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镀金帝国掠影（七)

时间: 2010-11-20 周六, 上午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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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三、民生


我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只能说一下模糊印象，没有统计调查，当然极不可靠。

一般来说，比起30年前，哪怕比10年前也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是极大地改善了。当然各阶层改善的幅度不一样。最富的当然是上文说过的那些资本家，公务员、国企老板等也富得流油，至于在一般受薪阶级中，我看所谓“高知”的日子过得最好，不但有房有车，而且居住条件似乎胜过了国外同行。上海教授的住宅似乎比美国教授的面积还要大，当然不是美国式的独家楼，而是公寓楼。除住房外，这些同志的收入似乎也比美国教授多，除了工资外，还有着多种来源的收入：带研究生的补贴（因此一般带的研究生都很多，让我大开眼界），出书或写专栏的收入（据说出书挣不了几个钱，写专栏则特别来钱。若按老芦的本事，大概可同时承担十个专栏，那真是财源滚滚啰），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了论文还能领到奖赏，等等。

为私人企业打工的高级技术人员收入也不菲。不少知识份子退休后或辞职后去打工，那似乎是计件拿钱，完成一个项目即有重赏。若是直接去当老板开办企事业（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业单位了，学校和医院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单位），则收入就更高了。因此之故，虽然我的老哥老姐们都已退休，个个过得都比我好多了。每家都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原来从单位买的所谓“福利房”，低价购入，约六七十平米，另一套是后来按市价买的商品房，似乎是140平米。第一套房子一般是租出去，第二套则自住。他们买房可不靠什么按揭（mortgage），都是一次付清。除此之外，他们还炒股炒基金，以芦家的高智商，似乎都颇有斩获，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和他们比起来，我可真是“我的叔叔于勒”了，不折不扣的海外穷措大。

但同样是知识份子，下层就比较够呛。听北京一位教授说，一般讲师月薪也就四千左右。在北京那种高消费城市（所谓一线城市）生活，房租起码每月两千，剩下两千用来吃穿，虽算不得水深火热，却也一定是捉襟见肘。一般公司的所谓白领民工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要结婚，唯一的希望是靠父母给房子，盖房价高到荒唐可笑的地步，绝非一般工薪阶层可以问津。而如今结婚的前提便是“有车有房”，这条件就公开在电视征婚节目上提出，跟买卖牲口无异，而大众也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类拍卖自己或购买对方的勾当有何恶心之处。

如上所述，城市原有的工人阶级业已消亡，代之以进城农民充当的所谓“民工”阶级。中小国企的老一代工人阶级已被千古奸相朱镕基（不知他赌咒发誓要装99个贪官的棺材为何不把他儿子装进去）直接抛向街头。90年代末似乎是这些人最水深火热的时候，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史上的最大丑闻。但这些人的遭遇也不一样。在灾难发生时，熬到退休者都被工厂移交给所谓“社保局”，每月有一千元左右的退休金，而且一般都有原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所以也不是活不下去，虽然紧张一些。但若年轻一点的可就惨了。我们那个厂子有对夫妇，刚失业那阵子穷到连电费都出不起，天一黑就只能睡觉，连水费都出不起，只能到遭到严重污染的水塘里去洗菜。

这次我回去，本想去找那些穷哥们，可惜毫无线索，盖原来的工厂早就被推平改成商业区了，工厂当年盖的福利房也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与我记忆有关的一切建筑都已不复存在：我上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我自己的家、可可的家、芦婆的家、和她们谈恋爱时坐过站过的地方，统统灰飞烟灭，所谓故乡完全是一个与我的过去毫无联系的陌生城市，因此自然也就无从找到当年一道扛活的穷哥们，只可能找到现在还与芦婆保持联系的所谓“髪小”（这是台湾烂话，不知所云）或曰“闺蜜”（似乎也是港台烂话，但知所云）。敝厂是剧毒厂，女工可以提前退休，因此那些人都逃过了奸相朱镕基的屠刀，现在都在吃社保，居住的是贫民小区。那可不是140平米的四室两厅，而是约20来平米的一室一厅。下雨时到处漏雨，打着伞在改为厨房的阳台上炒菜，跟我家70年代前在贫民窟的生活差不多。不过每月千多元还是活得下去的。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并未到必须揭竿而起的地步。我看她们还活得很海皮，时常互相邀约凑份子，去作低消费旅游，比芦婆开心多了。

