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中国文人的“票友”味

作者：芦笛

中国文人的“票友”味


芦笛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久未露面的若思在张朴先生的大作后面跟了两个帖，说得非常精彩：

“张先生去采访聂元梓的目的，是为文革历史找到另一个版本的证词，还是找一些材料来批聂？

如果是后者，不必见到聂就能办到；如果是前者，张先生本人在文中的动静太大，我想听听聂自己说的，可是张先生的‘旁白’总是插进来，而且分不清哪是opinion（且不清楚是来自某人还是张先生本人）,哪是fact（即有旁证以及逻辑的分析）。”

“老芦说龙应台票友气息重不假，中文世界的写作人多有这个毛病，就是采访者把自己放得太大，用自己的主观来主导一切，对被采访者要么倾听不够，要么求证不够。老芦说的那是西方的标准，西方的抠门线丝。”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家伙说得准确之极，只是我看不懂什么叫“抠门线丝”。在西方呆久了，天天看鬼子的文章，不知不觉间便养成了人家的品评习惯，再折回头去阅读国人写的文字，就不能不闻到铺天盖地的票友气息。这不是说张朴先生的文章，而是一种总体现象。Generally speaking，大约中国的文人，都只能算票友，起码写非虚构（non-fiction）文字是如此。

所谓“票友”的第一重涵义，是指国产文人不会做research。所谓research并不光是理工科干面包的事，文科也照样有这名堂，而且使用的方法与理工科毫无二致。要采访某个历史人物或是介绍某个历史事件，其实也是个project。动手之前，先得作文献复习，把时代背景、当时的大事记、课题涉及到的基本事实弄清楚，将需要查明的问题一一列出表来，这应该是起码的homework（家庭作业吧），再在采访或进一步阅读的过程中，根据拟定的提纲，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追问被采访者，或是寻找多种来源的信息，再作参详比较，解决原来的疑难，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来。

换言之，所谓文科的research，必须在开题时就有个明确的目标，先整理出待调查的历史或人物的基本轮廓来，弄明白哪些是已知或公认的事实，哪些是需要查明的问题，为自己确立调查的任务。再从这目的出发，有针对性地去搜集各方面的证言与其他信息，分析整理经调查获得的一切信息，最后拿出无懈可击的调查结论来。如果不作这些案头准备便去胡乱采访，那调查就只能是失败。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舒云写的一系列九一三事件调查。明眼人一望即知，该同志丝毫不知道该怎么调查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盘问如此众多的证人，不知道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查清，在找到关键证人时又该有针对性地明确追问哪些问题，比较不同来源的证词，及时察觉其中的矛盾或出入，据此清晰地准确地追问证人，查明至关重要的细节。最后她访问了众多的重要证人，写出来的所谓“调查报告”却把浑水搅得更浑了，完全是作负功。

所谓“票友”的第二重涵义，就是若思指出的通病，国产文人没有“客观”的观念，分不清“宾主”，不满足于扮演简单的记录者的角色，却常常在采访录中将自己与采访对象混在一起，发生奇特的角色错位，没有清晰交代证词来源的习惯，以致读者根本分不清哪些话是作者说的，哪些话是证人说的。

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还是舒云写的九一三调查报告。即使读者有高斯的智商以及福尔摩斯的破案能力，也绝无可能分辨其中的大量话语到底是作者说的，是她采访的证人说的，还是她simply地从报纸上抄来的。自始至终，她一直不能在自己与证人之间划出个明确的界限来，时时“代证人立言”，“夹叙夹议”，时时抢过证人的话筒大放厥词，借证人之口表达自己的先入之见。

