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细节还原-当场，邓玉娇，邓贵大，小镇，他人......

邓玉娇杀人事件

邓玉娇杀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热点的新闻之一，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截至本刊记者发稿前又再起风波，“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野三关镇的纪委书记涂启东很疑惑地问本刊记者。

记者◎杨璐 摄影◎张雷

当场

邓玉娇的朋友刘燕(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她赶到休息室的时候，21岁的邓玉娇正在打电话报警，“她吓得脸色煞白，握着电话的手还在抖”。刘燕说不清楚当时邓贵大的情况，“心里害怕，也没顾得上看”。刘燕说，报警后邓玉娇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在警察到来前，休息室里陷入了沉默。刘燕告诉本刊记者，她和邓玉娇就这么互相盯着看，不知所措。“你怎么还动刀了？”刘燕说，她半天才想出这句话。邓玉娇回答了一句当地方言，刘燕很慎重地想了想措辞，把这句话翻译成最为贴切的普通话，“像这种色鬼，不收拾他不得了”。直到警察赶来，“我们都哭了，还有人腿软坐到了地上”。刘燕回忆邓玉娇被带走时候，里面穿着短袖条纹T恤，外面套着雄风宾馆的制服，“晚上有点凉，我们后来去派出所给她送了长袖的衣服”。

邓贵大的死讯是当晚一起去雄风宾馆梦幻城的同事邓中佳告诉邓贵大的妻子郑爱芝的，陪同郑爱芝到医院料理后事的，还有野三关镇的纪委书记涂启东。“我们到医院的时候，邓贵大还在急救室里，已经死亡，胸前都是血。”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郑爱芝说，她和在场同事们都在发懵中，除了哭什么都不知道。镇定一些的涂启东随后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询问事情经过。“派出所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正在处理，我就没接着问。”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郑爱芝当时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情绪非常激动。同去的镇上干部都安慰郑爱芝，要她冷静，相信公安机关。他们把郑爱芝送回家，涂启东说他心里只是隐隐约约犯些嘀咕:“死在这样的地方，不太光彩。”

很快，外界反应印证了涂启东的直觉，邓玉娇杀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热点的新闻之一，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截至本刊记者发稿前又再起风波，“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涂启东很疑惑地问本刊记者。

邓玉娇

通往邓玉娇家里的路很难走，开车到了不能再往前的地方后还要再爬5里山路，村里的人家住得稀稀落落，加上地形和树的阻挡，每在一户停留，都觉得是在与世隔绝的仙境里，没有人声，只有鸟鸣和笼罩在高处驱之不散的白雾。因交通不便，村里人很少与外界往来，民风淳朴，见到外来人，就笑脸相迎地招呼在自家门口平地上歇脚，拎来凳子、泡上茶、递烟，然后也不问来自何方去向何处。邓玉娇的外公外婆也是如此，老夫妻住在山坳坳里，年近70岁了还在背柴劳动。因为这里的条件太艰苦，邓玉娇的父亲跟母亲张树梅协议离婚。“他们没有感情问题，分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关系很好，邓玉娇的爷爷对她也很好。”离婚后，母亲张树梅外出打工，1岁多的邓玉娇就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差几天初中毕业去福建打工，才算真正离开了大山。

“一碗白水，一碗鸡蛋饭，一碗油炒饭，一碗白糖饭。”邓玉娇的外公用地方俗语来形容养大她的不容易。“娇儿生下来没多久她妈妈没有奶，就是用米汤喂大的，后来她妈妈离婚又再结婚生了个弟弟，我们看着娇儿心疼。”虽然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邓玉娇还是被外公外婆呵护长大的。“每天上学要爬5里山路，我都要接送。”邓玉娇的外公告诉本刊记者。不过，他们说，也没有因为怜惜而溺爱孩子，做人的原则和本分都一样不落地教给邓玉娇。“从小教她出门有三稳：身稳、口稳、手稳，不能骗钱、不能贪财。”外公一直觉得自己的教育很成功，“她在浙江打工时头被别人碰破了，人家赔给她500块钱，她都没要，说算了。”

在外公眼里，邓玉娇是个男孩子性格，“高兴的时候做事就呼呼啦啦的”。如果犯了错误，骂她不是好办法，她是那种越骂越倔强的人，必须要来软的，哄着说。这个脾气一直持续到成年之后。她家邻居告诉本刊记者，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为人就刚强、干练，母女的性格很像，母亲骂女儿的时候女儿就会回嘴，相反，邓玉娇跟老实、内向的继父关系很亲，继父说话委婉，也不吵她。

