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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美学

作者：light12  于 2009-12-2 10:2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已有1评论

时间: 01 12 2009 21:35  
作者：芦笛



老金的近作提出了个非常有趣而且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观点——毛泽东创立了一种“后现代政治美学”。它对理性与科学构成了巨大的颠覆，因而获得了某种美学价值，迎合了全球力薄儒以及挺能杰儿们的逆反心理，从而构成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毛泽东思想和实践波澜壮阔，像一坛美酒，时间放的越久，味道越醇美，价值（还是价格？拎不清爽）越高”。

用他那极为生动幽默的话语来说便是：

“极权（集权）社会主义缺乏发展动力，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斯大林的方法是杀鸡吓猴，由专业屠夫杀鸡给猴看，在‘杀鸡剪刀咔嚓响’的节奏中，猴们颤抖战栗地拼命工作。这种方法的特点是高效，缺点是血腥而乏味。这也是很多充满人道关怀的西方左派对斯大林无比地厌恶的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做法是褪毛鸡给猴看，这种做法的特点猴们不仅是害怕，还会莫名其妙的兴奋，或‘嗨’或‘飘’，而且褪毛的方式、褪毛后的造型也是五花八门，花样繁多，有极高美学价值。

如果说中国政治运动中的造成了大量死亡，充其量只是褪毛的火候没有掌握好，不管数量如何巨大，也只能说是不慎误伤所致。在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现代西方社会，毛主席这种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政治美学，这种对理性、常识的质疑和批判，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超越’，里面的美学内涵也因此迷倒了东西方无数‘关在笼子里’的政治家和无处发泄的热血青年。整个文革过程，集喜剧、悲剧、闹剧于一身，充满离经叛道、悬疑魔幻、自虐自淫、张扬发泄，充满矛盾、混乱，毛主席那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的怪招，直逼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过来人都知道情况确实如此。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区别是，前者使用专业人士高效杀鸡，除了向特务机关告密外，猴们并不介入杀鸡过程，而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的是人民战争。他本人或是锦衣卫们并不褪毛鸡给猴看，而是把这任务全面承包给了猴们。从确定谁是鸡，到动手抓，到血淋淋地褪毛，都由猴们自己决定。伟大领袖顶多只通过中央文革的亲信告诉猴们中央的鸡是谁，地方上的鸡则基本由猴们先乱抓胡褪一气。在鸡毛一地之后，再由中央文革告诉大家哪只鸡的毛其实不该褪，于是猴们赶快捡起毛来，使胶水贴到那赤膊鸡身上去。如果那赤膊鸡不幸业已亡故，那就贴到他的骨灰盒上去。

因此，这行为艺术的演员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那闹剧、喜剧、悲剧是由全民共同登台演出来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毛主席不过是个导演而已。而且，他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演，乃是“引而不发”的导演，既不需要剧本，也不作表演提示，只是吆喝一声：“大家这就开始吧！怎么演都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演得越威武雄壮越好！”这与斯大林那冷静到毫无人味的“理性”治国可完全是两回事。

这或许就是世界上特别是西方没有什么斯粉，而至今不乏毛粉的缘故吧。如老金所说，物以稀为贵。西方人并不稀罕冷静的理性，腻透了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乍见毛这种荒诞无比因而新奇得出了格的群体闹剧，当然难免要目摇神夺，浮想联翩，热血奔涌。

而且，斯大林复杂到让人揣摩不透。我看过的斯大林的传记之多，远远超过了毛传记，对他的生平行状似乎比对毛还熟悉，然而我至今不能参透这个人物，无法确定他到底是个毫无原则、毫无信念、毫无信仰的机会主义者，还是确实是个真诚的信徒。

相比之下，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一眼便能洞察无遗。至少有一点绝无疑问——此人确实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民粹主义者”。他真的相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中真的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真是在感动之后便能创造奇迹的上帝。而这就是为何会有大跃进与文革那两大全民行为艺术表演。也许就是它打动西方毛粉的缘故——人类或多或少都有点审美迷醉，喜欢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讨厌毫无信念的政客。