所谓“票友”的第三个涵义，也就是若思说的国产文人分不清“观点”和“事实”。用我自己的表述，这里所谓“观点”，要么是指作者对事件或人物的价值批判，要么是作者的假设或猜测，要么是作者自己作的人物心理分析（包括行为动机分析）。而所谓“事实”我已经指出过了，分“硬事实”与“软事实”两类，前者是指有直接证据（如实物证据与文献证据）支持的命题，而后者则是通过逻辑排除法得出的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释。国产文人最常见的毛病，是不知道该在文中处处说明哪些话是已知的事实，证据何在，哪些话是自己的猜测或推理，却把自己的猜测或假说当成牢不可破的事实，据之大发宏论，甚至能当成全文立论的依据，却丝毫不知道必须向读者说明那不过是个空中楼阁。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字，乃是国内清史专家戴逸老先生关于袁世凯告密的“论文”。那篇搞笑文字最显眼的特点，就是全文立论依据不但完全是作者的猜测，而且是破绽百出、毫不成立的猜测。然而作者却懵然无觉，既不知道该向读者说明那不过是猜测，又不知道那猜测千疮百孔，却底气十足地将那猜测当成确凿的事实而大发宏论。

所谓“票友”的第四个涵义，是指国产文人缺乏逻辑分析能力，不知道怎么去对搜集到的原始材料作逻辑整理加工（processing），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分析比较多种来源的信息，描出一幅比较清晰、比较逼真的全景图来。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舒云的九一三调查报告。除了“夹叙夹议”，“神龙见首不见尾”、“代证人立言”之外，她唯一注明了来源的证词，都是原始录音稿，不但丝毫未作文字整理，以使之具有起码的可读性与可理解性，而且连其中大量明显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的细节都视而不见，只知道将原始证词无比“忠实”地杂乱陈列出来。其实任何一个非文盲都不该犯这种错误。原始证言不经过文字加工，一般都是杂乱无章毫无可读性的，读者看了只会满头雾水。只要忠实于证人的原意，必要的文字整理完全是应该的，尤其是采访我党大老粗高干更是如此。如此整理过的证词，只要征得采访者的同意，即可视为忠实的第一手证词。至于证词中与他人矛盾或自相矛盾的说法，则当时就该察觉并追问到底，以期查明真相，哪能连皮带毛地端上来请读者受用？

所谓“票友”的第五重涵义，是国产文人的“文学气息”太重，太喜欢、太讲究“做文章”，只追求文章的文学效果与感染力，却完全忘记或是根本不知道最有说服力的不是文字渲染，而是赤裸裸的事实。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首先必须言之有物，“饭不够，菜来凑”乃是野狐禅。即使记录了有血有肉的事实，文字太花哨，太夸张，太“抒情”，也反而会削弱作品的表达力与感染力。

不幸的是，国产文人这套满头插花的刘姥姥功夫大概是无法断根了。国产所谓“报告文学”几乎无一不是这种烂洒狗血、拿滥情当抒情的恶心文字。70年代轰动全国的什么《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修氏理论的女主人》等烂文章，无一不是满纸狗血，空洞无物的烂文字。你看了只会朦胧地觉得主人公们非常非常了不起，但他们具体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则只有天晓得。在我印象中，除了陈景润作出了“1+2”的证明这条比较确凿之外，蔡希陶的唯一功绩好像就是从美国偷来了“大金元”烟草种子，而“修氏理论”到底有什么内容，我到现在也稀里糊涂，只知道女主人“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至于“时代的脉搏”到底是什么，我这辈子大概也没本事弄明白了。

国产文人这些毛病，似乎不完全是恶俗党文化造的大孽，老祖宗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些天没事，刨了点古文出来看，发现古人写景实在太差劲，例如著名的桐城派姚鼐的《登泰山记》中的景色描写：

“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过去当然觉得美极，但现在读了却觉得与西方文学中的景色描写大异其趣。反复玩之才发现，那描写的确美，但不是景色美，而是文字美。论内容，它其实非常空洞。谓予不信，不妨将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则那美感顿失。歪？文字美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景色美，而后者实在贫瘠。

所以，看来也不能责怪现代国人喜欢这种花活。要摆脱这种文人票友气息，大约还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