外出打工后的邓玉娇就不再被外公外婆所了解。“她的心里话也不跟我们说，也不跟她妈妈说，跟她的小伙伴儿说的多一些。”2006年，邓玉娇从外面打工回到镇上，交了一群好朋友。“她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刘燕曾经在雄风宾馆工作过，刘燕带着她来说在我家住几天，我就让她过来住。”刘燕她们大约有十几个女孩子都是来来去去在雄风宾馆工作过的，年纪相仿，感情很好。邓玉娇在刘燕家白吃白住一个月，刘燕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不就是吃饭添双筷子嘛，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爱计较的人从来都不来往，邓玉娇也是这样的人”。

刘燕知道邓玉娇失眠的事情。“我跟她睡一间屋，她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觉，起来哭。”刘燕推测说，睡不着觉心里就想事情，想得多了就哭了。不过刘燕告诉本刊记者，她并不知道邓玉娇为什么会失眠，“这是她的隐私，我从来没问过。我们这些人互相都是想说的自然就会说，不想说的也别问”。从恩施看病回来后，邓玉娇告诉伙伴们，她得了忧郁症。“我们还看见她吃药，不过她吃了这些药比以前好很多。”刘燕说。

除了失眠，刘燕并不觉得邓玉娇忧郁，“她比我还会说呢”。刘燕开了一家服装店，邓玉娇在里面帮着客人选衣服，在路上遇见人，她也总是主动打招呼。“我都说过她走路要注意影响，不要见谁都说话。”姐妹们为了点菜没点好，都能叽叽喳喳吵成一团，外人觉得这些女孩子吵得很厉害，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一会儿就能和好。“邓玉娇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暴躁，我们吵架之后总是她先哄我们，讲和的。”24岁的刘燕觉得邓玉娇还小得很，什么都不懂，“那个有家室的人不是邓玉娇的男朋友，他是过来做工程的，我们在一起都玩得很好”。邓玉娇传说中的第二个男朋友刘燕说她没见过，“她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她回到野三关两个人就分手了”。刘燕没觉得这件事给邓玉娇构成重大的打击，“她没有那么小心眼儿吧”。

在刘燕的叙述里，她们这群女孩子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多少钱，也不花什么钱，每天腻在一起打牌、吃饭，有时去唱歌。对于未来，懵懂的她们还没有怎么认真规划过，“结婚挺遥远的，趁着现在能玩赶紧玩，将来结婚、生孩子了就玩不成了”。不过，总这么逛荡着也没意思，出事前的一个月左右，邓玉娇到雄风宾馆娱乐部做了一名DJ师，负责在KTV里给客人倒酒和点歌。而且，因为医生让她注意休息，所以她每天晚上只上一个班，一两个小时就下班。工作并不繁重，每月还可以拿到千把块钱，不用靠妈妈和爷爷的零用钱过日子了。新的快乐生活刚开了一个头，却在5月10日戛然而止。

邓贵大

5月23日，邓贵大被杀的第13天，按照当地土家族的习俗，邓贵大的老家举办了“回沙”仪式。村里人解释这是邓贵大在喝孟婆汤之前最后一次回家看亲人。因为是晚上20点多钟被杀的，“回沙”仪式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不到7点，邓家那座土房子的正面就已经搭了一座竹子的长梯，上面有13个台阶，用白纸包着。当地人相信，邓贵大会顺着梯子爬下来。前一天见面时还请本刊记者进屋喝茶的邓贵华情绪很低落，他守在小路上，不许本刊记者靠近：这是他哥哥最后一次回家，他害怕有外人在场哥哥不回来。

十几天来，网络上扑面而来的各种讽刺、挖苦、指责，让邓贵大的家人除了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郑爱芝请了一个多月假，不知所踪。郑爱芝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邓贵大读高二的儿子也绝食了几天。“回沙”的前一天，有熟人在市场看到郑爱芝买菜，“像变了一个人，黑瘦了很多”。这个熟人没上前打招呼，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说些什么。

邓贵大老家的朋友向本刊记者强调，邓贵大的生活轨迹要从1985年开始。那一年邓贵大离开小村子顶父亲的班到乡政府工作，“他母亲和弟弟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村人，他的堕落跟家庭没关系”。一开始，邓贵大只是普通工人，后来才一步步转为干部，先后在司法所和信访办工作。比邓贵大晚好多年进入政府工作的纪委书记涂启东对这位同事的介绍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不过，信访办的工作却对人有特殊要求：“要有耐心，不能是官僚主义。”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是个大镇，百姓之间的纠纷扯皮错综复杂，调解工作很难做。每一个来访的人你都要热情接待、登记，然后到实地去协调，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越级上访，压力很大。邓贵大是那种会做群众工作的人，这也符合镇上其他熟人对他的评价：对人和气，没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所以，当警方发布案情细节，“邓贵大拿出一沓钱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扇击”时，许多熟人都觉得与他们认识的邓贵大判若两人。

