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九)

作者:light12  于 2009-10-9 20:2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18 8 2007 16:25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九)


芦笛


(二)党领袖们作法自毙


先请大家去看看少奇同志1945年5月14日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亦即著名的《论党》,我已经把该文转贴到了论坛。

少奇的文章历来没有文采,枯涩难读,估计没有几个读者能承受那酷刑,这儿把要点挑出来:

1、“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
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
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2、“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
特点所早巳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
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
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
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
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
在,而发展。 ”

3、“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
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
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
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
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

4、“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
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
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5、“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
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
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6、“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
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
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
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
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
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
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

一言以蔽之:毛的道路就是党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反对他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革命。一切成绩都是听他的话的结果,一切错误都是违背他的指示使然。“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

文革过来人不难立即看出林副统帅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从哪儿发源的。林副那些脍炙人口的教导毫无原创性,基本是剽窃刘的发明,再加上大批最高级形容词而已,造神并不自林副始。

如历史证明的,党领袖们这么干,乃是自掘坟墓,自行剥夺了自己最起码的独立思考和建言权利,杜绝了和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一切可能。倘若不守这规矩,那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而对反革命分子就只能坚决镇压,“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本来毛在抗战前便已经升为事实上的领袖,斯诺访问延安乃是1936年的事,但他在《西行漫记》中即已明确指出,毛乃是中共中地位最高的人,还特地把毛的自传列为该书的一章,其他共党领袖包括总书记张闻天都没能享受这特殊待遇。抗战爆发后只过了两三年,毛的高瞻远瞩就得到证明,在党内威望迅速上升,张戎记录了这一事实: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
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0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
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
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
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
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0年二月,彭
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
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至此本就够了,可毛从斯大林通过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伪造苏共历史中得到启发,非要去效法斯大林作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这才有延安整风以及少奇同志发起的造神运动。这运动把毛泽东捧到至少和党平起平坐的地位,使他成了再不能批评、反对、遑论撤换的绝对领袖。

这在夺权时代或许有一定功利上的合理性。我反复指出,列宁发明的革命工艺学的要旨,在于建立一个令行禁止的政治军队。把初期的群雄党改造为“毛氏宗祠”的一家党,或许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使党军事化,变成由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总司令指挥的战斗队,从而使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战斗力来。毛在此期间的表现也相当明智,虽然他把战友当成了幕僚,紧紧捏住了最高决策权,但还是能听取下属正确建议的,起码在抢占东北的过程中是如此。

但在掌权之后还继续搞这套,就只能使毛和战友们成了主奴关系,再无平等可言。无论毛怎么倒行逆施,危及党国统治,他们都只能绝对服从,否则就是背叛了毛泽东道路。反过来,毛也习惯了这种主奴关系,一旦有人胆敢暗示他错了,他就要铁腕镇压以维持主子权威。当毛以为以刘为首的官僚集团开始挑战这关系时,当然就只会应之以文化大革命,而战友们就只有延颈授首一条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约束他的胡作非为的可能,更没有自卫回击的条件。

历史也曾给了领袖们跳出这陷阱的机会。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总结了斯大林暴政出现的历史教训,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此乃苏共基于血泪教训的最起码改革。赫氏看到了我在上面指出的简单道理,那就是若把最高领袖捧成只能服从的上帝,则最终所有的其他领袖都毫无安全可言,哪怕光从党领袖们自身安危着眼,共党都必须实行赫鲁晓夫主义。

当时苏共由于惯性仍然是各国共党的老子党,因此中共也“侪辈跟随愧望尘”,在八大上修改了党章,在总纲中去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条,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还根据毛“退居二线”的假惺惺声明,因人设事,特地创立了“党的名誉主席”这从未兑现的职位。

大势所趋之下,毛只能“因势利导”,但他不久就发动反击。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懂点洋文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完全是文盲笑话。所谓“个人崇拜”,英文是“cult of personality”,译为“个人迷信”似乎还更接近原意,但仍然无法传达“cult”的意思,那是指“邪教崇拜”。中文无法翻译此词,以致毛闹出这笑话来。既然如此,江共为何要在国外广撒《Falungong Is a Cult》呢?根据伟大领袖教导,“Cult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万一是正确的cult呢?

