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

于杰

好人进监狱

酒徒成英雄

这个国家是一台戏

演给魔鬼看。

为那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晨祷。

苏小和《无题》

 一

 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我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陈雪涛弟兄的陪同下，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的故居。一如大部分的美国城市，亚特兰大的老城区衰落而破败、人口稀少，只有这条“马丁·路德·金之路”上依然穿梭着熙熙攘攘的游客。这个当年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有马丁·路德·金出生的那栋房子，也有他事奉过的那座教堂。在记念馆中，我听到喇叭中正在播放马丁·路德·金一九六四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要躬身在上帝面前，为其制止战争和流血的行为得加冕。非暴力的救赎之路在世界各地延伸，直到每个角落。”历史仿佛凝固，他似乎依然在场。那一刻，我想起了狱中的刘晓波，我亲爱的师长与兄弟。马丁·路德·金天生就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铿锵有力、激动人心；刘晓波则是一个口吃的读书人，柔和而坚韧，如同压伤的芦苇却始终不折断。

陈雪涛弟兄特意在纪念馆中购买了一本马丁·路德·金的画册，托我送给他最尊敬的刘晓波先生。我带着这本书飞越了大半个美国，一个星期之后的十月八日，我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一所酒店的房间内，彻夜不眠，等待着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消息。凌晨两点半左右，当电视屏幕上出现刘晓波那张熟悉的照片的时候，我在黑暗的房间里跪地祈祷，失声痛哭。我在成年之后从未如此痛哭过，我将头埋在枕头中，任由眼泪汩汩地流淌。是因为等待的时间太久了，还是因为好消息到来时毫无心理准备？此时此刻，我的身体中仿佛有一颗二十一年前射入的子弹被取出来，无比疼痛却又无比舒畅。

我一边观看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再次翻看这本画册，朦朦胧胧中，刘晓波的脸庞与马丁·路德·金的脸庞重合在了一起。我认识晓波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来的风雨兼程，一幕接一幕，如电影中的场景浮现在眼前。孤独与苦痛，被轻蔑与被羞辱的经历，此时全都得到了安慰。

我记得，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刘晓波在一封给老朋友、作家廖亦武的信中便如此沉痛地指出：“与其它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那个时候，晓波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后二十年如一日，在此监狱与彼监狱之间挪移转换，即便在狱外的时候，被隔绝与被骚扰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却从未停止过持守与抗争，以及对非暴力的坚定信念。正如七十年代死于狱中的基督徒倪柝声在一首诗歌中说写的那样：“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变成酒。”如今，刘晓波百炼成钢，凤凰涅磐，蚕化为蝶，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马丁·路德·金，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哈维尔。

十月十四日下午，我从旧金山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搜查我的行李，将我的四件大小箱包翻了个底朝天。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如获至宝地发现了这本马丁·路德·金的画册，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了十五分钟左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喜欢读这本书，还是希望从中找到将其没收的蛛丝马迹。最终，他还是将这本画册还给了我。但是，由于监狱中规定不能送入大陆之外出版的外文书籍，这本书不知道还将在我这里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一名早已离开人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祝福，才能送达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那里呢？

刘晓波是一个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的人，如王丹所说，当年追求民主的同伴，百分之九十九都变了唯有晓波没有变。马丁·路德·金说过：“每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懦夫会问：‘这么做，安全吗？’患得患失的人会问：‘这么做，明智吗？’虚荣的人会问：‘这么做，受人欢迎吗？’但是，良知只会问：‘这么做，正确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马丁·路德·金和刘晓波都作出的正确的选择，那就是顺应良知的选择。

