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打麻将

麻将堪称中国人的国玩，是有闲阶层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据说中国人在饱受鸦片的诱惑之后，作为报复曾想把麻将输出，让欧美人沾染此习无法自拔，无奈上钩者不多。

在中国时我很少打麻将。一来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二来是不上瘾。差不多一年前认识了几位爱搓麻的德国人，他们问我会不会打麻将，我骄傲地回答，不会打麻将还能算是地道的中国人吗？从此我便常常被他们找去当牌架子。

第一次和德国人打麻将是在麻将帮帮主玛尔塔（Martha Strasser）家，老太今年已经87岁高龄。但她耳不聋，双眼装有人工晶状体，所以戴眼镜以防光刺激，身板硬朗，尚能开车。最主要的是她思维敏捷，计算起各位搓麻输赢所得的分数，又快又利索。她1921年出生在中国的汉口，父亲奥托·克莱恩（Otto Klein）当年是嘉利（又译开利，原文KAI LEE）公司的老板，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鸡蛋做成蛋粉销往欧洲，也做桐油生意。母亲莎辛是美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医生之一，曾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与丈夫育有三女一男，玛尔塔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兵荒马乱的年月没有什么别的消遣，母亲常常带领他们几个孩子在地下室打麻将，所以她练就了一身打麻将的童子功。1935年时局动荡，父母把孩子们送回了德国。二战后父母也返回德国，不久即因癌症先后去世。1984年玛尔塔老太在阔别中国近五十年时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她以“无喉发声”专家和病人家属（她丈夫患有喉癌，术后五年无法说话）的双重身份为中国喉癌术后病人办训练班，教他们用食道发音，重新开口说话。1996年她回到汉口寻根，找到了位于惠济路的“老家” 。2005年她以84岁的高龄再度只身前往汉口，在中国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凭着记忆在庐山找到五十多年前她家的别墅，并在那里骄傲地照下了旧地重打麻将的照片。昨天打麻将前，她又郑重地委托我给2005年在汉口接待她的作家方方写电邮，申明她父亲是做和平贸易的，而当年《武汉晚报》报道她的文章中误将他父亲当作了另一位做军火生意的克莱恩（Hans Klein），希望能够予以更正。

定期前往玛尔塔老太位于慕尼黑郊区宜青（Icking）家中打麻将的另一位干将是谢清格教授（Prof. Schürzinger）。他曾经是空军飞行员，后在台湾辅仁大学出任数学教授多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爱上麻将是这几年退休后的事，他自己也有一副麻将，有时也在自己家中或别的住在市内的牌友家打。但玛尔塔老太家的牌局他是从不放过，也是最热心的组织者之一。他买有打麻将的指导书，每打完一局都要根据计算分数的表格一丝不苟地认真计算。有时我真想建议，既然不玩儿钱，输赢都用骨头针支付，干脆在每个人名字下写“正”字计算得了。但转念一想，做什么事都具有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的德国人肯定不同意我的动议，也就懒得提什么改革方案了。

其他常来凑趣的人士有一位女医生、一位女心理学家、一位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女日本通，还有一位在税务局工作的男士，最近又刚刚发展了一位新手，她父亲曾是蒋介石德国军事顾问韦策尔的副官。要说起他们的打法与中国北方麻将的打法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个字“严”。首先是一顺的牌（如四、五、六）只许出现在一种花色中（或条、或万、或筒），其次是即使一条龙了，另一副碰的牌也必须是同花色的。因为清规戒律多，所以间或有牌已抓尽，而没人能赢的局面。而且一局打下来的时间也比在中国要长。有时我抓来的牌不错，几个回合下来自己就按照中国玩法兴高采烈地喊出了“胡”字，结果德国牌友一致抵抗，不承认我赢了，我只好把亮出的牌再拾起来，按着德国规矩继续惨淡经营。这时不信佛的我就默默地向菩萨求援，让菩萨助我一臂之力，把这局赢了，结果十有八九我还真能赢。主要是多数人年事已高，看了我的牌也没记住，又把我需要的牌打了出来。

每个月去与这些德国麻将迷们一起玩儿一两次麻将，在几个钟头的搓麻消遣中帮他们圆圆他们的中国梦，让自己也找回一些我是中国人的感觉，这恐怕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