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运动杂忆(二)

作者:light12  于 2009-11-29 22:4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时间: 29 11 2009 10:22  
作者:断章师爷


当时正值“战备”期间。毛泽东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各地都在加紧修筑防空工事,用“地下长城”对付“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苏修的核子武器。其实,这是毛泽东先生的惯用策略,以国际间的矛盾来转移并缓解国内的矛盾。白天,我们这三个“反动学生”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去学校的工地挖防空洞。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已毕业,所谓“革命群众”就是各教研组的教师和各机关的员工。那些“革命群众”也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或者生活作风问题,真正的革命左派都留在教研组和机关单位里面,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下劲头十足地进行着“斗批改”。即使这些有这样或者那样问题在身的“革命群众”,他们也都是分时、分批前去工地参加锻炼,只有我们三人是成年累月泡在那儿没完没了地改造。“铁打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三个“反动学生”就象那营盘,倒成了修造“地下长城”的中坚力量。我们从早到晚干着挖土、烧砖、抬黄沙、拌水泥、砌墙头、浇混凝土等繁重的苦力劳务。好在我们正当年青,这些体力上的累苦不难对付。负责修建“地下长城”的是Y和F两位先生,前者是人武部干事,后者是我们系的中层干部。Y先生风尘仆仆,经年累月地驻守在防空工地上。除了指挥工程调度人马外,他也身体力行,随时都在那儿东扫扫西掘掘。他还很掌握政策,每次分配工种叫到我们三人时,从不忘记在姓名后面加上“同志”两字,这在当时可是一项政治权利。每逢工程进行到关键时刻,他都把我们三人当作强劳动力安排最吃重的活儿。有次坑道塌方,我们三人拼死拼活干了半天,精疲力尽回屋去休息,时间稍稍长了一些。Y先生就如影随形地寻到我们的寝室,大声训斥我们太不象话,要我们立刻返回工地。当时,他在近视镜片后忽闪忽闪地眨着两眼的神态,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纵然满腹冤气,却也只能乖乖地冒雨跟着他回到工地去。F先生是位工农调干生,做了多年的行政工作,自然明白我们三人的“罪行”是怎么回事。平时常和我们拉家常,对我们也还客气。有次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声“管不牢舌头,就要吃苦头。你们以后出去工作的话,再也不要瞎三惑四地乱说了。”1998年我应老同学P院长之邀回母校作过一次讲座。散会后,遇见F先生。他已是满头白发,形相苍老,精神倒还可以。他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了一阵话。还不忘提及当年工地的旧事。

除了上述两位领导外,我们在防空工地上还结识了不少师友。内中有一位Z先生,是教机械制图的教授。Z教授风范儒雅,长身玉立,是厦门鼓浪屿人,出身基督教世家,弹得一手好钢琴。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洁身自好,热爱音乐、文学和艺术。Z教授可以称得上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但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无一幸免。运动开始后,“革命群众”占居了Z教授原来的住所,他被逼搬迁到单身教工宿舍底层的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屋子。屋内光线昏暗,家俱没处放,都靠墙堆着,只腾出一小块空间,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架床。地方虽小,却收拾得很整洁。朱教授当时五十岁左右,为人谦恭,学问很好。因为独身,很喜欢和学生交往。晚间,我常去他那儿聊天。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中文里面的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Protestantism)和东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其实都是属于基督教(Chrisianity),不过是三个不同的教派。中文里的天主教是指尊奉梵蒂冈的罗马教庭为最高统治的基督教派。基督教指的是由德国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进行宗教改革后创立的教派,又称新教。东正教,就是正教。在十一世纪时,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命为“正统”,因之得名。此外,Z教授还讲述了不少圣经中的历史故事。1972年春,尚未逾“知天命”之年的Z教授还是遵照“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决定,限期办理好因病提前退休的手续去投奔他在四川的妹妹。记得Z教授离沪时,我去十六浦码头送行。夹在拥挤的乘客中间,Z教授显得分外瘦长。中午的阳光很刺目,望着他费力地扬手作别的身形,心里倍感凄凉。不久我收到他抵达四川后寄来的信,记得内中有这么一段“以前读唐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没有体会。如今身处巴山,又逢夜雨,很觉滋味”。直到“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垮台后,Z教授才回到上海。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如今他已届耄耋之年,身体精神都还不错。年复一年,每逢圣诞节,我都会收到Z教授写着简短祝辞的贺年卡。

另一位是外语教研组的C老师。此人身长腿长,头发稀疏,衣衫落拓,没有血色的长长脸上架着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看起来象一只鹳鸟。我们和他也是在修筑“地下长城”时候认识的。C老师早年毕业于上海俄专,专攻苏俄文学,是《译文》杂志俄语组的编委成员。俄语之外,他告诉我们“还学过英语、德语和法语”。他所谓的“学过英语、德语和法语”,绝非现在国内媒介上动辄出现的“精通数国语言”的水平可比。他发表过英语诗作,翻译出版过歌德的《关于艺术的通讯集》和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等。C老师学问虽大,为人处世却很单纯,甚至有些幼稚。他对于我们三人的反革命身份也并不在乎,常和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在被尊为中国学界良知的陈寅恪教授和被捧为文化巨人的钱钟书教授的大名,我们早在那时候就听C老师说起过了。C老师记忆力极好,记得不少文人学者的趣闻。他祖籍合肥,对于同乡前辈刘文典先生十分敬佩。C老师说过两桩刘文典先生的轶事,我至今记得。抗战时期,刘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一次跑警报,当时也在联大任教的沈从文先生急着寻找躲避之处。刘先生看见了正颜厉色地责问沈先生“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的话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了。”沈从文先生尊重他是前辈,没有回嘴,避过一旁算了。刘文典先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先生执掌大权后,希望去安大视察。刘先生始终不置可否。最后,蒋先生总算如愿以偿,进了校园却是一片冷清,没有“欢迎如仪”的热烈场面。后来,安大闹学潮,蒋介石先生在南京召见刘先生。相见时,蒋先生凛若冰霜,既不起身,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刘先生勃然大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可以叫得的!”格于刘先生的声望和学问,蒋先生也拿他无可奈何。抗战胜利后,刘先生一直在云南大学,大跃进年代才去世。据说,刘先生留在云南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鸦片)和云腿(火腿),所以有人戏谑地称他为“二云居士”。