 二

 此刻，回忆是甜蜜的。

但是，要描述一位如此亲密的朋友却并不容易。过去十年以来，与刘晓波并肩走在争取与捍卫自由与人权的道路上，是我莫大的幸运与荣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六点，我与晓波同时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传唤。此事缘于我与晓波一起计划写作一份年度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每年，美国国务院都会发布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中国方面则以一份自我表扬的人权白皮书来应对之。我和晓波认为，其实，最有资格撰写这份报告的，应当是我们这群生活在中国国内的，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政府和机构之外的民间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自行撰写一份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人权报告。就在我们刚开始商讨如何撰写这一文件的时候，秘密警察侵入我们的电邮信箱，知晓了这一切，遂对我们进行传唤，并强行从我们家中抄走电脑，删去所有的资料和文章。

那次，在长达十四个小时的通宵讯中，最为拙劣的一幕是：一名警察从外面拿来几张小纸条，故作神秘地放在负责审讯我的一名年长的便衣警官的桌子上。这名主审警官故作惊讶地看了几分钟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年轻，你的问题只是交友不慎，谁让你跟刘晓波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做朋友呢？他诱惑你误入歧途了，你知道他拿了中央情报局多少的钱吗？你不知道吧？他没有分给你吧？你看，他在那边什么都招供了，他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你身上。所以，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揭发刘晓波，跟他划清界限，这样党和政府会原谅你的。否则的话，你离监狱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他们以为这样的把戏就可以欺骗我吗？不过，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若非晓波的引导，这些年来我不会在反抗专制的道路上走这么远。

这个把戏在五年多之后又故伎重演了。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国影帝温家宝》，再次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在这次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审讯中，一名自称对我研究了十年之久、手上保存着全世界最完整的关于我的资料的朱姓国保警官，煞有介事对我说：“刘晓波是你的老大吗？你看看他的下场有多惨。那么多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又如何呢？我们根本不怕。刘晓波的判决书中提及的那六篇文章，在你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我们要像判他那样判你，易如反掌。我劝你立即放弃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的计划，否则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他们以为这样的恐吓就能让我放弃言论自由，并自动与晓波“划清界限”吗？晓波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只能激励我承接其使命，无所畏惧地写下去。

此种挑拨与威胁，根本无法动摇我与晓波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相交，既是道义之交，亦是友爱之交。不仅我与晓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的妻子与晓波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朋友。许多时候，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心灵的契合。在一些重大的公共问题上，我们不必互相探问，就可以明确知道对方会持何种立场，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晓波与我一样，都是说话口吃的人，他却比我健谈得多，人越多的场合，他的谈兴便越浓；而人少的时候，他的口吃就显得比我更厉害，尤其是在一对一的电话中。刘霞经常打趣我们说：“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深知对方的嗜好与习惯。我们既是精神之友，更是“酒肉朋友”：每当发现哪里开了一家好吃的餐厅，便会马上通知对方，约好时间一起去品尝。我们都爱吃川菜，而作为东北人的晓波的“耐辣力”，居然超过了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们常常去的一家餐馆是朋友忠忠开的那家堪称全北京城最辣的川菜馆“食盅汤”，我们在那里大快朵颐，开心谈天。晓波最爱吃的一道菜是麻辣牛蛙，整整一大锅翻滚着红油的牛蛙，还有青笋、封条、泡菜等等。他总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吃完火锅中最后的那点食物，然后抚摸肚子作意犹未尽状。我和晓波都好肉而不好酒，刘霞倒是一位品酒大师，舌尖一舔能品出各种红酒的优劣来。每次刘霞喝酒的时候，晓波都在一边温情脉脉地看着她，甚至比自己喝酒还要感到陶醉。

晓波入狱之后，再也吃不到这些好吃的了。这些日子，我们请刘霞吃饭的时候，遇到好菜就会想起晓波狼吞虎咽的模样。晓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一次同桌吃饭呢？这些好吃的我们都给你留着。

 三

 在这些年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在晓波身上，既有侠骨，亦有柔情，柔情甚至重于侠骨。晓波对丁子霖老师等“天安门母亲”群体、对许多下狱的政治犯的家属，无不悉心照料、嘘寒问暖。虽然他自己长期遭到中共当局的封杀，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公开授课，只能靠在海外发表文章的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却从不吝于帮助那些处境更加困难的人士。

