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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郎朗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大兴文罪之师其实挺好玩的。好玩就好玩在这实际在客观上对文革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如果郎朗确如问罪者所骂的那样,是明知故犯、借题发挥、蓄意“辱美”,那就顺便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弦”没
错,符合“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美国能如此,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此?当年为什么不能对借题发挥、蓄意“辱华”、反共的东西来个揭发清算?由此可见文革
的大原则没错。
如果郎朗确如他声称的那样,此事出于无心,他事先对此曲的政治内容一无所知,那一口咬定他是“是中国独裁者御用琴师”就是制造冤案。这就顺便帮助了今
天的年轻人理解无数所谓“文革冤案”都是怎么来的——就是如今这些抓住人的把柄、不由分说、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的人这样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制造冤案并非
文革独有、中国独有。
这种“冤案制造专业户”从来都是以“紧跟形势、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文革时如此,如今仍然如此:文革时显得比谁“左”,否定文革时显得比谁都右。
比如,别看吴敬琏如今言必称市场,文革时可是“极左”五.一六,“左”得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让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又比如,别看这次对郎朗“借演奏反美”义愤填膺、带头揭发的魏京生如今是“民运人士”,文革中却是“极左人士”——当初闹“极左”制造冤案,如今闹“民运”制造冤案,虽然面目不同、借口不同,制造冤案的本质却是一脉相承。
“极左”与极右本来就是来回变的一回事,而且万变不离其宗——搞破坏。当无力直接对抗时,在“赞同”的名义下搞歪曲和丑化比直截了当说“不”更有破坏
性。如今让许多年轻无法理解的各种“文革冤案”、丑闻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而且制造者往往就是如今否定文革最积极的“权威”。
对郎朗的演奏,美国人暴跳如雷的并不多,倾向于相信郎朗的解释的却很多——“白宫发言人维耶特发表声明,认为这首曲子是在羞辱美国的任何说法都是完全
错误的。这只是郎朗最喜欢的中国旋律之一。白宫另外在声明中指出,在国宴上,郎朗演奏的是这首歌的曲子,没有歌词或其它任何政治内容,他只说了歌名,并说
此歌在中国很流行”。“《纽约时报》在一篇报导中,以「钢琴政治?」为小标题,简短地提到这个小插曲。文章认为在国宴上演奏这个曲子似乎是一个「令人遗憾
的选择」,但是郎朗显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人比美国人对“郎朗辱美”更义愤填膺,更积极上纲上线:“如果知道这首歌的背景,还选择它演奏,那你可以怀疑他的动机或大脑智商。
如果他不知道,那中国大陆的教育比我想象的还糟糕”、“国礼场合, 给人以杯弓蛇影,
太不懂事。这样一个中国怎叫人放心”、“很不合时宜”、“希望中美关系不会成为此类以及其他不起眼小动作的牺牲品”、“一个友善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在价
值观上凝聚。尽管这次可能是误撞,但希望未来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人民的感情如果因此受到伤害,那俺们应该代表亚洲人民说一声对不起”……
更积极的是“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连夜揭发批判:“有一件让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们”、“赤裸裸地把美国军队比喻为‘豺狼’,并要用武器来对付它。在美国总统的国宴上演奏这样的歌曲,难道不是对美国国家的极大羞辱吗?”
如此“对美国国家的极大羞辱”,最义愤填膺、最急着积极上纲上线的居然不是美国人而是某些中国人,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难怪鲁迅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更严厉”。
法家诛行,儒家诛心。对郎朗的演奏追根刨底要挖出个“蓄意反美”的主观动机之罪,正是儒家诛心的典型作派,也是大肆尊孔的自然结果。这跟文革中以“极左”的名义制造冤案其实是一脉相承。此脉不断,更大更多的冤案还会源源不断,这是靠大骂文革所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