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医生拿红包

读医学院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那时当地三大名牌大学的学生各有雅号，别人是“伪君子”、“二流子”，可以挥霍青春风流潇洒；我们，却是“书呆子”，只能“浪费青春”日日夜夜地死守枕头厚的医学书。不幸中的不幸，我们还是6年制的部属重点医学院！记得女同学曾在“睡前会议”中对一位几经高考才考上的女同学给予无限的同情：“读书读成大龄未婚女青年啦!”  我因为在学龄前上的小学，成了同年级中年龄最小的几个幸运儿之一，这方面略有优势。但我同样未能幸免经济上的压力：其他院校的同学课余打工挣钱之时，我们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而不可能打工；人家开始正式工作领工资了，我们还向父母要生活费继续学业及实习；人家有了两年工龄工资也涨上去了，我们才开始起步追赶（永远也赶不上）。这些，想想也够郁闷吧。

我就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开始了实习。我实习的医院是当地的省人民医院，病人来自省城或四周富裕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医患关系算是比较良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两年的见习实习，还没见过一起医患纠纷，医生护士病人都相处甚欢。幸运地，我的情绪在实习过程中也逐渐开朗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毕业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曙光就在前头；还可能是，我这个实习生竟然也拿到不少红包，慢慢地不用月月等着父母给生活费了。

记得那时候得到的红包都是病人心甘情愿送给我的，出于感激，或者对于我额外劳动的感谢。

第一个红包是因为给病人抽血。那是个癌症病人，骨廋如柴，长期的住院治疗已使他身体上方便抽血的地方青淤一片片，很难找到下针之处。即便找到适合抽血的扎针之处，这种病人的血管又硬又滑，很容易穿破，抽不到血。当我站在病人床前准备抽血时，家属阻拦了我：“你是实习生？” “是，这病区几乎所有的抽血任务都归实习生。” “你等一下，我自己会去找主治医生。”家属和颜悦色，请来了主治。主治医是个中年男性，手很粗大，他拿针筒的样子有点笨拙，连试两次都不成功。主治医一脸歉意，自嘲说抽血实在不是他的所长，水平不如熟能生巧的住院医。家属抱怨说，众多住院医尝试过，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护士长成功率最高，她又经常不在。我也不知哪来的胆子，坚持说我可以试试。幸运地，我真的一针见血，家属情不自禁的欢呼，引得同病房的人都关注了我。当着大家的面，家属往我的兜里塞了一个红包，表明是谢谢我一扎成功减少了对病人的折腾。我把红包掏出来不知所措。主治开着玩笑说：“没有红包的医生不是好医生，哈哈。”他笑着离开了病房。当然，我跟在后头，手里攒着热乎乎的红包。回到医生办公室，主治跟我说，那个病人是他的朋友，不缺钱，只求病人少受罪；这种红包收了也就收了，没事。他还说：“有些红包是不能收的，你慢慢就明白了。暗示病人要红包也是不容许的，绝不能做。” 当时我半懂不懂，倒是记住了。 我想我是幸运的，从拿第一个红包开始，就明白有些红包是不可以拿的，因而直到今天，还能问心无愧。

那个红包是￥50， 相当于当时我小半个月的伙食费。打开红包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充满欣喜，自己的劳动终于得到某种形式的承认和回报！尽管这个红包是属于“灰色地带”的，遗恨的是我没有更高的觉悟，把它看作是不道德的。这个红包，倒是让我意识到职业基本功的重要性。每一项操作，我都用手感触用心体会，有意识地提高各项医疗的技能。慢慢地，我的抽血技术、骨髓穿刺，脊髓液穿刺、胸腔穿刺等技术都掌握得比较娴熟，渐渐地也得到了带教老师的喜爱和病人的欢迎， 得到红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0 到￥100不等的红包们极大地解决了我囊中羞涩的大问题，红包和专业学习进入了良性循环。

外科得到红包的机会比较多，但天下并没有免费午饭，外科医生很辛苦，我的外科实习也很艰辛。记得我曾参加过一台巨型畸胎瘤的手术，当的是第三助手，干的是拉钩打结的活儿。那台手术持续了八个多小时，我硬是这么撑了下来，连厕所都没上，中间倒是有护士往我嘴里塞过一些食物和饮料。手术完了我和护士一起把病人推回病房，病人家属千恩万谢的，给我和护士都塞了红包。我思想觉悟不高，没有把红包退回给病人，反而觉得心安理得的。我知道为病人服务是我的本职，没有红包也照样兢兢业业，但我得承认，那时的红包甚至成了我勤奋工作的动力。外科病房里，术后病人的伤口难免都有分泌物，又是脓又是水又是血，渗透到包扎纱布上真的很难看。清理伤口是实习生的本职工作，但将心比心，那时大家都忙于准备毕业考试，也忙于跑分配，实习生们对这伤口是能不碰就躲着不碰。这也就有了病人求实习医“换药”的事。我一方面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一方面也相信好心必有好报（包括可能的红包），即便不是我所管的病人，有时也“超越”责任范围替同学的病人清理伤口。许多病人都由衷地对我的额外工作表示感谢，这种感谢有时只是一个微笑，有时只是一声谢谢，有时是一蓝水果，有时是一个红包，形形色色，都是温暖和美好的。

多少年过去了，那时的红包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