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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好大喜功之人更是如鱼得水。一个只有两条街,三万人口的蒲县,全县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投资近两亿元,建造了一座象“鸟巢”一样的文化宫。蒲县是依赖煤炭的资源县,一旦资源枯竭了怎么办,政府理应抓紧时机,利用现有财力,扶持其他领域的产业,造福于民。仿“鸟巢”和仿“白宫”、仿“天安门”异曲同工,都反映了地方官员的浮躁,都反映出地方官员无法抑制的政绩焦虑。
地方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来自于社会的浮躁,来自于开口闭口“要做就要做大”的社会的浮躁。县长想做市长做的事,市长想做省长做的事,都想往大里做,都想一下子出名,都想一步登天。浮躁的商人必然放弃脚踏实地的实业,投身于立竿见影的投机;浮躁的官员必然放弃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工程,热衷于争功劳抢风头的面子工程。更何况往大里做,国家买单,全民买单,风头是自己的,何乐不为呢?
如果不把动静弄大,如何能显示为官者的魄力? 如何能显示为官者的政绩?只有弄出大动静,才能让上级看到,才能让上级的上级看到。造“鸟巢”的县长说了:“临汾市领导来参观,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他是在往上看动静,不是在往下看动静。他是在期待领导的评价,不是在期待百姓的评价。所以,花两亿元来造“鸟巢”是必然的。
如果上述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传到了周边县里,那还了得。三块牌子的领导必然会挑灯夜战,直到完成比“鸟巢”还“鸟巢”的工程方案才会罢休。中国人最怕被人比下去,政绩是比出来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只能去做看得见的东西。于是有了象雨后春笋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之最”、“亚洲之最”和“世界之最”,于是有了政绩的焦虑,官员的浮躁。
官员的浮躁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在浮躁官员运用手上权力时没有制衡机制。位于天津宝坻区的京津新城,总投资是120亿,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别墅区。在建成数年后,无人居住,成为空城。这就是浮躁的官员滥用权力的有一个恶果。这个亚洲最大别墅区的名声令造城者亢奋,亢奋者永远只想“最好”不去想“最坏”,因为“最好”是由自己来收获,“最坏”是由国家来承担。
中国人喜欢“大”,为了这个“大”有时会不顾一切,就像花三分之二的全县全年财政收入来建文化宫的蒲县政府一样。难怪萨马兰奇在临终前,仍旧惦记着中国的慷慨,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运会永久主办国,理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
走了一辈子江湖的老萨在临终前终于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人可以为了一个大的名声不计较得失。不知应该为此骄傲,还是应该为此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