。民选总统真要跨过那步去，其实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战爆发后才有可能。再说，彼时中苏是盟国，苏联多次宣称，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就是对苏联本土的攻击，苏联必定要立即还击。美国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极权国家玩这套可就不灵了。７０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不是老美出来救命，中国早就万劫不复了。毛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不声不响软了下来，停止在边境上的挑衅并决定接近美国。
但不管怎样，这自伤讹诈战略确实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起码在内斗（无论是内战还是党内权力斗争）中确保了他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工作原理很简单：对方真相信他会不顾一切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招来亡国或亡党大祸，于是便吓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党高干也学会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精髓，却不幸没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于对方相信己方真会不顾一切乱干，而毛也确实多次显示他真能毫无忌讳地乱干，并不是吹大气放空炮。于是才有朱成虎将军“西安以东”的千古闹剧出台。朱将军不知道今日已无毛泽东，这种大话就连愚民都糊弄不过去，遑论令讹诈对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胁会兑现。正是“画毛不成反类猪”，唯一效果便是腾笑万邦。
总而言之，毛就是靠这一手征服了全党的。如所周知，在庐山会议上，他威胁全党，如果“人民解放军跟你（芦按，指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吓得陶铸同志8 月5 日写信给黄克诚，说：
“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
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
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
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
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
之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
从陶铸同志的心声不难看出，毛泽东其实与动辄扬言离婚的泼妇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他是真敢“离婚”的，而那“离婚”就意味着亡党亡“国”。谁都不敢走到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讹诈。
毛在文革中更是频频使用这讹诈手段，1967年2月16日，陈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陈毅此话不但翻了延安整风的案，而且还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风一样，是打击忠贞耿亮之士，把马屁鬼提上去，这就戳到了万万不能戳的毛的痛处。两天后毛召集紧急会议，再度用分家来讹诈反对者：
“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毛的第二个领袖素质，乃是他自己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亦即丝毫不遵守党纪国法并以此为荣。
在毛崛起前，党的代表大会从来是如期召开，但毛崛起后，因为害怕得不到多数（敬爱的林副统帅指出：“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便迟迟不开党代会，致使党的六大与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苏共18次与19次党代会相距时间还长４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什么践踏党纪国法的烂事都干了出来，这里引用几段王光美同志的揭发（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１、抢占利用舆论阵地，对同志搞突然袭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
“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
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
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
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
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
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
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
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
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
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
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
思想准备。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
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
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２、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
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
意的。”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
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
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
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３、践踏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程序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
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
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
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还忘了列举伟大领袖首创让红卫兵列席８届１１中全会的光辉先例（后来他又让王海蓉、唐闻生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上主持通过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首创党中央全会罢免国家主席的奇迹。
这一系列烂事就连斯大林都做不出来，人家不管怎么杀人，毕竟还是讲究“程序”招牌的。例如为了让布哈林认罪，他竟然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可以枪决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枪决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胁布屈服，而伟大领袖索性连这些官样文章都免了，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拘一格可见一斑。
“两军相逢勇者胜”，阿随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换言之，只有超级流氓才能治中国。毛不胜出何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