物价的上涨颇惊人，似乎超过了正式工资的上涨幅度。10年前我回去，一般受薪阶级的工资似乎也就在千元左右，而现在的民工收入大约也就是这么多。但那阵子衣食住行都很便宜（当然是相对国外而言）。如今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论穿，国内的名牌衣服比国外的还贵。我穿的皮鞋在国内据说是名牌，那价钱高到令我咋舌，不禁起了当国际倒爷之心。当然中低档服装要比国外便宜。吃的似乎还是比国外便宜，但我老婆不同意，坚持认为国内比国外还贵。她似乎比我有发言权，盖她上次在国内生活了半年，自己买菜做饭，而我只是匆匆来去，上哪儿都是寄食。住若是买房，则贵到一般工薪阶层无从问津的地步，若是租房则似乎比国外便宜，例如在上海城郊租个两室一厅，那房租似乎也只是两千多元，这“租售比”（从学徒网友那儿学来的概念）低到可笑的地步，提示房价远远偏离了真实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是买房不如租房，然而房价仍然居高不下。行则要看是什么，若是飞机票，我觉得与美国差不多，例如从纽约飞到洛杉矶，那行程横贯整个北美大陆，travelocity报的最低价是109美元，最高价是351美元，按现在的比价6.633算，折合人民币723-2328元，其中最低价比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去似乎还便宜。当然国内飞机供大于求，常常装不满人，因此常有打折情事，尤其是临近起飞时更是如此。只是我这人谨小慎微，不敢拖到最后一刻，总是提前几天购票，而且又无法刷卡，只好用现金交易，因此基本没买到过打折票。我很少在国外坐火车，因此无法与国内的火车票价比较。不过从深圳到北京，软卧也就是七八百元，大概要比欧美的便宜吧。若论公交（地铁与公共汽车），则票价当之无愧是天下最便宜的。

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工资增长幅度，百姓应该比十年前更贫困才是，但我的感觉完全相反。十年前没谁有手机，更无电脑，而这些玩意如今已经广泛普及。百姓的衣着也远比过去好多了。就连我访问过的贫穷人家，家里也摆满了水果，体现出“物质极大丰富”。这大概是因为大家除了正经工资外还有额外收入，而这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

我看困扰城市居民的，主要是三大问题，首先是房价高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绝对不成比例。北京上海等地的年轻人若没有父母提供住房，则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筑就香巢。

房价居高不下，我看主要是一种恶性循环：大众害怕通货膨胀抢走了自己的储蓄，于是便去买房保值；“国进民退”把民企挤兑得走投无路，迫使民间企业家们放弃无利可图的实业，把资金转到房地产投机中去，进一步抬高了房价。房价越高，则越促使大众趋之若鹜，使得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业因此成了吸纳货币的巨大蓄水池，构成了巨大的泡沫，使得通胀的威胁更加实在，因而使得房产越发成为保值的“黄金”，于是政府更加不敢去主动刺破那泡沫。由此形成了巨大然而不会爆破（或起码不会迅速爆破）的大泡，蔚为世界奇观，储蓄了巨大的风险。

其次是医疗费用，快镰刀割草赶不上箩筐漏，哪怕是高级白领，也万万不可病倒，一病倒就全完了，绝对是听人宰割的肥羊，而这不是政府而是白衣魔鬼们造的孽。

平心而论，政府在发财之后，也不曾完全忽略人民的福利，还是建立了有限的劳保制度，为低收入或无收入者提供微薄的补助。而且，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民在内也能参加医保，这点远远强过毛时代，那时农民只有所谓“合作医疗”，无非是发点红药水、龙胆紫、枇杷露，若要住院则只有全靠自己掏腰包。加入了医保的患者若是病倒，到所谓三甲医院（三级甲等，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医院，数字越大等级越高）看病，国家帮你报销50%，而若到二甲医院，则国家帮你报销60%，其余自理（有可能记错，倘若此，则请国内网友指正，谢谢）。即使是高收入的白领，参加医保也不可能全报，例如医生自己看病就不能百分之百地报销，只是自费的比例要比上述的低。如今能百分之百报销者，似乎只有公务员和离休老干部。

如果白衣魔鬼们不是那么丧天良，则这制度还是能解决大问题的。问题是，国家给公民的这点福利，完全被医院抢走了。如今的医院都是自负盈亏，根本不是事业单位而是唯利是图的商业公司，不但构成了商业销售链的终端，而且还利用其职业的特殊性质，构成了权力腐败链的终端。我过去说，国内最黑暗的地方其实不是官场而是医院，引起白衣战士或其家属读者们的强烈反弹（其实在知识份子中，大夫乃是智力最低下的族群，哪怕是天才，进了医学院也肯定要被死记硬背活活弄成傻子。外科大夫则完全是手艺人，牙科就更别说了，偏偏这些弱智份子无论在中外报酬都是最丰厚的，当真无天理）。那话就算不准确，需要改的无非也就是“国内最黑暗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官场，一是医院”。