晓波曾对我说，他在狱中的时候，深知在外面的刘霞的苦楚。在狱中的人，其实日子要好过些，刑期确定了，心情反倒很平静，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有规律，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而狱外的亲人的生活，才是一种莫大的煎熬，那种等候与企盼，那种忧伤与绝望，让人度日如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晓波分外珍惜与刘霞一起的日子，对妻子倍加关爱与呵护，他常常对刘霞说：“你去买最漂亮的衣服穿！”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晓波对许多素不相识的难属都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经常与刘霞一起陪一些良心犯的妻子吃饭，这甚至成为了一种惯例。吃的未必是山珍海味，但晓波的倾听与安慰，给了许多难属支撑下去的勇气。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难属群体对晓波的尊敬与感激，并不仅仅是他的那些被余英时教授誉为“狮子吼”的、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文字，更是因为他的慈悲心肠和不求回报的爱。比如，因撰文评论“六四”而被判十年重刑的作家师涛，是我见过几面的朋友，而与晓波并没有见过面。师涛的妈妈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她去探望儿子，问师涛说，应该信任哪些朋友？师涛悄悄地告诉她，一个是“波”，一个是“杰”。由于旁边有警察监听，师涛不能说出全名来，但师涛的妈妈心中清楚了，一个指的是刘晓波，另一个指的是余杰。师涛如此信赖未曾谋面的晓波，可见晓波在这个圈子里具有何等的人格魅力，他如同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那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晓波对作为晚辈的我亦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到北京来玩，晓波知道了之后，说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顿饭。他特意订了一个很好的餐厅，点菜的时候也专门挑好菜，听到我爸爸说喜欢吃北京烤鸭，便点了那种最贵的烤鸭。虽然我爸爸妈妈只比晓波年长不到十岁，晓波却礼貌地称呼他们“叔叔”、“阿姨”。晓波说，我知道您们两位老人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其实当年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但后来他们都想通了，觉得既然阻拦不了我，还是尊重我选择的人生道路。您们要为孩子感到自豪，他做的这些事情，尽管现在遭到强权的打压，也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但历史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晓波的一番话，让我爸爸妈妈很受感动，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反复说，想不到文章如此凌厉的刘晓波，生活中却如此体贴和周到。

我们的孩子满月之后，晓波和刘霞是第一个上门来探望的朋友。他们带来了一幅刘霞的新作《如花》作为给孩子的礼物，画面上是一朵深蓝色的、几乎黑色的怒放的花朵。是啊，只有如此倔强的花朵，才能在最贫瘠、最荒寒的土地上怒放，如同晓波和刘霞一样。晓波曾经与前妻有过一个儿子，“六四”之后，晓波被捕入狱，家庭瓦解，前妻带着刚刚六岁的孩子赴美定居。在多年的交往中，晓波从来没有提及过他的孩子的情况。刘霞有一次悄悄告诉我们，他们父子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我想，这一定是晓波心中最深沉的隐痛，他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就像曼德拉一样，当他坐满漫漫二十七年的黑牢归来的时候，看到外孙女的模样，就跟当年离开时的女儿一样。这就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先驱者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

后来，晓波与刘霞结婚的时候，他们便约定不再要孩子，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不适宜于孩子的成长。这个国家太黑暗、太阴暗、太邪恶了，不能让孩子在这里继续受到有形无形的伤害。是的，后来我看到被捕入狱的良心犯杜导斌、刘贤斌等人的孩子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和同学的歧视的消息，这才更加理解了晓波与刘霞的良苦用心与苦痛抉择。虽然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但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立刻便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端详，晓波说，还是跟妈妈长得像。那一刻，我想，如果他们当了爸爸妈妈，该是多好的父母啊。