在肤浅的外国观察家眼中，毛身上似乎有一种艺术家或哲人的气质，从李德到基辛格都这么说过。没有比这更谬以万里的观察了。无论是哲人还是艺术家，毛的智力结构都恰好是其反面。他的智力缺陷非常突出醒目：第一，毫无艺术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第二，毫无理论家必备的起码思维能力以及理论构建能力。第三，彻底缺乏制度设计能力。他那硕大的脑袋里有的，只是对现状的永恒不满，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朦胧憧憬与渴望，以及永远在煎熬着他“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创造奇迹的强烈冲动。然而那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儿，他脑袋里只有一团雾，漫说是具体的蓝图，就连个草草的粗线条勾勒都没有。

熟悉国际共运史与中共党史的人都该知道，中共执政前，所谓“毛泽东思想”中毫无原生货。“民主革命三大法宝”（建党、建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统统来自于苏联。苏维埃革命不必说，就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为我党制定的，而那其实来源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其中一个教义便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容其实是从张国焘那儿剽窃去的。张和中央在长征路上的重大争执，便是认为苏维埃革命不符中国国情，业已失败，应该改搞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他还提出当务之急是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与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为中共决定的策略改变暗合。中共在抗战爆发后终于放弃苏维埃革命，声称愿为三民主义奋斗，也是共产国际施压的结果，并非毛的主动。

纵观整个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毛的唯一独特贡献就是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而这不过是古已有之的农民战争方式，并非毛的原创。何况毛最初也曾热衷攻打过大城市，只是在失败后出于生存本能，全靠对马列基本理论一无所知，受游民经典的指引，才走上了水泊梁山。将之提升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则是文人后来为他干的活。

建国初期就更不用说了，中共开头完全是按苏联模式，亦步亦趋地照猫画虎，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整个国家的体制不必说，就连毛最初确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按苏联经验忠实拷贝下来的。

从这些事实立即便能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智力水平的天壤之别。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是人类最大胆的实验，毫无先例可供参考，完全靠实验家们自己去摸索，而这是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特别是制度设计能力的严峻考验。不管怎样冷酷无情，斯大林毕竟还是设计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发展了列宁的建党理论，卓有成效地将党改建为一个全能的权力组织网络，把全民不留孑遗一网打尽，牢牢攥在如来佛掌心中，造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崭新的极权社会，并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这种技术发明能力，何尝在毛泽东身上见过丝毫？

直到1956年苏共开20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毛才解放了思想（这是他亲口承认的，只是后来他发现扔掉斯大林主义那把刀子的严重后果，才转过来批判赫鲁晓夫主义），发现原来斯大林主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联搞了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它也没有什么牛皮好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讲话），苏联模式原来也有弊病，特别是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残废（这其实也是赫鲁晓夫披露的，并非毛的发现）。这结果便是《论十大关系》出台，毛觉得自己业已出师，要踢开师父干革命，搞自己的一套了。

可惜他的智力缺陷决定了他不知道那一套究竟是什么东西，解决办法便是“纲式直线思维＋烧香化符请出人民上帝来”。他把杜月笙开创的“抓纲举目”的黑社会管理方式用于经济建设（请参看金枪鱼在楼下贴出的凤凰网 “口述历史”节目介绍杜月笙搞定江湖人事的手段——找到最关键的那个人，一提那个“纲”，整个网就起来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找到钢铁是国民经济的“纲”。只要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则中国也就跟英国一般强大了。

如果是斯大林，他就只会拼命压榨农民，榨出钱来拿去向国外进口设备，建立现代钢铁大企业。毛则完全不同，他真正“全心全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他自己没有首创精神，于是只好请出万能的人民上帝来代他解决这个没钱买设备的难题。这结果便是全民炼钢。那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全民大写意，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并将在未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绝无雷同之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常人只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那“独创性”。

