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和“仇富”绑架了中国社会

制造商人花了一个很小的本钱制造了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再花一个大本钱制造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看的见得东西就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这个商品可带来的心理满足，前者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后者是靠广告吹出来的。看的见和看不见的东西合在一起，用一个高得出奇的价格卖出去。这是一件已经大肆炫耀过了东西，再高的价格也无所谓，因为买者想买的就是这两个字：“炫耀”。这东西可以是一栋豪宅，可以是一辆名车，可以一只拎包，也可以是一只抽水马桶，甚至可以是一堆狗屎，如果狗屎能镀上可炫耀的光芒的话。

想炫耀者，其实是想要一条线，一条把自己和大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线。

世界上有些事相当奇怪，吃政治饭的人，总希望把自己划在大部分人中，吃经济饭的人，却喜欢把自己划在少数人中。毛泽东为他自己划过两次线，第一次用“为穷人谋利益，推翻三座大山”把自己划在大部分人中，第二次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又把自己划在大部分人中。于是，他的所有敌人都成为少数。现在的问题复杂了，因为现在在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最大的政治。要划清楚难了！是生产力重要？还是生产关系重要？是出钱人代表生产力？还是出力者代表生产力？这又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对炫耀者的分析上。和普通人的区分，并不都要靠钱去完成的。爱因斯坦用他的相对论划出了自己的地位，比尔-盖茨用视窗划出了自己的地位，邓小平用“白猫黑猫论”划出了自己的地位，温家宝用一句“我来晚了”也划出了自己的地位。即便是商人，不用炫耀，也能划出自己的地位，他们的名号就是一个品牌，没有必要借别的名号来抬高自己。

但大部分的金钱都是没有名号的，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纸。为了要比出钱的不同，钱的多少，必须要借助可炫耀的东西来炫耀。炫耀者需要一把尺，可以让自己看出别人比自己低，可以让别人看出自己比他们高。金钱不是最终的目的，快乐才是目的，仅仅从金钱中得到快乐有限，都希望通过炫耀来增加这种快乐，都希望通过别人的羡慕来延伸这种快乐。

但是深圳的撕票案，让“炫富”梦破灭。“炫富”非但不能带来快乐，甚至带来了危险。“炫富”和“仇富”都是绑架这个社会的绑匪。

在深圳被撕票的儿童最无辜，他们没有选择，炫富的不是他们，仇富的也不是他们。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这个社会病了，得的是“奢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