因为“信访工作做得还可以”，今年2月，镇里决定把邓贵大调到招商项目协调办公室。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镇上目前的项目有柳家山村的煤矸石火力发电厂、青龙桥的污水垃圾处理厂以及龙潭坪村的福诚矿业的铁矿。“这些今年初正式启动的工程会涉及与农民的土地纠纷，矛盾更加突出。”邓贵大的新职位在民间和官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镇上的生意人觉得这是一个“有权”的职务，因为项目要顺利进行，就得跟老百姓打交道，尽快解决纠纷，那些搞工程的必然要围着邓贵大转，好吃好喝招待着。在涂启东眼里，邓贵大的这些“权力”则不值得一提，“他就是协调工作、处理矛盾的，他既没有审批权也没有许可权，他有什么权力？”涂启东还认为，外界夸大了邓贵大的级别。他很认真地向本刊记者解释，“副科级以上才是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科员，不算什么领导。黄德志和邓中佳连公务员都不是，是与公务员待遇相当的事业单位”。

在邓贵大老家人的眼里，这些工作变动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在政府工作，能为村上说话办事，他躺下了就是村上的损失。但是，他们又不认为邓贵大有钱，“他家的家具都不算新，开的那辆吉普车算上维修费花了4000多块钱，一个政府的人开4000块钱的车还算有钱呀？”不过，没人向记者解释每个月挣“千把块钱”的邓贵大为什么会随身揣着几千块钱打牌。钱的问题如果放在一边的话，最让邓贵大这一方难以启齿的是“特殊服务”。邓贵大的弟弟和弟媳说，家里没有电脑，心情不好一直没有出门，所以不知道外面说些什么。但是，这显然是一种回避。村里人聚在一起就会情不自禁地议论。女人们的解释逻辑是，“郑爱芝长得漂亮，又是政府里工作的，他怎么能找别人呢？”郑爱芝的女朋友说，邓贵大夫妻感情很好，郑爱芝有时候下乡工作天晚了，邓贵大还骑着摩托车去接。男人们对此倒是不做任何阐释，他们讨论是不良风气带坏了纯朴的同乡或者是这个刑事案件被炒作了，但是每段交谈的结尾，总是用“死的不是地方”的感慨来结束。

小镇

赴野三关镇的交通不方便：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可以坐快艇到巴东县城再换车走3个半小时的山路。如果从宜昌直接坐车到野三关，则要在毁坏严重的路面上颠簸7个小时。也可以飞到恩施，那也还要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野三关镇的人却不以为意，他们觉得随便去个地方就要开两三个小时车是正常距离，甚至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很是骄傲。2004年，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都在野三关镇开工，这是野三关镇最好的机遇。从长远看，这两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会在野三关镇设有县级车站和高速公路出口，所以县里准备把很多招商项目设在野三关，将来这里就是巴东县的工业和经济中心。而眼前，大量随着工程而来外来人口带动了镇上的经济繁荣。

野三关镇没有像样的企业，唯一出名的三峡酒业还是县里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商业。它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沿街两边是各种商铺。2004年之前，这条“繁华”的街上连名字叫做“喝二两”的小吃店都能成为地标式建筑、公交车的站名。2004年之后，看到商机的人们蜂拥而至，这条街上的商铺各向南北方向蔓延。

雄风宾馆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起来的，它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就有的迎宾馆。熟悉雄风宾馆的人告诉本刊记者，里面分为餐饮部、娱乐部和客房部，包括足疗、洗浴、KTV、美容美发、餐饮、住宿一条龙的项目，开业之后就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社交和娱乐场所。经常送客人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来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工程人员或者政府里的人。对于本地普通百姓来说，这里的消费算是高的。依据项目不同，服务人员的组成不一样：修脚师大多是结了婚的嫂子，KTV里的DJ师是像邓玉娇一样的本地女孩，而特殊服务的小姐则大多来自于四川。司机与雄风宾馆的员工很熟悉，他告诉本刊记者，特殊服务的小姐们主要针对的是客房部，而且很多时候做的是熟客生意，宾馆里其他服务人员并不提供特殊服务。从衣着上也可区分，宾馆里的员工都要穿制服，小姐们的穿着没有要求。雄风宾馆的效益很好，几年内老板迅速发迹，去年还在巴东县城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务酒店。