这次我回去后才知道，原来医院趁人之危抢病人，靠的是双管齐下：仪器检查与卖药。大夫抢病人主要靠卖药，盖所有的大夫都是药贩子，构成了五花八门的药商的销售环节的终端。药商要想把药物兜售给医院，先得给医院药房主任上贡，但这只能保证自己的货进入医院药房，最后能否卖出还得靠大夫。因此，药商与每个大夫都达成了提成协议（当然只是默契，绝无可能形成文字）。每到月底，药商便仔细查对大夫开出的一切处方（都有电脑存底并整理出了明细帐），确定哪个大夫开了他公司的多少药，再据此给大夫发佣金。大夫本人也要查帐，以防药商少给了钱。

于是，整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崇高事业，就完全变成了纯粹的商业交易。这交易与一般商业交易的区别，在于顾客根本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被大夫强制性卖给了大量昂贵的、他根本不需要、甚至有可能对身体有害的药物。这种强行售货得以发生，全在于病人所处的特殊不利的情势剥夺了他拒绝购买的权利——他本人在生病，绝对不敢不吃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与街上药房卖出的同名药物作价格比较。一般来说，医院卖出的药物售价要略低于街上的药房，于是他当然就买下了医院卖给他的药，浑不知其中有许多药根本就不必吃，哪怕是对症的药，也有更便宜的。

这说的还是门诊病人，住院病人就根本连上述选择余地都没有。大夫开出药来后直接就交给护士，护士便给病人打针发药，病人连看一眼处方的可能都没有，遑论去与市售药物比较价格。先父2000年病重时，尽管我们走通了路子，给主任大夫上过贡，他也一口答应帮忙控制开药量，然而下头的主管大夫却拼命地开好药，每天光是针水就是三千多元，十天就是三四万，家父原来的单位业已破产，无法报销，全靠子女们自掏腰包。我去找那杂种恶吵，说病人已经是癌症后期，业已全身扩散，放疗化疗都已毫无可能，无非是维持而已，还开什么昂贵的进口抗癌药？那杂种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是大夫，责任就是救死扶伤，非得开那些药物不可。他那富贵很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连他头上的主任医都无可奈何。

您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丧德的烂事么？然而这还不是whole story。大夫和药房都靠卖药有了“灰色收入”，院领导该怎么办？那当然只能充分利用全院的共同财产：仪器。各个医院都规定，大夫在治疗一个病人过程中，检查费与药费之比必须是个定数。例如那比例是45%吧，那意思就是，一个病人每掏出100元，必须有45元用于检查，55元用于药物。医院每个月都要考察大夫的创收比例，若是哪位大夫全月让病人掏出了一万元，其中只有3500元用于检查，距离规定差了1000元，则按十倍罚款，该大夫必须掏出10000元来赔给医院。

这是为什么？仪器是医院的财产，并不是大夫个人负责推销的货物。病人当然要为仪器检查出钱，但那钱在理论上是医院的共同收入，当然必须按权力阶梯分肥，大头只会落在院领导与有关科室领导的手里。临床大夫即使能拿到奖金，那也是九牛一毛。因此，对于开检查单，大夫本人并无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院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荷包丰满，便作出了这一聪明的规定，以重罚逼着大夫去为他们创收。这结果就是，哪怕您害了个感冒，也很有可能被大夫弄去做头部的CT扫描或核磁共振，因为感冒必然头痛，而这就给了大夫无情宰割您的借口，尤其是当他在电脑上算出他本月有可能被罚款时（若您碰巧见到大夫在电脑上仔细计算，那多半不是他在研究病情而是在计算他本月的“药比”是否超标）。

您说这国家烂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全面溃烂，我看根本就不是改变社会制度或是改变政府可以治愈的。

第三个困扰据说是子女教育。但我家的人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没有什么可教子女，这方面没有什么体会，只是听人闲谈时提到子女入学何等昂贵。这想来也不足奇，有财大家发么，既然医生可以把职业化为权力制高点，趁人之危去抢劫弱者，教师又胡为乎不可？中国生活方式的优美动人之处，就在于所有的人都力图找到别人有求于己之处，把那化为赤裸裸的敲诈手段。

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大体情况估计是随所处地域的战略价值不同而异。随着城市面积爆炸式增长，原来的市郊农民统统成了城里人，这些人似乎都靠卖地发了财。若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则要看当地有无商业资源，最富的似乎是地下埋着黑金的煤老板。至于一般的农村，我只能在火车上“考察”。在全国各地“考察”了几千公里，看到的农舍似乎都很象样，破旧的并不多，新房不少。尤其是“长三角”与京津一带，从火车上看下去，村舍都是洋房，周遭的农村都已经田园化了，颇有点外国农村的风味。当然这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风貌。如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均一，西南西北的农村绝对比不上沿海一带的。不过即使如此，我看到的景象与20多年前相比，也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阵子东西南北都一样穷，没哪个地区是“先富起来”的。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