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镀金帝国掠影（十三）

时间:12 02 2010 04:52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七、危机与前景


毋庸讳言，对此问题，本文要说的，只是小马过河，盲人摸象（而且还是骑在奔驰的马上飞快地摸了一下）的朦胧感受，连一家之言都不能算，还待更了解实情的国内网友砸砖（对了，这次我回去听到的最让我开心的恭维话，乃是某位高手跟我说：老芦，你虽然久居国外，但写的时评和政论没有隔膜感）。

本文题为“镀金帝国”，乃是抄袭马克•吐温与华纳合着的《镀金时代》。老马写那书时，有人歌颂他所处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于是他便用了这个标题，说他那个时代其实是镀金的，表面看着堂皇，内里未必光鲜。这其实也是我这次回乡的感觉，金碧辉煌的门面下，掩盖着破铜烂铁。改革开放30年积压下来的社会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

最主要的感觉，便是政治危机。如今的中国倒颇像马克思笔下描绘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根本矛盾是上层建筑再也无法适应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了。政府这件严重缩水的紧身衣，越来越难以管束日益长大的躯体，迟早要被撑破。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国际共运乃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复古运动。斯大林发明的新型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元化”，亦即铲除一切民间社会，消灭所有的阶级、阶层与集团，把整个社会改造为非常单纯原始的奴隶社会。它只由两个阶级组成：监工与奴隶，说好听点便是干部与群众。所谓群众非常之单一，无论职业如何，其与生产资料的联系方式绝对同一，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便是只有站在小便槽前，他们才能掌握“生产资料”（他忘记补充，这只限于男人民）。换言之，这种国家的人民只有职业之分，并无阶级之别，只有国家（state），毫无社会（society）。

这种国家构建方式的优越性，在于统治者非常容易控制百姓。空前发达的强大而且庞大的监控网不用说，光是管住粮道，便能卓有成效地制每个公民于死命。人为造成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的同一与均一（identical and homogeneous），使得公民如同军营里的大兵一样，非常容易操控管理。

这就是totalitarian regime的工作前提。所谓totalitarian regime，通译为“极权政体”，好听点的译法是“全能政体”。老帮菜都该知道这意思，那便是党是全能的，包办人民的一切，代他们作出一切决定，据说是负责照管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如同奴隶主包养了奴隶一样，负责照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奴隶只需老老实实干活就是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乐园”里的新型社会分工。

如今可完全不是当年那样了。上文已经介绍过，如今的中国社会再不是毛时代那种太平天国式的原始社会。光是经济的规模，就大到了政府无法包办的地步，起码再也无法靠军队式指令去如意操控。不仅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得政治光谱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雏形已经出现。

别的不说，私有制的出现并构成了GDP的大头，为国民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就使得万能的党失去了对每个公民食道的绝对控制。不仅如此，这些企业一旦倒闭或是纷纷逃往国外，立刻就要让国民经济受到无法承受的打击，而这是斯大林当初设计这背时政经体制时绝对没有想到过的。

互联网的问世更是使得控制者们穷于应对，斯大林发明的密封罐头已经成了永不再现的往日的好光景。光是为构建并维持防火墙，国家就不知投入多少金钱，维持庞大的正式与雇佣的“维稳”暴力（国安、公安、武警、保安、协防，等等）的成本就更不用说了。

不难想见，随着经济规模与社会复杂度的发展，随着国内外信息流通量的剧增，这“维稳”成本将与日俱进，不知伊于胡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滑稽的局面有点类似当年苏美军备竞赛。更准确地说，是堤坝与洪水比赛上涨的速度。当然，中国政府现在是史无前例地有钱，一时还没有显示出类似苏联被美国拖垮的迹象，但万一经济危机爆发，政府再没钱支付庞大的“维稳”预算时，又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党的权威的逐代弱化。

老金对我提出的“权威逐代递减律”作了两条重要修正：第一，这逐代递减只限于三代，三代以下即无明显递减。第二，权威递减也发生在军界，因此，军界野心家趁党中央四分五裂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并不大。

个人觉得，这两条都有待商榷。中国与前苏联在这方面的演变有两大重要区别：第一，直到崩解前，苏联一直保持着易于操控的一元化社会，其基本的奴隶社会架构从未如中国一样，被多元的国民经济打破。第二，苏联一直实行终身制，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是“以身殉职”，而中国则由邓小平规定必须实行周期性“和平接班”，由此提供了各派竞争党魁大位的可能。很明显，比起终身制来，这种安排要极大地增加政局的变数——野心家们不必靠风险极高的秘密宫廷政变，便可以相对安全地出来竞争大位，因为如今再也没有强人出来指定接班人了。