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个人崇拜邪教无情吞噬党国忠良的首次表演,它生动显示了谁若敢与毛有政策主张的轻微分歧,谁就要被全党视为背叛“毛泽东道路”,变成“反党分子”,受到无情惩罚。彭德怀的下场昭示了刘少奇的下场,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刘竟然看不出这点来。他不但带头把彭往死里整,而且还在8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长篇大论地论证推行个人崇拜邪教的必要性: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
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这些
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
崇拜运动。

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
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
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
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
在那个时期彭德怀同志是反对在党章上写那一条的。在(苏共)二十
次大会后,他是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

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小
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对彭德怀同志的威
信,我也没有损伤过。如果说他去掉点个人野心,多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点个人崇拜的。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是犯这
个‘错误’吧!这不是为了对某一个人好,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争选
票。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
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
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
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
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

“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
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
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
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李锐《庐山会议实
录增订本》)

如历史生动证明的那样,少奇同志这些昏话,完全是“欲练神功,挥剑自宫”,把宰割自己的屠刀跪送给伟大领袖。但他若不这么做,又还能有什么选择?他本人就是发起个人崇拜邪教的祖师爷,靠这一手爬到了皇储高位,乃是毛以下的最大受益者。否定这套就必然要否定他在党史上的地位。这就是他比毛还积极还狠毒地整肃彭德怀的基本原因,那并不完全因为彭是“高饶余孽”。

可悲的是直到临死,光美同志不但没有悟出少奇的大错,遑论忏悔,而且竟然继续攻击诬蔑彭德怀: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
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
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
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
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
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
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一切的。”(黄峥《王光美
访谈录》)

在彭德怀的意见书公开印行多年后,光美还竟敢坚持诬蔑彭企图分裂党!

慢说彭写的是私人信件,根本没有想到毛会公开印发,而且那信中也丝毫没有“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的意思,就算王的指控是真,那追究责任又有什么不应该的?难道在“贴了50亿”(这是全会包括毛本人都承认的数字)、饿死大量人口之后,还不能追究推行这祸国政策的领袖的责任?难道让政治局或中央投票决定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彭根本没有这意思,完全是王光美栽赃,这里是虚拟口气),竟然是“分裂党”的罪行?

由此可见刘王这对“第一夫妇”是什么德行。可惜这登龙术并不是只有刘会使。大饥荒的恶果暴露出来后,毛的威信下降,刘邓的威信相应上升。林彪同志敏锐地察觉了这一趋势,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封底写下此话: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
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于是他便挺身出来做“大帮帮”,“公道主动地指出”毛的“每一创举与功绩”,大规模重施刘少奇当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借捧毛搞倒国际派、自己爬上去的战略。新旧时代造神运动的区别,只在于党的能力决定了的规模不同。延安时代我党尚未控制全国,造出来的不过是“党神”,而林副统帅造出来的则是“国神”。如所周知,这场运动使得毛成了不能质疑,只能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上帝,使得“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成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信奉的第一条教义。

自此之后,党国要员们的生存就完全取决于毛瞬时内的喜怒哀乐了。此乃其他领袖包括林彪在内的最有效的自杀术。后来林彪面对毛的整肃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完全是自作自受,挖坑自埋。

正因为此,1964年年底,毛和刘争吵时才能骂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动小拇指就能打倒你!这其实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他何须动手指?动动嘴就行了。

可笑的是,刘根本就无从遏制这一趋势,因为他本人就是这邪教的始作俑者,不久前还在庐山会议上专门论证过其必要性。他当然也看出了生存下去的前提乃是赢得毛的欢心。为此处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反修斗争”、“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比毛还积极,不但炮制出杀气腾腾的 “桃园经验” 和“后十条”来,而且还在文革初期频频“舍车保帅”,毫不犹豫地牺牲部下,从多年心腹大将彭真直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长们(其实张戎的父亲张老先生就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打下去的。刘主持文革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牺牲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文化界名流以及负责文教宣的党干们),还在全国范围内拉下大网,准备捕获成千上万的新“右派”们。

可惜刘以为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便能保平安,却不知道毛最难伺候的就是他的反复无常。忠实执行他的意图往往是自跳陷阱,让他反过来把这当成罪状。百万右派上了这当,高岗、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也是这么翻船的。刘少奇经受“后十条”的惨痛教训之后,还以为可以靠当积极分子救命,似乎只能说明他连自己早就成了毛病态想象中的威胁都懵然无觉,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成语都没听说过。

邪教造神运动,使得毛共所有的干部自二把手刘少奇以下,纷纷踊跃投入马屁大赛,只知揣摩上帝心思,忠实执行他的每个意愿,敢于并善于及时出卖所有可以出卖的人。此乃在那个流氓黑帮会、土匪山寨里生存的前提,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的“星宿派”与之庶几有三分神似。

这种烂污制度决定了“洪洞县里无好人”。周恩来不过是这烂污大军里的普通一兵,在本质上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陶铸、陈伯达、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并无不同,既不比其他人高尚,也不比其他人卑鄙,只不过远比其他人更乖觉,不但深知如何避免引起伟大领袖猜忌,更知道必须准确判定毛的哪些指示要立刻执行,哪些只是诱敌深入的“拖刀计”,千万不可当真。全党能逃脱毛这种陷阱的似乎只有两人,一是周恩来,一是叶剑英。但叶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周相比,天生就安全得多,何况他还在“二月逆流”时中了毛的拖刀计(请参考丁抒《文革初军内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

