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 从三人治一国到三人治一县

时间: 2011-1-06 周四, 下午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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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从三人治一国到三人治一县

马悲鸣

国家的幅员究竟多大合适？

亚里士多德说，站在国中制高点能看到边界是最适合的幅员。

对于中国来说，站在北京景山顶上中间的亭子里目力所及，就是最佳幅员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国家，现在一般翻译作城邦。当然，那时候的城邦是政治独立的。著名的城邦有对内民主对外帝国主义的雅典和全民皆兵的斯巴达。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力山大就把老师的最佳幅员说给摧毁了。他率领大军不但统一了希腊，而且一直打到印度。

其实中国早期的国家也是大致这般幅员，就是各诸侯国。那时候的百里侯就是大国了，小侯国也就几十里。但中国不象雅典，从来没有过民主，都是世袭的。

初封的诸侯国由三人治理，一个国君，一名上大夫管兵马，一名下大夫管钱粮。国中立一宗庙，祭祀前代国君。国内实行井田制。一块地，打成井字形的九块，八家人各种一块。中间一块是公田，由大家一起耕种，收成用作公务费用。

这井田制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历代以来，都是儒家力图恢复的田亩制度。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制定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时，黄兴还力主国旗图案用黄底，打两横两竖各两道成井字，代表黄种中国最古老的井田制。此议最后被孙中山否决。他醉心的是模仿日本国旗和军旗改个颜色，而成青天白日旗。

尽管井田制不知起于何时，但却知道终于春秋战国。终止的道理很简单，大家在自家的地上耕作卖力，在公田不卖力（社会主义不出活儿两千年前就已经证明了）；久而久之，公田渐荒，便索性大家分了公田，改由各自私田上的收成抽成交公粮。


在废井田，兼并土地的同时，各诸侯国也开始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随着兼并越来越频繁，所剩下的诸侯国便越来越少。而大国因为幅员辽阔，君主难以直接管理，便委派官员代理。这种委派的官员叫宰。《东周列国志》里说“成宰公敛阳问计于少正卯”的“成宰”就是指三都之一成都的宰。所谓主宰，就是指祭祀典礼上主持宰杀牺牲的那个人。如今都是屠宰厂工人的作业，但伊斯兰教仍然只吃由阿訇主宰的羊。

经过春秋战国四百年的兼并战争，最终由秦始皇统一全局，实行中央极权的郡县制。而其实所谓的县，仍是最初分封的诸侯国幅员。比如上蔡就是当年的蔡国。许县就是当年的许国。息县就是当年的息国。由国而县，多少亡国恨，伤心岂独息夫人。

和三人治一国一样，到了郡县制，是三人治一县。县尉管兵马，县丞管钱粮，县令总揽。但治县的三人不再世袭，而是由中央委派。科举制的新科进士往往就是从外放七品知县开始仕途。县尉是武职。县丞倒未必非进士出身不可。中国古代秦始皇以降最近两千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到县级。每个县只开三份工资。县以下就不由中央委员，而是地方推举，比如刘邦就是亭长出身，管方圆大约十里的一个亭的公共事务。但地方推举也从来没有过计票和候选人与推举人的资格审查。

县以上的行政单位有时叫郡，主管叫郡守；有时叫府，主管叫知府。再往上有时叫道，元朝以后叫省，清朝时主管叫巡抚。到了清末，省以上又由九大总督分管直隶、两江、两湖、两广等九大「区」。直隶总督府在保定，两江总督府在南京…。总督府俨然就是个小朝廷、但总督是中央委派的。

说起来到了清末，全国实际上是五级政权来管理。因为生产日益发达，日常事务日渐繁多，三级政权力不从心，才有了五级政权。但中央集权委派官员仍是只到县级，也即上古最初分封的诸侯国幅员。和亚里士多德说的一样，实际能直接管理的幅员，仍是站在制高点能看到边界为最合适。

日常行政事务除了幅员以外，还有人口。人口越多，日常事务越繁杂，工作量越大。故行政区划的人口越多，所能直接管辖的幅员越小。这是没法子的事。

这种五级行政权一直延续到文革前。中央下面分七大局，与七大军区平行。有的大局书记兼任大军区政委；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相当于直隶总督。与华北局平行的是北京军区；与东北局平行的是沈阳军区；与西北局平行的是兰州军区…，等等。

大局下面是省和省军区。省下面是地区和军分区。地委书记相当于知府。最后是县和武装部。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是经过上一级党委组织部政治可靠性审查后委派的。

眼下中国好象是三级政权。中央以下是省，省下面直接就到县了。这大概是因为办公室的计算机化使各级政权的办事能力空前提高了。

共产党和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党组织一直捅到村党支部。这是共产党政权比历代王朝更难推翻的根本所在。

物理上有一种现象叫“相变”。所谓“相”指的就是物质的三态，气相、液相、固相。各相之间变化主要由温度决定。但相变的那一刹那往往还与物质纯度和各相的粒子分布的平均程度有关。越纯，分布越均衡，越不容易相变。比如过饱和的水蒸汽在没有气流的均衡分布下，低于100度也未必液化。纯净无流动的水低于0度也未必结冰。但如果有一个非常小的扰动，就会突然发生相变。低于100度的过饱和水蒸汽突然混入几个杂质粒子会突然液化。敲击一下盛有低于0度纯净水的杯子，里面的水会突然结冰。

一国民怨过饱和的舆情本来只知道忠于中央政府，但有可能被一个很小的突然扰动，比如一个谣言，一场兵变，舆情会突然意识到旧王朝未必非忠于不可。固若金汤的王朝会突然一下相变成一滩无论如何也扶不上墙的烂泥。比如武昌首义不过一个旅的哗变，我大清三百年基业就此摧枯拉朽了。解放战争的民怨则来自国民政府向美国开放最惠国待遇，让美国质优价廉的战争剩余物资运到中国倾销。中国的民族资本产业竞争不过纷纷破产。

中共掌权后的相变机会有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除了中共掌握的军队警察力量太过强大外，党组织一捅到底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共产党把中国几千年以来县级以下中央不管的传统宗法社会给连根拔了，代之以深入到底层的村党支部。

许多知识分子幻想着再来一次辛亥革命式的相变，共产党就完了。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直捅到底层的国家组织，也没有一直捅到底层的国家组织发生相变的历史经验。

既然辛亥革命式的相变难以发生，那就不要再作此政治变革之想了，反而不如面对现实，把政治改革的眼光限定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边界，也即县级以下的政治改革。

由于县级主官自古就是要么世袭，如三人治一国的百里侯；要么中央委派，如三人治一县的县令。还有中共由地委或省委组织部委派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所以县级及其以上人选的制度改革先往后推推，而把政治改革的目光逼近到县级（或大城市区级）以下的最高点，也即区县级人大代表的竞选。

除了县长、县委书记和县武装部长、公检法主官，甚至县人大和政协的主席仍由上面委派外，先开放区县人大代表的竞选。待这一级的竞选制度成熟以后，再作更上一级的政治改革之想。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不了，是因为那些以赵紫阳智囊团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失败的一方整天妄想着复辟他们过去在中央的地位，而根本瞧不起区县级以下的平民社会。他们又掌握着特别能唬人的话语权，把全民期望政治改革的舆情都给吸引到中央政府那一级去，以便号召群众为他们火中取栗。

中国若想政治改革，第一要紧的是∶只要是昔日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意见，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