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5)

时间: 29 4 2010 00:2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5)


金唢呐


关于儒学，有三种分期方法，我认可的是李泽厚的儒学四期分法：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是“儒学铸造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我不同意现在动辄就提“原儒”的做法，也不认可“孔孟是好儒，坏菜的是后来汉儒和宋儒”的说法。我认为应该维护汉儒董仲舒和宋儒朱熹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孔孟与董仲舒的关系有点像马恩和列宁之间的关系。老芦说，正是因为列宁发明了“革命工艺学”，或曰“人民控制论”才实现了无产阶级领袖对人民的控制。正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实现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达千年的思想控制，开启了中国思想统治的历史，保证了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得以延续至今。我认为黑格尔对孔子的《论语》评论是正确的：“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在哪一个民族文化里都找得到”。而董仲舒把各家学说整合为一个完整精致实用的思想体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大臣受命于皇帝。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这样才能够使得儒家理论有了实用价值，为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当年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恐怕儒学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这也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宰相篡位的情况（请网友帮我把关，看看有无疏漏）。王莽是外戚，另当别论。一世奸雄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却不敢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曹丕称帝属于“禅让（外禅）”，汉献帝命人搭了一座“受禅台”，又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曹丕还要装成迫不得已状，这才完成篡党夺权。也就是说，要想“夺了鸟位”，必须杀去东京，或者是兵变，或者是农民起义。而且在起事之前，还要装神弄鬼，证明天道已变。

朱熹的贡献更是不可抹杀。西域的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意识儒家之势。如果真要是佛教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寿命就指日可待了。大一统集权专制存在的前提是尊卑有序，是“服从”，顺序就是君——臣——民，以后毛主席形象地解释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本人才疏学浅，看不到佛教和道教里有类似的内容。相反，佛教还提倡平等，就连佛也不例外：“佛是往日的众生，众生是未来的佛”，就连犯罪分子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让人联想起“人人可以做皇帝”）。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排佛抑道，同时以儒学为主干，批判性地吸收了释、道的一些理论，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的正宗地位，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没有汉儒和宋儒，就没有完整的儒学体系，就没有中国的持续了两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若否认他们，就是否认儒学，若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儒学。没有汉儒和宋儒，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集权秩序吗？中国的儒教思想包罗万象，包括政治构架、家族伦理、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内化的立体信仰全方位对国民进行的控制，光是“原儒”做得到吗？中国人擅长阉割术可能是有传统的。据记载，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现在看来是不假，中国人就是好这口，而且刀快手麻利。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任何5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而且毛主席说的还很具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设法和那5%（约8—9千万）的阶级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老人家刚去世没几年，新老左派们就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无耻阉割，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这类不咸不淡的中性玩意儿。现在搞传统文化的又要对汉儒和宋儒下手，想把人家踢出儒家圈子。没有汉儒和宋儒，我还真想不出来儒学是个什么样子。就凭着“原儒”那些语录能做到吗？光靠“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中国的大一统能走到今天？靠孟子的“民贵君轻”，能保证百姓服从皇帝？恐怕帝制早就被推翻了，等不到辛亥革命。

而且，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和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学说中有尊君思想，也有民本思想。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民众的重要和艰辛，体民恤民。“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三纲确实加重了中国人服从的奴性，但另一方面，也告诫君主，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你当老大要有老大的样，要以身作则，还要处处想着罩着小弟；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固然导致了人性的压制和扭曲，他把人欲看成是非正常理性的欲望，是超乎社会生活水平和道德伦理要求的，而天理是国家社会之最根本的需要，要把人欲纳入天理的轨道。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为大一统集权专制服务的，所以，对维护国家稳定来说，没什么错。而且“灭人欲”对抑制君王贵族和士大夫过分的贪欲也起了一定作用。

这第四代儒家也就是当代新儒学，按他们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说法，他们的学术使命和文化使命就是“三统”说：“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说到五四以来的当代新儒家，大陆与海外、港台以及过去民国新儒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海外、港台新儒家作为一个富有传承性特色的学派，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民国20至40年代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50至70年代以港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为代表的第二代，80年代崛起的第三代新儒家以海外和港台的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为代表。对这些人我还是有几分尊敬，甚至有些地方还认可。里面我稍微熟悉一点的是牟宗三。

90年代以后大陆也跟着起哄，也弄了个“大陆新儒家群”出来，有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名气最大的代表人物是深圳的教授蒋庆。这些人良莠不齐，政治主张好像也不完全相同，但给我的感觉是搞大批判、空喊点“王道”“仁政”倒还在行，一点正经像样的主张也拿不出来。另外，他们和海外新儒家的最大区别、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坚决抵制民主，按康晓光的原话说就是：

“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海内外民国新儒家的共同点就是以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希望在中西方文明融合中尽可能地多保留些中国文化，最好是能在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像大陆的新儒学，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政治派别，属于那种“举起左手反对民主自由派，举起右手反对毛主席”（篡改自毛主席语录，原指戴季陶）。原因是二者都引入西方祸水，区别一个是从西方引入了马教，一个是想引入民主政治。相比较而言，他们“防左，主要是防右”。原因一是左派的主张毫无可行性，永远上不了台面，毛泽东思想死灰复燃毫无可能；再就是毛主席虽然也破坏传统文化，但就像林彪在《571工程纪要》里所说的，毛主席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也就是说，毛主席追求的还是集权专制。

他们对江泽民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提法非常兴奋，认为中共正在向传统回归。下面是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康晓光的一段话：

“中共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中共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共产党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共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江泽民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共产党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江泽民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胡锦涛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中共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

“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