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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的日益表面化、恐怖活动的日益频仍化及其手段、形式的日益多样化、残酷化，已少有敢妄称置身其外的国度和人群。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在恐怖造成的人道灾难面前，只有受害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幸免于难者。也正因此，反恐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共同的当务之急，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形形色色的课题，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和相关国家的预 算 .“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指犯罪受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后者的一种情结），便是其中之一。
最近，日本上演了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纪录电影《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上个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组织联合赤军的话题被旧事重提。1970年3月31日，9名“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分子武装劫持了从东京飞往福冈的日本航空351航班，要求机长飞往朝鲜平壤。航班上有机组人员7名和乘客131名。此事件标志着日本赤军运动的高潮。
机上乘客中，有一名著名的医生，现年97岁的日本圣路加国际病院理事长日野原重明，他原本拟赴福冈参加一个传染病学会的学术会议。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因为赤军分子威胁说如果警察突然袭击的话，他们将用随身携带的炸药自我爆炸，很明显乘客与犯罪分子们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赤军派得救，自己也得救；否则便同归于尽。”
警方本打算在福冈采取行动，但碍于犯罪分子们“自爆”的威胁，未果。于是与韩国方面联络，并达成把飞机骗往韩国降落的协议。黄昏时分，飞机重新从福冈起飞，赤军分子们看到飞机飞越朝鲜海峡，正飞往“平壤”，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溢于言表。飞机在韩国金浦机场降落，虽然韩国警方在日方请求下，布置了年轻女性手持花环的“欢迎日本赤军”的戏剧场面，但飞机跑道旁的福特轿车、远处加油站的美国壳牌商标等，还是暴露了此地并非目的地平壤，于是进入漫长的谈判。身为基督徒的日野原一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手，内心沉着淡定。虽然以前曾读过陀翁，此番重温，受益匪浅：“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圣经》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是陀翁小说的精髓。他深信自己会得救。眼前赤军分子们的言行，也使他一改往日对“行动派”活动家的印象，从赤军分子配发陀翁的书给人质这点来看，“他们更像是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
随着谈判的深入，解放全部人质、赤军分子赴平壤的前途变得清晰起来，想到明天就能获得解放，机内的氛围变得相当和谐。赤军分子高唱《国际歌》，乘客中不乏20世纪60年代末学运的亲历者，竟跟着合唱起来。
翌日，日本政府派出的谈判特使、运输省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抵达金浦机场，以自身做人质为条件，交换全部人质离开飞机。当百余名乘客分两组，先后排队走下舷梯时，在机舱门口“撒哟娜拉”的一幕耐人寻味：乘客伸出手，拍着劫机犯的肩膀说：“加油啊！”至少在那一刻，内心只有感激，没有恨。
但殊不知，一旦走出被劫持的飞机，从一个特定的环境复归到“正常的”社会后，随着场合的变化，人的情感、价值取向便会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想法会变得不合时宜，失去政治正确性。后来，日野原作为嘉宾，出席N H K新闻谈话节目时，随口一句“在外面考虑事情，跟在里面时是不同的”，竟遭到主持人的制止。
无独有偶，翌年发生的、标志着赤军运动走向瓦解的“浅间山庄事件”中，全副武装的警视厅机动队冲进山庄的时候，发现女性人质被赤军分子藏在一个安全的死角，纵然经历了激烈的枪战，竟毫发无损。事后，当被记者问是否恨那些赤军分子的时候，女子颇惶惑，不仅说不出一个“恨 ”字，反而说那些赤军分子“很绅士”。警察大为光火，禁止她对新闻界发言。因为对警方来说，恐怖分子十恶不赦，从恐怖的枪口中把人质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警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