诚如老金所说，那种全民大写意确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事过多年仍然令人回味无穷。人的一生若有过一次那种经历，这辈子绝不会觉得寂寞。我那阵不过是个小屁孩，却也有幸躬逢其盛，作为观众分享了一点戏剧式的热闹与欢乐。

我已在回忆录中说过了：漫山遍野的农民脸上涂着油彩，穿着自制行头，装扮成武松、穆桂英、黄忠、罗成等古代武将的模样，在田野里挥舞锄头；装了帆的大车队，在狂风骤起时纷纷翻车；学校和医院（那阵初一学生芦萧背矿石累得害了重病，我因此常到医院去）的院子里、乃至街头巷尾都变成了史无前例的“露天工厂”，到处建起了“土高炉”，24小时冒烟吐火。开炉时铁水奔流而出，城市整个夜空都是橙色的（现在想想也觉得奇怪，为何没有引起火灾？城里的土高炉可都是修建在街头巷尾或院子里啊，离住房非常之近。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修建在城外旷野中，农民和工人就睡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商店24小时开着门，灯火通明，实行“无人售货”；街上每个灯杆上都挂着小喇叭，24小时播放轻音乐和传统戏曲；工地或工厂里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我在先母的工厂里吃了几次不要钱的肉包子，可惜为时很短；睡觉是资产阶级迷信，真正的革命者并不需要它，大家都得通宵苦战。后来我进了厂，一位老师傅曾跟我说，当时他骑着自行车竟然睡着了，直到狠狠地摔下来才惊醒过来，于是只好推着车走，但走着走着又睡着了……

总而言之，从57年到59年，从“消灭四害”全民打麻雀开始，记忆中全是这种威武雄壮新奇无比的活剧。到了60、61年，史诗变成悲剧。先是学校的生物馆前摆出大缸大缸的“小球藻”作为栽种示范，后是教研室改成“康复院”，收治水肿病特别严重的学生，接着是学校里所有的空地都变成菜地，种上了洋白菜、菜花、土豆什么的，接着又是“全党全民齐动手，大种洋丝瓜”。人类历史上，哪怕是在战争期间，学校里大概也从未出现过这种“学工学农”的桃花源景象，先修土高炉，后挖菜地。

当然，这种行为艺术如橄榄一般，只有回味，如老金说的越久越芬芳，当时挨饿可没什么美感可言。大跃进和一般行为艺术的区别，就在于有着无限痛苦的后果。若没这一条，那当然是无比潇洒惬意的生活方式。怪只怪人需要吃饭，若靠餐风饮露便能活下去，那当然是神仙日子。

由此可见，毛的致命缺陷是他永远需要个先生。过去需要斯大林，斯大林死后再看不上苏联老大哥了，自己又没本事，因此只好“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请人民那万能的上帝做他先生。

可怜他竟然终生悟不出两个事实：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的肌肉，而肌肉一般是没有思维能力的。第二，“解放”使得人民彻底沦为党奴，根本没有他梦想中的“主动精神”。所谓“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过是下级官员为了应付讨好上司的急中生智的improvisations，而那创造灵感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的隧道眼观察所得——“狗肉汤浇地”来自于“农业八字宪法”的“肥”字诀，“合理移植”（把许多亩地的稻麦在收割前匆忙移植到一亩地去制造“卫星田”）则来自于“密”字诀（注：毛手订的《农业八字宪法》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文革那“后现代行为艺术”又何尝不是这么回事？这次他对人民群众那“先生”的指望更大，居然指望他们去代他设计、建立起一个与苏式国家不同、人民群众真的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来！

老金说：“极权（集权）社会主义缺乏发展动力，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我觉得这不是毛发动文革的基本考虑。斯大林杀鸡吓猴，为的当然首先是巩固个人权位，但也有经济目的，那就是如老金指出的，以恐惧取代私欲作为生产动力。需要补充的是，斯大林还用“斯塔汉诺夫运动”制造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用军功式的荣誉去正面引诱工人努力工作。