此外,还想再提一位M先生。他是系里的教辅员,也就是实验员。M先生的父亲和长兄在 1957 年都被打成右派,所以他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取大学,被分配到我校作教辅员。M先生书念得很好,天资又聪敏,自然不安心在高等学府里当一名教学辅助人员罗。“文革”期间,我校的教辅员也成立了“战斗队”(群众组织)。M先生口才笔头均很来得,而且极富组织才干,于是被推举为“战斗队”的领导。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坏头头”,自然也揭发出不少“反动言行”,再联系其家庭出身,就被顺理成章地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挖防空洞时,我们常在一起谈古论今。M先生好读书,知识面极广,记忆力惊人。他说起历朝历代的官职,什么“尚书”、“仆射”、“都尉”、“御史”啦,又是什么“中堂”、“大学士”、“军机”、“宫保”啦,简直如数家珍。我以为他出身官宦世家,后来才知道他家里有几本《通鉴》和《纲鉴》之类的书。在一次防空工地的政治学习时间,老F让我读一段学习材料,其中有一句“我们要砸碎旧世界的桎梏”。我把“桎梏”两字读成了“至告”(音 zhi gao)。休息时,M先生笑眯眯地走过来,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秀才识字念半边,这两字不读`至告`,而读`至浩`(音 zhi hao)。”我的脸陡然红
了。回家后,我有点不服气,就查了辞典,才知道M先生也读了白字。翌日,我也笑眯眯地走过去,友好地拍拍M先生的肩膀说“老兄,秀才识字想当然,这两字不读`至浩`,而读`至古`(音 zhi gu )。”这回轮到他脸红了。

话说回来,当时我们精神上受到的痛楚和折磨是相当难熬的。周围“革命群众”的白眼相加,是司空见惯的,时间一长,也就不怎么在乎了。但是对于未来生活的焦虑,却不时地折磨着我们。当时我们都已经二十多岁了,拿着微薄的生活费,自己糊口都勉强,何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的“改造”生涯,究竟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那时学校里还留着几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这些月收入36圆的老学长已经老老实实地改造了十几年,尚不知伊于胡底。何况我们这三个刚刚踏上改造之路的后学?尽管毛泽东先生一再宣称,“要给犯错误的青年学生以出路”,但是等待着我们的又是怎样一条出路呢?即使改造合格,准予毕业的话,又会被发配到哪个天涯海角去呢?这些“反动罪证”已经记录在案,一旦分配到工作单位去,就如蛆附骨,终身跟随,会不会继续遭受歧视呢?我比较偏执,每每想到这些问题,就焦虑万分,一筹莫展,象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真幸亏我们当时有三个命运相同的人,足以相互安慰。X兄比我想得开,认为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接受这个命运才是现实的态度。至于未来前景如何,他也觉得没有底,反正先把眼前的日子打发过去再说。W兄则是我们三人中最坚强和乐观的,他认为这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劫,不足为虑。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将来情况究竟怎样,实在难说。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能相濡以沫,患难以共的人,是可以订为终身之交的。这样的交情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实在不可多得。因为共产党建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说假话的教育,如果那也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

那时,我们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参加工作,一般分配在上海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是48圆5角,翌年转正可拿到60圆。我们每个月只发18圆生活费用,为了“有利改造”,以后又降低到15圆。(1978年平反后,我们都补发了三年的工资,当年领取的生活费用自然如数扣除。这是后话了。)每当月初发工资时,我也排在教职员工的队伍中,到财务科去领取生活费用。排到尽头,在周围一片异样目光的注视中,我总是低垂着头匆匆签下自己的姓名,拿着薄薄的几张纸钞,逃也似地离开那儿。当时的我,处于怎样一种屈辱和不平的心态,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有次,我和W兄谈起自己去领生活费时总有一种屈辱的感受。他大不以为然,并正色规劝我:“阿断,我们有什么好感到屈辱的?这是他们亏欠我们!感到羞愧的应当是他们,如果他们也识得羞愧的话。”于是W兄和我们约好,以后每次三人同去领取生活费。下一个月初,从工地直接下来的我们,身上的工作服沾满黄沙泥浆,夹杂在衣冠楚楚的教职员工队伍中,显得十分枪眼。W兄毫无顾忌地拍打着浑身的泥沙,周围顿时飞扬起一片灰朦朦的尘土,排在前后的人赶紧捂住口鼻,转过身去。W兄开心地对我们说“我想改造成为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新人呢!”X兄反应较快,接过话头“所以你在荡涤一身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吧?”于是我们三人放怀大笑。周围的“革命群众”尽管心中气忿,一时却也奈何不了我们这三个“反动学生”。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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