 四

 中共当局试图让我们成为一群“不可接触”的“贱民”，我们却形成了一个相濡以沫的小圈子。中共政治局的那九个小矮人之间，有这样心心相印的友情吗？其中，晚年的包遵信先生常常与晓波夫妇和我们夫妇相聚，有时候还有丁子霖老师夫妇。我们就像是一个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

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包遵信先生是一位旗手式的人物。八九之后，他先是经历牢狱之灾，然后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业游民”。不能继续著书立说、编辑出版、组织联络，失去所有的言论与活动的平台，他一直困顿而落寞。在压抑与孤独中，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四川驻京办的餐厅吃饭，刚坐下来点菜，包先生便因为服务员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晓波赶紧尾随出门，替包先生招来一辆出租车，并扶他上车。晓波说，包先生心里憋闷，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哄着他。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没老没小地说说笑笑。这时，包老师不再是昔日知识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晓波也不再是名噪一时的文坛黑马，他们都成为被刘霞和我妻子取笑的对象。刘霞直呼包老师为“包包”，并遵照师母的叮嘱，毫不容情地夺走他手中的香烟。包先生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他难得的开怀大小的时刻。

二零零六年，包先生突发脑溢血入院抢救。由于包先生没有医疗保险，个人难以承担巨额的医药费用，晓波便发起了为之捐款的活动，终于将包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再后来，包先生不幸病逝，没有能够看到“六四”的正名，死不瞑目。晓波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为其组织追悼会。晓波说，包先生一生凄苦，一定要让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压力与骚扰之下，晓波和朋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得包先生的追悼会顺利举行。那时，我正在美国访问，不能亲身与会，晓波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帮我们买了一只花篮并写了挽联。后来，我听到有一个朋友批评晓波那天的穿着与平时一样随意，没有西装革履，不够肃穆，在致辞的时候，面前还挎了个破旧的书包。我便在电话中问晓波，晓波解释说：“追悼会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我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着装。我的书包里装的是需要给殡仪馆的几万块钱，这些钱都是大家凑的。为了避免丢失，我只好挎在自己身上，自己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当事外面是数百个警察虎视眈眈，哪敢有半点疏忽啊。”

再后来，就是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包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晓波率朋友们到西郊为包先生举行安葬仪式。那天，晓波坐在我的车上，一路上详细介绍为包先生选择墓地的琐细的过程。我想不到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在关键时刻却心细如发。包先生新落成的墓地，座落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山坡之上，金秋的北京风轻云淡，包先生终于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云起云落了。大家刚刚侍立在墓地四周，晓波第一个跳入墓穴之中，不顾泥土沾满衣服，先探头进去测试好安放骨灰的地方，然后接过包先生的子女递过来的骨灰，弯下腰去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之后，他才从墓穴中爬出来，含泪铲下第一堆土。在旁边配合的墓地工作人员，都以为晓波是包先生的亲生儿子，过来就许多具体事务征求他的意见。晓波也不作解释，一一作出妥善的安排。

我想，如果包先生还在，如果他听到晓波终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他该多么欣慰啊。可是，如果包先生还在，他先听到的一定是晓波被捕和被判处十一年重刑的消息，那么他该多么难受啊。而我，将去包先生的墓前，大声地告诉他晓波获奖的消息，让他老人家朗声大笑。