毛发动文革可不是为了解决建设动力问题。自大跃进破产后，他便永久性地对经济建设丧失了兴趣，整个兴趣都转移到如何保持全党全民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上去了。这就是所谓“反修防修”。这“修”到底是什么意思，举国无一人能说明白，因为连毛自己都从未整明白过。他直接就没有这习惯，也不觉得有必要建立这习惯。

据本人的一点穿凿，那“修”的模糊内容大概如下：

1）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毛觉得斯大林缔造的特权阶级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这种新社会并未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当家。早在60年代毛便抨击过这个“阶级”，后来干脆称之为“党内资产阶级”，闹出了理论上的大笑话——那特权阶级是苏式革命把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制造出来的，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何相干？

2）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丧失对“阶级斗争”的持续热情，“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只想搞生产，不想干革命的趋势极为恼怒。毛最恨的就是党的八大规定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对生产力无兴趣，关心的是“不断革命”（这术语首先是马克思用的，翻译失真，原意是“永久革命”，毛就是这种永久革命家），而所谓革命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同义语，而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大规模整人，或曰活褪毛鸡。

3）对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满，希望削减到最小的程度。据王力披露，毛的想法是连中央书记处都不要，中央就留几个人，机构非常之小，再派出许多联络员与地方沟通，如战争期间他在陕北总部一般。

4）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丧失艰苦朴素的清教徒作风不满。认为理想国的官员应该能与人民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民间疾苦。

5）对斯大林建立的那种军队式管理国家，由中央发号施令，地方服从，人民群众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不满。“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认为在理想国中，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应能得到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为他建设理想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窃以为，这就是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之一。毛的个人悲剧在于，他能察觉现体制的毛病，也不乏对理想国的朦胧向往，更具备砸碎国家机器的翻江倒海的大神通，却不幸毫无发明能力，没有足够的智力去构想一个新社会的基本设计图，却指望“船到桥头自然直”，人民群众起来后，自然会发挥首创精神去代他发明出来，到时他只需加以采集提炼加工就是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大约只有知青下乡是他的个人发明。赤脚医生、五七道路、五七干校等等，全都不是他想出来而是“群众先生”教他的。

这就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的要旨是，周期性发动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让干部永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随时有被“炮轰火烧”被打倒的危险，因而不敢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again，那玩意究竟有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可以落实的就是必须无限忠于毛主席，不能只抓生产，更要热衷于不间断地整人（抓“阶级斗争”）；不能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必须善于倾听群众呼声，和他们实行三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延安作风”）。一言以蔽之，活褪毛鸡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D！

在《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中，我把这种模糊念头说成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那是错误的。两者的唯一共同之处只在于永久的革命精神，除此之外毫不相同。时代背景与内容不同自不待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先是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便只能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是针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认为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去西方发达国家搞搞震。从这个角度看，毛的“继续革命”其实更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激烈”。而且，光从形式来看，托氏的理论确实是正二八经的理论，有论点，有阐述，有论证，而毛的“继续革命”连个明确的想法都没有，遑论阐述，论证就更不用说了。

爱你喂，这在我看来就是文革的发动背景。毛不但对他要建立的新社会毫无起码的设计，就连运动具体该怎么进行、怎么收场都毫无具体部署。这与从苏联学去的“土改”、“集体化”、“镇反”、“肃反”等等完全是两回事，倒有点像日本侵华战争，毫无通盘部署，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全民轰起来，让他们去“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好为伟大领袖提供新社会设计灵感的咄咄怪事。

这一次和大跃进不同的是，人民群众是真的给解放了，党政机关彻底瘫痪。人民群众若真有什么创造力，现在即有用武之地了。可据个人观察，人民群众确实不乏首创精神，可惜那是高度定向的：把批斗对象扔进粪坑，让他们遗臭万年；吊在龙门吊或车间的行车上，让他们如风中的树叶一般摇摇摆摆；滚钉板、跪玻璃渣、披麻戴孝、脖子上用高强度的细钢丝挂上沉重的铁牌，等等，等等。