这第二个问题，我早在5年前的旧作《谁来指定第五代核心？──以“点菜律”预测中国未来》中指出了。从那以后观察到的迹象，在在提示了这问题的严重性。最明显的现象是，不但我党控制不住军队，以致多名军头出来妄言国事，代政治局出来宣布对美核战略，而政府发言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连党本身也显示了四分五裂的样子。如今颇有点传统社会末世群雄并起、互不相下的典型景观：这边厢，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发行毛语录，大作亲民秀，延揽民心，那边厢，温家宝大声疾呼政改，而且说得非常激越。自老芦有记忆以来，除了89年那短暂的时期，还真没看过这种四分五裂的西洋景。

您说这算是咋回事？党到底是要向左还是向右？到底是谁当家？阿温究竟有无背景？若是无背景，他公开承认了“普世价值观”，何以不会受到整肃？若是有背景，何以《光明日报》要发表社论不点名批判，而且他在国外的讲话要被国内报刊大肆删节？

这种怪现状似乎只能有一个解释：发生在社会上的多元化，已经渗透到了党内，党内也开始多元化了。虽然没有80年代那种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的阵营划分，却也没了老邓那种一言九鼎的铁血强人，因此只能是左中右互不相下，自行其是。换言之，如今在党内，再也没有“我说了算”那种党魁了，而那可绝对是斯大林主义的推行前提。

证之以大员们的外交表态，这迹象似乎更加明显。前段若干军头鼓噪，要在南海与美国“亮剑”，却又有位资深外交人员出来表示不能这么干，还是要维持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最近流氓国家北韩蓄意搞搞震，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全世界独裁者，团结起来”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甚至高调纪念所谓“抗美援朝”，然而美国泄密的外交档案却披露，若干中国外交官员曾私下表示赞同由南韩统一北韩（据FT中文网）。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活到了今天，已经是尾大不掉，控制不了它自己了。这结果，便是中央可以被地方甚至军方绑架，发生类似当年日本的“下克上”。即使不是制造既成事实，利用民意强迫中央接受，起码也能在自己的弊政引出恶果时，利用民意夺得话语霸权，为自己文过饰非。

民族问题便是一个例子。听一位民族问题专家说，西藏上次爆发的骚乱，其实并非民族矛盾使然，主要还是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所致。但地方政府为了保自己，便蓄意说成是民族问题，把自己打扮成“反分裂主义”的坚强战士，并利用我党 “民族主义”教育模塑的虚骄民情打“民意”牌，把那自发骚乱刻意“做成”达赖集团的大阴谋。这么做只能激化民族矛盾，逼反藏族，增加离心倾向，可谓坑害国家坑害党。

我觉得此话非常有理，其实无论是西藏也好，新疆的七五事件也好，就本质而言，和内地发生的骚乱也无什么不同，都是党官贪污腐败激出来的。我党为了维持政权，刻意树立国外假想敌，煽动仇外思潮，煽动大汉族主义，这一套当然会被地方官员接过去，利用它来骗取财政拨款，粉饰“政绩”，掩盖真正的弊政，正如文革中各地“老当”接过毛发明的代理战争去煽动派斗一般。西藏与新疆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有达赖集团可赖（这或许就是“达赖”的意思？），而新疆没有个现成的“境外敌对势力”罢了。

更危险的是，我党的“爱国主义”宣传以及它模塑出来的浮嚣民意，为军头们提供了最便捷、最廉价、最简单的自我炒作手段。每逢中外争端发生之日，便是这些人出来充当廉价的“民族英雄”之时，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蔡廷锴辈“抗日倒蒋”。这可是中国武人的优良传统，虽未必真会像我在《当中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公元2093年大事记》中预言的那样，发动军事政变，但一定会使得军方鹰派势力恶性膨胀。尤其若是美国或日本让了步，就更会提升这些人的威信，加强他们在军内党内的地位。上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方获胜，必然会大长军方威风，大灭对外不失持重的小胡的志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扮演强硬的民族英雄既然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那只有白痴才不会去争做鹰派。而靠“爱国主义”维持政权的党中央，根本就没有制约军方的道义制高点与话语霸权。这就是十年来我反复劝告过我党不要玩“民族主义”这把火，而他们至今尚未放弃这愚昧国策的原因。

党管不住自己的另一恶果，是地方政府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不要脸的江湖恶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是“红黑合一”、“警匪合一”，什么道理都不讲，什么面子都不要，直接就动用黑社会搞强行拆迁，现在搞的“集村倂屯”就闹得天怒人怨，导致各地武力抗争事件频发。而据说中央有明文规定，集村倂屯必须经过村民同意，可各地政府根本就不买帐。

