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与《蜗居》

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与《蜗居》

《蜗居》是六六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拍为电视连续剧。它以“房奴”和“反腐”为切入点，讲述一对夫妇为在上海买房子而经历的艰辛故事。剧情描述了一对贫贱夫妻和一对“白手”情侣，在房子、金钱、权利面前悲欢离合的故事。虽然真实地展示了权利的力量和传统的观念如何支配一般人的命运，以及恩爱夫妻蜗居弄堂的辛酸和无奈，真实地展示了勾心斗角利欲熏心的官场黑暗，使阳光清纯的女孩沦为“二奶”，但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使值得批评的。它不仅宣泄着浓厚的男性主义权利观念，而且还站在大男子主义中心立场对女性极尽其能地贬损和歪曲，导演了一出男性主义中心意识的悲剧。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反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下面我们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来分析一直热播的《蜗居》里的四位女性人物。

剧中女主角郭海萍，能干聪慧，爱情专一。尽管因钱少难以在江州买房，只得暂住弄堂，但海萍对苏淳的爱情是永恒的。当海萍因为加班的事情被炒，郁闷中，苏淳交出一大叠钱给她。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看，那是说男人生来是做大事的，女人只是在家等着数票子的。海萍似乎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想说的话：“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来：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海萍节约，对新来的女同事的婚礼请帖，她说了很多遍“我不送”“就不送”，最终还是被摊派送了礼，她又后悔不跌，错过了大吃一餐的好机会。精明而又小气，对家庭、对男人、对孩子的牵挂，男人心目中典型的贤妻良母。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审视这个角色，会发现郭海萍这一形象带着浓郁的封建色彩，剧中一直着力渲染郭海萍的心灵手巧、温柔、聪慧、精明能干的美德，而这一性格特征无不渗透着男权思想和男权意识，男权文化意识无不规范地约束着她的活动和行为。

海萍的妹妹郭海藻大学毕业后，与公司职员小贝相恋，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因为工作关系，海藻结识了市长秘书宋思明，后者对她一见倾心，并多次帮助海藻及其姐脱离困境。海藻为了报答，跟他有染，一发而不可收拾。期间，海萍曾多次劝说海藻，不要辜负小贝的一片痴情，但是海藻为了帮助姐姐达成心愿，还是委身于宋思明，做了他的小三。当海藻跟宋思明外出，海萍提出见一下宋思明，并说“我要知道我妹妹跟什么人跑了”。宋思明对海藻说“只要想要的，就一定能得到……”，当然不仅仅是权利和金钱，还有海藻这个小女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看，这是两个被金钱、权力、利欲熏昏了头的女人。作者是从同情男性遭遇的前提出发，来表示对女人不忠的不满。小贝这一角色，给剧情笼罩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把人压得喘不过起来。

在权力、金钱步步逼近，低眉顺眼温柔谦恭的小女生，半推半就，毫无丝毫的反抗和退避，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人格、个性，直至做母亲的权力。文本多处描写宋思明和郭海藻的床上戏，或者作者根本就没有清醒地反“大男子主义”的意识，只是鼓吹“小女人的隐忍精神”，来满足一种男性文化所渴望的温顺的“小三”形象，为天下女人树立仿效的榜样，为男性主宰世界扫清障碍。剧情最后，郭海藻自酿的悲剧，还算是有警醒作用的。

海萍的母亲，典型男权主义思想塑造的懦弱形象。虽然剧中戏很少，台词却很经典。他是人民的公仆，他给你办事是他的工作，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和义务，你用不着这样报答他。当老人声俱泪下的劝说没有用时，她也保持了沉默。一切迹象表明，海萍的母亲这一形象，不是一个反抗者，而是权力和金钱的牺牲品。
　　宋思明的老婆强悍且贪得无厌，家有贤妻是福。而宋思明的老婆如果称职，她如果能够正确对待权力光环照耀下的一切，宋思明也不会成为贪官。当东窗事发后，宋思明的妻子前来跟海藻示威，咄咄逼人，海藻倍感屈辱。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这是十足的男性主义中心思想作祟。男人出轨了，女人必须吃醋，甚至为他大打出手。当宋思明知道自己的穷途末路时，把宋家唯一的男丁，那个郭海藻肚子里的孩子，亲口托付给自己的老婆。虚妄的奢望无法实现了，宋思明的老婆除了哭泣毫无反抗之举。在某种程度上，宋思明的老婆这个角色，依然是维护封建男权意识的：女性可以哭，可以用眼泪来伸冤，根本用不着和男权社会及封建道德作斗争。整部作品不是从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情怀出发，而完全是为了维护男权文化的利益。从性别的角度来划分，以牺牲女性来构建**。

蜗居》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无非是表明了公众在住房问题的困顿和无力感，也再现了如今官场的混沌，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那些爱情中仍在脚踏两只船而遥望虚无缥缈世界的女孩那“卑贱的小三”们的悲惨结局。而电视剧《蜗居》对这点的展现恰恰印证了公众的现实，对接的结果就是互动促成了《蜗居》的“火”。正如媚俗刊物很有市场一样，或许就因为它写了不该写的东东，播了不该播的画面，所以才如此备受青睐；或许是它刺疼了什么。在“幸福与房子有关”的视野中，“蜗居”成了一个社会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