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只恨贪官，不改制度？（杨连宁）

      因为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

      譬如中国人满世界自诩说，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亲情比西方人浓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在为自己的“啃老”“坑老”辩护，在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内亲外疏的潜规则护短，为中国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护犊子。

      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维护宗法血缘、亲缘价值的至高无上，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每当面临选择时，“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所有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1792年访华的马格尔尼还看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

      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文革曾把干部们整肃得人人挨斗，个个褪皮，一时不敢再当干部，连干部子弟都一度避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当工人、当农民的还有吗？别说井下挖煤的，工地上盖楼的没有干部子弟，你能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或餐馆酒店的服务生里给我找出个把干部子弟来，也得花你一番功夫，还不一定有收获呢。当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数，如今也有贪官被惩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无法阻遏“有人漏夜赶科场”一样，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无法阻遏如今中国人要前仆后继地当官。

      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两千年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

      又譬如“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