按理说，中央不至于昏聩到去干这种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蠢事，但无奈它是再也约束不了部下了。李刚事件与王立军的“双起”豪言，既反映了地方黑恶势力（=政府）的嚣张，也反映了中央的柔弱。胡核心的最大的能耐，无非也就是搞掉直接对他构成威胁的陈良宇之类大诸侯，根本也就约束不了更下面的人。党管不了自己，听任地方官吏胡作非为，那当然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当然，这不是说国家立刻就要崩溃，海外的“中国自摸政府”马上就能回去接管。我一再说过，权威弱化只对内成立，也就是事涉内部分赃时，则我党必然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但一旦涉及到镇压人民、捍卫权贵集团的整体利益、维持其统治时，则我党必然高度统一，精诚团结，雷厉风行。而我党仍然对人民具有全面的压倒性优势，杨佳的牛耳尖刀是绝无可能推翻我党的，更何况没法组织起来的人民，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这人类常识，也只有白痴才看不见。

即使如此，我党也并不安全。斯大林当初作的是一种原始机械的静态设计，它完全靠自上而下施加的机械压力来维持系统的平衡，却彻底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维稳软件，就连个程序化的权力传代机制都没有。这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我党对人民的压制的弱化速度，比不上中央对下面的压力的弱化速度。内部权力链条的断裂，迟早要引发内讧，无论军内是否有铁血强人，这趋势都是必然的，其实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我党或许还能维持个二三十年，但并不能阻止这一大趋势越演越烈。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如此之深，一旦我党真的垮台了，则全民必然陷入血海。只有鼠目寸光、彻底丧失理智的右愤才会看不出这点来。

补救之道，我早在6年前便说过了。在《“鸟笼民主”会有前途吗？》我告诉大家：

“平民政治在西方也是上世纪才全面铺开的。此前英国实行的其实
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鸟笼民主’，也就是以财产、教育程度、甚至
性别来限制公民资格。国民必须有一定的财产和文化程度，才能获
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到了上世纪初，这套作法才逐渐被打破，最
后进化为全民民主，如今国民无论财产、教育、性别、种族如何，
到了１６岁就自动成为公民。

在我看来，以限制公民资格来搞有限民主，确实是一种搞‘穷民主’
的聪明办法，使国家在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前就能实行民主治国，
既能享受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能避免南斯拉夫式灾难，国家政权
被暴民劫持，全国陷于战乱，甚至演出种族灭绝的惨剧来。”

据此，我多次建议我党效法改革前的南非，把党员看成白人，把公民权赐给他们，而把非党员视为黑人，暂不赐予公民权，先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藉此解决中央权威弱化的问题，使得中央有足够权威去整肃全党的腐败。这建议记得被三姓家奴安魂曲和毛共余孽王希哲（化名周同）痛斥过，不意最近听朋友说，王司令最近写了篇颂党长文，最后一段似乎是剽窃了我这主张，据说被《环球时报》转载了。

可惜我已经在那篇文章预言过了：

“其实一党执政也可以实行民主。日本自民党包揽内阁几十年，人家
不也是民主国家么？但那有个本质区别，人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党内各派轮流坐桩，在某种程度上也实行了西方式的相反相成。

所以，要实行真正的党内民主，前提是必须容忍党内有合法的反对派。
两派各自在党内拉帮结派，费厄泼赖，公平角逐政治局那党内内阁。
敢问我党可有那胆识这么干？

再乐观的挺胡志士恐怕也不敢说这话吧？但如果做不到这点，还有什
么‘民主’可言？没有对抗，就绝对不会有清除腐败的压力。胡温想
靠实行‘没有对抗的党内民主’来保持党的廉洁，‘拒腐蚀，永不沾’，
完全是缘木求鱼。”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低估了胡温的平庸度，猜测他们能作出的最大政改措施，便是“把党代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的常设机构。地方各级党魁，以后都得由这常设的地方党代会名义上选出，再报经中央批准，才能正式就职。在执政期间，还得在名义上受党代会的监督和制约，并须及时向之述职”。过往六年的实践表明，他们连做这政治美容术的胆识都没有，如今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有那胆识，在党内引入西式民主？

当然我可能也太悲观了。兴许，我党现在这四分五裂的鸟样，有可能逼得他们最终正视现实，把党从“毫无规矩的低档土匪山寨”，改造为“靠推举决定接班人的唐代藩镇”，抛弃党内周期性进行的拳头大赛，解决斯大林原设计留下来的永恒的接班人危机。这虽然不能解决我党日益溃烂的难题，更不能化解社会矛盾，但或许能保证几十年的安定不被党内大规模内讧打破。兴许，这就是国人能盼到的“太平盛世”吧？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