Once again，我有幸躬逢其盛，作为观众分享了一点戏剧式的热闹与“欢乐”（恐惧的代名词）。Once again，有过这种经历，此生也就决不能称之为贫乏苍白了。

至今一合眼，眼前便能历历浮现出我和某老友特地赶到某大学去参观的盛大批斗会。远远地我们便看见球场上围着许多人，而那高出攒动万头的帆樯如林一般的白花花一片，乃是雪白的高帽子。那高帽子起码高出围观群众一米五左右吧。我和那同学都以为被批斗者是站在某个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这才能鹤立鸡群，卓尔不凡。待到挤入人群一看，才发现那些批斗对象（起码有三四百人吧）原来跪在地上！他们戴的高帽子是用钢筋焊成的，外面裱上白报纸。人的脖子竟然能耐受如此沉重的负荷，我过去可是从未想到过。会场上挂着巨幅横标，上写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待到发言念完了，口号也喊过了，工宣队员们便开始实行“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戏剧高潮也就到来了。某个当年威风十足，全市闻名的派头头让几位身强力壮的工宣队员提到会场中央。他脸色蜡黄，紧闭着眼，生死不知。两名大汉架着他的胳臂，一名大汉抓住他的头发，两名大汉则分别站在他的前后方，使翻毛皮鞋（其实是劳保鞋，我后来在翻砂车间也穿过）猛踢他的前后心。那动作似乎只能用英语描述：ferocious。每猛踢一下，他的躯干都要剧烈震动摆荡，口鼻中同时喷出血液来，如同有节奏喷发的间歇喷泉一般。

然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无尽的，且有攀比的天然趋势。此后若干天，我天天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上，看那威武雄壮的活剧。四条街都涌来无比壮观的游行队伍，帆樯如林的高帽子如在河流中万帆争渡，壮观至极，端为我一生见过的气势最宏大的场景。游街者有步行的，也有站在“解放牌”上的。有的高帽实在太高，被横跨街道的电缆挡住了，于是车上便站了一位工人同志，手持巨长的叉子（倒不是师爷先生说的trident，是解珍解宝使的两股叉），专门把电缆挑起来，以便罪犯们不用摘帽便能过关。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女杰。她手持约三四米长的麻绳，孤身押送几百名“牛鬼”。时时怒咤一声，手中长索敏捷地甩出去，劈头盖脸地抽在队列里的牛鬼们的头上身上。她走过我面前时，第六感官告诉她有人正在凝视她。她转过头来，秀目遇上了我这个还不算太丑的青年的目光，于是便对我嫣然一笑，抛了个媚眼，将丰满的胸部高高挺起，意气无比风发地走过去了。走过去后还回了一次头，再度抛来个媚眼，让我不寒而栗，从头抖到脚。

大跃进与文革是毛泽东为国际共运作出的仅有的两次独到贡献，也是他的后现代政治行为艺术的辉煌演示。吊诡的是，这种艺术之所以产生，恰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创造力，必须仰赖人民群众为他创造发挥的结果。这倒颇有点掐掉了脑袋的苍蝇，其舞蹈当然如天马行空，杳无行迹可觅，更无雷同之讥。

只是白让群众表演半天，两次行为艺术都“走向反面”：大跃进不但没有造出个苏式奇迹来，反倒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工农业生产蒙受的巨大损失大约只有核战争才能造出来。文革则他一撒手咽气，中央和地方的造反派便统统入狱。他原来朦胧的恐惧反倒化为现实，“走资派”真的疯狂走起资来了。如果他不那么瞎G8狂折腾整整十年，则今日中国就算不是北韩那样的国家，起码不会有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来看，这大概算他唯一留给后人的福荫罢。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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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1 回复 rebel 2009-12-3 05:23
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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