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6)：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试验(下)

作者：金唢呐

工党战后执政的时间要远远少于保守党，尤其是国有化的弊端日益显露后，工党遭遇了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痛的失败。工党的精英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开始认识到在保守党多年全盘私有化的基础上，在普通民众普遍尝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后，要想以公有制和国有化来吸引选民，推行党章第四条“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恐怕选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其实，西方政党面临着最大的难题就是选民成熟，不能玩“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往右转”的之类把戏。像毛主席一样一边说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一边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当盲流收拾，恐怕谁也做不到。或者改革开放那样一边说加强工人老大哥的领导阶级地位，一边搞“4050，买断工龄”，也未必行得通。总体上说，“瞒天过海、偷梁换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些三十六计的绝活，只适合在民智未开的人群中使用和被使用。而且玩起这些来个个乐此不疲，美得屁颠屁颠的。

工党必须洗心革面，否则，永无翻身的机会，所以就有了修改党章这一说。这可是离经叛道的事儿。按咱们的说法，谁这么做谁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弄不好就要遗臭万年。然而这是一个需要叛徒而产生叛徒的时代。由于工党领袖史密斯的突然去世，41岁的毛头小伙布莱尔提前被推上历史的前台。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没有历史的包袱，看到的都是工党屡次竞选失败，他下决心放弃公有制条款，并亲自起草了新的第四条款，不这样做就不能入主唐宁街。

新四条在保留工党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突出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肯定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四条在1995年工党大会上以65％的选票被接受，说明新一代领导核心布莱尔终于得到全党大多数的认可。看来工党选择了布莱尔，也是历史的必然。

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党章的改变，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工党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18年后重新上台。布莱尔有机会实现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想。2001的英国大选，无疑是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全民公决，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也让工党过足了执政的瘾。纵观布莱尔执政10年期间，在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方面均取得了比较突出的业绩：英国经济连续10年保持稳定增长，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已初显成效，他提倡的宪政改革也促使英国的政治进一步民主化。10年来，英国年平均国民生产增长率达到2.8％，人均年实际收入增加2.7％。目前，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德、法、意等欧盟大国，失业率亦降至4％，为近30年来最低。英国从昔日“欧洲病夫”一跃成为“优等生”。

其实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清“第三条道路”是个什么东东，只是大体上知道二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宣称自己的体制是“第三条道路”，即一种介乎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原教旨共产主义之间，但比两者任一要好的发展模式。“第三条道路”通常就是不左不右、中庸之道的意思，连查韦斯都说自己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布莱尔的智囊们把“第三条道路”定义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用以对政府管理、福利国家、教育、政治文化、劳动力就业等领域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对“第三条道路”所作的描述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

经过了几次全球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资本主义已认识到了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故向社会主义学习，引入了“福利社会”的概念和实践，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使西方进入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在其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效率低下，社会贫穷化的问题，故要实行市场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永远并行的两股铁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呈逐渐趋同的态势。而“趋同” 的结果就是“第三条道路”。

也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布莱尔的竞选花招。在实践中，布莱尔政府爱用的口号是最初的“新工党，新英国”和后来的“第二次现代化”。正是以这些模糊不清且具有一定欺骗性的口号为指导，布莱尔班子既稳住了党内的老牌社会民主主之者，使他们不能以“篡党”之名而对布莱尔作梗；又以“没有撒切尔的撒切尔主义”的路线获得了中右势力的支持。在布莱尔上台不久，他很快就扔掉了“第三条道路”温情脉脉的面具，露出了“撒切尔主义传人”的狰狞面目，对内对外奉行新保守主义的路线，继续走资，削减福利，实行私有化。

欧洲另外一个大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搞得也不善乎。法国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近60年的时间里进行过３次国有化浪潮，基本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二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法国政府为了应对爆发战争的威胁，对包括铁路、飞机制造和军工厂等工业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法国企业的国有化也因此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1945年，法国临时政府将战时与法西斯合作的雷诺汽车公司收归国有，此举正式拉开了国有化的序幕。1946年法国正式颁布大规模“国有化”法令，对煤炭、电力和运输等基础工业实行国有。时至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法国又掀起了第三次国有化高潮。这次国有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工业设备落后，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美、日的局面。不过，这是法国、也是西欧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

三次国有化的最后结果是法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有化程度最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资产组织形式是股份制，国有企业大都是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公司。国有企业内部组织一般实行董事会下的经理负责制。董事会的组成实行“三方代表制”原则，国家代表、企业职工代表和与企业的专家、知名人士代表各占董事会成员的1/3，这是法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特点。
　　
饶是这样，还是要“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从80年代末法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法国对12个国有集团、共29家国有企业进行了非国有化改造。并一发而不可收，从此以后，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过出售法国电信股票、开放法国燃气公司资本、加速高速公路全面私有化，使国有企业的股权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总的来说，推进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在经历私有化后，企业数量大幅减少，总体规模明显缩小，企业在不断改进中趋于完善和加强。尽管每次私有化都会伴随着工人罢工，因为习惯了国有企业工作模式的工人可管不了那么多，对于他们来说，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就意味着工人失业。可是，为谋求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国企加入了部分私有化的队伍，因为谁也没有办法解决国企效率低下，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问题。

相对于私人企业，从理论上说，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社会性。首先，它使资本由个体私有变为整个社会所公有，为整个的共同利益服务。其次，这类由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掌握和支配的企业，已不再像私人企业那样，以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目的，它必须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需要作为重要的经营目标。而且，它事实上也会让社会公众不同程度地享受到由它带来的利益，因而具有较高的社会性。因此，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工具，也是国家宏观调节的重要经济基础。

依我看，人的自私包括“贪”和“懒”。私有制会毒化社会，把人变得贪婪，互相倾轧，最后为争夺个人私利把社会变成角斗场，而且会带来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而公有制会钝化社会，把人变懒惰，最终把国家搞穷。所以，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各自的问题。但私有制的问题可以解决，如通过国家监督、干预二次分配、企业家自身的慈善活动、甚至宗教信仰等，避免上述问题出现。比如说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就做到在私有制的国家里，“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但全部私有化似乎也不行，比如对付资本的贪婪恐怕还得靠国家，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不能全交给私人。而公有制现在除了“杀鸡吓猴”、“褪毛鸡刺激猴”这些带血的手段之外，再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方法。所以，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杀鸡吓猴”、“褪毛鸡刺激猴”对社会毒化作用更大。我认为这就是两者的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