 五

 在这十年的交往中，我看到晓波有两次大声地哭泣。一次就是在安葬包先生骨灰的时候，晓波哭泣着宣读了“包包，我们爱你”的短文。我想，要是包老师再多活两年，亲耳听到晓波获奖的消息，一定会笑逐颜开。再有一次，是二零零三年七月，我第一次访美归来，约上晓波夫妇，到丁子霖老师家中，播放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颁奖典礼的录影带。我和杨逢时是当年的得主，我们的获奖都与我们的“六四”情结有关。杨逢时本来是一位单纯而高雅的音乐家，天安门屠杀让她从艺术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此后在芝加哥坚持举办每年一次的“纪念六四音乐会”，并由此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而我的获奖感言也围绕“六四”展开，我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听我在录像带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晓波突然从沙发的另一边走过来，将我抱在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平时，晓波是我敬重的师长，虽然偶尔也会跟他开一个玩笑，但我对这位精神上的启蒙者始终怀着深切的敬意。此刻，晓波在我的面前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一样，郁积已久的哀伤如潮水般涌出。我拥抱着晓波，拍拍他宽阔的背部，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我也哭了起来。丁老师、刘霞和我妻子亦在一边抹眼泪。此刻，我们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骗的孩子，失魂落魄的孩子，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等候公义与慈爱的降临，公义与慈爱却长久地在这个国家缺席了。

如今，我们的伤痕终于被上帝之手所抚慰。据说，中共党魁胡锦涛夸口说，要拿出几十亿美元阻拦刘晓波获奖这件事。然而，这件事还是施施然地发生了。有钱就能颠覆人类亘古有之的是非、善恶标准吗？有钱就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终将照射在黑暗里，即便黑暗不接受光。对于黑暗来说，被光所穿透，是一个注定的结局。晓波获奖次日，刘霞去狱中探望。后来，刘霞说，晓波获知自己获奖的消息之后，神色平静，举止正常。当谈及天安门母亲的时候，晓波才哭了，说这个奖属于所有“六四”的亡灵。这些年来，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就在他被捕前几天，他还在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和发电邮，请他们继续推荐天安门母亲群体评选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他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获奖也就等于是天安门母亲的获奖。这一次晓波哭泣的情形，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我相信，从上一次的哭泣到这一次的哭泣，已经是苦尽甘来。

此刻，我又想起了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日，我们方舟教会举行的一次户外洗礼。那天，我邀请晓波同行，他欣然应允。我们选择的地点是北郊怀柔的一个小水库，为了避免被游人打扰，凌晨五点，大家就从城里出发，六点多便到达水边。在“流不断的绿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隐隐”之间，我们的洗礼还没有正式开始，晓波便将外套一脱，纵身跃入湖中。在整个洗礼的过程，他都如同守护者一般，在周围游弋和观礼。他仰泳的时候，宛如与天、地、水融为一体。

是啊，这么多年了，这个如此热爱自由的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自由的生活。出了“小监狱”，又进“大监狱”——那些监视他的警察，干脆就在他家楼下修建了一个如同交通岗亭般的移动房屋，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其中，监视晓波的一举一动。冬天，警察甚至可以在里面使用电炉取暖。而晓波每次到外地游览，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跟踪，跨越省界的时候，便有邻省的国保前来交接。谁能二十年如一日地过这样一种几乎没有隐私的生活呢？但当晓波在水中游泳的时刻，他像回到天父的怀抱一样，终于自由了，如一条鱼一样畅快而轻盈。我低头为晓波祈祷，愿主赐予他从天上而来的力量、智慧与勇气，愿他因真理而得自由。

晓波在获奖之前给刘霞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托刘霞带去的两袋大枣已经收到了。那是我们特意从河南订购的一种最好的大枣，肉厚而糯软。晓波说，中秋节的晚上，同一个囚室的六名囚徒各自拿出一件自己珍藏的食品来，大家一起分享。晓波便拿出我们送去的大枣，大家都说，这是他们平生中吃过的最好的大枣。刘霞告诉我们这个细节之后，我和妻子一起祷告，愿晓波早日归来，带着天使的翅膀和天使的心灵归来。晓波每一次失去自由，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拥有自由；晓波说过，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了自由之后，他的愿望是到加缪所热爱的地中海去，沐浴着那无比炽热的阳光，畅游一番。

那一天，已经不再遥远。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日，北京家中

楼下有一群警察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