有了雄风宾馆的例子，陆续有人进入到这个休闲娱乐场所，最近镇上人常去的是距离雄风宾馆不远处的“天上人间”和“美廉商务酒店”。这两家店甚至没有临着唯一的那条街，而是选在还没有完工的工业园小区里面对面做邻居。地点其实很偏僻，并且还是土路，下雨天就会走一脚泥。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生意，雄风宾馆停业了，唱KTV和做足疗的人还要有去处，夜晚的“天上人间”和“美廉”霓虹闪烁，与宁静的小镇对比鲜明。

镇政府的办公楼被称作“土房子”，是一栋上世纪50年代建筑，无论从外表看还是里面的陈设都是寒酸破旧，踩在楼梯和地板上“咯吱咯吱”响，即便是白天，二楼的走廊里面还要使用手电筒。星期六，政府的工作人员照常上班。“我们是个大镇又是个山区，老百姓上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办事找不到人。”工作人员没有周末，每年只在春节期间休息，工作强度很大。邓贵大的同事们都说，邓贵大也许是个别现象，政府里的人生活很清贫，按照级别推算，互相基本都知道挣多少钱：工资低的还不到1000元，级别最高的镇长、书记每月工资也就只有1200元左右。“打工的都比我们挣得多，包工程的就更多了。”但只有一个细节却令本刊记者很疑惑——一位工作人员闲聊时随手递出的烟，却是镇上饭店里卖30元一包的黄鹤楼。

他人

5月24日中午，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夏霖决定同所有在巴东县的记者吃一个晚饭，顺便说明目前情况。此前的一天，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与夏霖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因此，这顿饭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味道。晚饭时间临近，夏霖律师又决定改为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本来不到10人的记者就聚集在他的房间里，但是夏霖律师还是坚持找了一间小会议室，把记者们转移到那里，自己又换了一件衬衫，非常正式。自从会见邓玉娇后，邓案快变成情节跌宕的连续剧了。

5月21日，媒体记载走出看守所的律师在等候了一天的媒体面前曾失声痛哭并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于是当天关于邓案的新闻是称邓玉娇受到了性侵犯。本刊记者询问夏霖律师在当时会见中的什么细节触动了他，夏霖律师说，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见不到张树梅，担心她被挟持、重要物证被销毁。至于为什么说出那8个字，他以不能透露案情为由没有回答。

5月22日，重要物证销毁的风波更是扑朔。夏律师告诉本刊记者，22日提取物证当天，张树梅自己说邓玉娇的内衣、内裤已经被清洗了。但是，张树梅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她洗的是邓玉娇从优抚医院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并不是案发时所穿。那么案发时所穿的内衣内裤是否被提取？张树梅说不方便透露。

5月23日13点37分，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突然通报张树梅和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但是据夏霖律师说，5月23日上午10点多，张树梅来电话表示，新闻通稿中她声明的内容不实，她没有要解除委托关系，要求见面。直到下午16点，张树梅忽然打电话要求解除委托关系，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张树梅了。夏律师说，5月24日当天，他打了9个电话，张树梅都在关机。而召集媒体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张树梅当面沟通，“希望不要有人为制造的障碍阻碍我们与她自由交流”。

也就在5月24日上午，本刊记者却打通了行踪飘忽的张树梅的电话，她说她既不在巴东县也不在野三关，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心力交瘁。她表示了对律师发布邓玉娇被性侵犯一事的不满——她说她在看守所问了女儿，没有的事。就是从这里把事情搞砸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却把水搅浑了。她现在只想等待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新闻发布会临近结束，夏霖律师要能够联系上张树梅的媒体帮忙传话，他在会见时，邓玉娇要母亲把治疗失眠的药和换洗的外套送过去。夏霖律师说，邓玉娇从案发当天一直到会见时都没有吃这个药。但是，这个传话也很匪夷所思——从21日会见到23日解除委托关系，双方有很多打电话和见面的机会，送药的事情为什么等到这时才说呢。

在巴东县城里天天上演“罗生门”的时候，野三关镇也很热闹。从邓贵大被杀前吃饭餐馆的老板到邓玉娇的闺中密友都被一轮一轮地采访着。年轻漂亮的女老板一遍又一遍讲着邓贵大一行8人喝了3斤38度的白酒，更正自己的身份不是从小在政府院里长大的，是农村姑娘，只是妈妈跟郑爱芝相熟，然后小心翼翼地送走记者，拜托他们不要拍摄她饭店的门脸。邓玉娇的好朋友们则从对着电视上她被绑在床上的画面流泪演变成对自己的担心。“有一天来了7拨记者，满屋子都是男人，我们的女装店都没有人进了。”而采访一经发布，就有网友在网上攻击她们，说什么的都有。她们现在变得措辞谨慎，尽量不接受采访或者要求匿名。案件似乎越来越脱离了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