总而言之,愚以为,用文明人的道德标准去裁判比较周和其他党国领袖是毫无意义的。周当然是助纣为虐无所不为的奴才,但除了彭德怀等个别异数外,又有哪位党国领袖不是这种东西?根据《王光美访谈录》: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
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
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
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
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
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
完这些,少奇好象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
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
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这且不说,文革后新凤霞有次见到王光美,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因此对蔡咏梅感叹道:“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

新老太太其实说少了,根据光美同志自己的证词,刘家一共被毛整死6个人,然而光美还死而无怨。这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刘本是无产阶级老马屁家,不是靠战功而是靠马屁爬上去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本人,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光荣历史,因此他只能与毛同行到底,之死靡他,无怨无悔。这不是什么无私而是大私,基本动机还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同理,正因为毛共是一家党而非群雄党,所以只要我党存在一天,毛就绝对不会被否定。

客观地说,毛之所以需要刘、林一类马屁家抬轿,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个人崇拜邪教不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党本身造成无从修复的巨创,但它是极权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道理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了:新式独裁制度相对于传统帝制的最大弊病,乃是它没有“天命论”指定的“真命天子”,所以在理论上任何党员都可以当选为党魁。而成为党魁的唯一法理依据,便是“正确”。如果党魁被大众认为犯了错误,那大位立刻不保。这和传统帝王完全是两回事。旧式皇帝再怎么倒行逆施,只要不引起全国叛乱,就绝不会有人敢怀疑他不是真命天子。

但极权政党党魁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变成他人抢夺大位的口实。伟大领袖不就是靠指责“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篡党夺权的么?在此之后他怎么还敢认错?那不是邀请别人来夺位么?和传统帝王不同,他can't afford虚怀纳谏。在他眼中,彭德怀委婉指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就只能是篡党夺权的大阴谋。不仅是他,就连刘少奇等人都这么认为,而且王光美万死千伤之后还要坚持这无耻诽谤。可见这的确是我党无从弥补的死穴。

因此,毛必须以个人崇拜邪教来作为“天命论”的代用品,告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是不能取代的真命天子。可惜这邪教并不能真正代替“天命论”。它只能保证一代君王的权威,并不能传代工作。

更糟的是,它把君臣关系锁死在恶性互动中。传统“天命论”非但不剥夺忠臣劝谏皇帝甚至抨击昏君的道义立场,而且还鼓励这么做。但个人崇拜邪教则把一切正常政策争论都当成了谋篡大罪,造成全国只允许一个脑袋工作的可怕局面。当这个劣质变态脑袋造成大跃进式灾难时,这邪教不但杜绝了改正错误的可能,还使想匡救错误的臣子成了皇帝维护权威的牺牲品。传统社会当然多次出现胡乱屠杀群臣的昏君暴君,但它和新时代有个本质区别:朱元璋式暴行更与个人变态有关,具有个人偶然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式屠杀党国忠良则是那制度设计的内在死穴决定了的必然的“先发制人”。

明白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明白周恩来为何那么怕毛泽东。他非怕不可,不怕不足以生存下去。不但是他,我党诸大员没有不怕的,不怕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唯一例外大概只有彭德怀。中南海衮衮诸公中,竟然只有他一人反对过那个人崇拜邪教。

但彭这么做,与其说是看出了那邪教的自伤神效,不如说是出自朴素的反感。否则他也就不会写出那意见书来,不但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而且还在死后多年让光美那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诬蔑诽谤。

例如他若有我这点见识,就只会在意见书上列出所有必须立即纠正的严重问题,然后挑出毛的有关语录来,证明那是下面的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偏离了伟大领袖英明教导造成的。要这么做毫不为难,因为毛是“辩证法大师”,无论什么指示都要讲究“两点论”,所以只需忽略其主要精神,专把虚幌一枪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举出来作论据就行了。真要那么写,则毛只会心花怒放,当即就下令纠左,而中国或许也就少饿死了许多人。

但就算彭总有此洞察力,那也毕竟只能治标于一时。那致命死穴还是存在。就算党国其他领袖与他同心协力破除了个人崇拜邪教(那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就是只不可逾越的拦路虎),那又怎么样?如今我党不搞这套,少奇同志的警告不是立刻就应验了么──“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

说到底,缺乏“天命论”而且找不到代用品,乃是我党永远无法解决的致命难题。没有个人崇拜邪教,党就没有威信,人民就不会死心塌地拥护,就无法长治久安。但有了那玩意儿又会造成大规模自伤。这难题我看根本就无从解决。恩来那种庸人可做的,也就是明哲保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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