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名和“李刚是我爸”

如今，假如法兰西为了重振昔日称霸欧洲的雄风而从历史的垃圾堆里重拾拿破仑帝国的名号，全世界的人肯定都会认为法国人的头脑有病；又假如有人为了证明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重新沿用当时全世界文明程度首屈一指的“贞观王朝”的名号，也肯定会被所有的人认为提议者的头脑有病。

不过眼下在中国出现了不少相同的事，并不被人认为头脑有病，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绝顶聪明之举。不少地方都在酝酿更改名称，包括河北的石家庄，福建的南平等地。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复“襄樊”更名为“襄阳”，这说明国家最高一级的机构也掺和进了这类改地名，到历史书中去赚GDP的游戏。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人宁改自己名。有襄樊人编撰了一本“咏襄阳唐诗358首”，从李世民到李白，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品牌。用唐诗抬高襄阳，再用古人抬高今人。钱来自土地，名来自古人，好办法！今人竟然如此聪明，中国古人的光辉太过耀眼，千百年下来还能让其后人借光生辉。

但是，毕竟如此遥远的东西已经属于历史，是古人创造了中国唐朝经济和文化的辉煌，可怜的今人即便没有再创辉煌的能耐，也不能老是靠出卖土地和更改名字来续写历史。睡在床上翻着历史书想发财，既想急功近利，又黔驴技穷，连一个古地名也想挖出来啃点肉。如果把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花在自己的创新上，聚沙成塔，即便再小的成就也是属于这一代人的，而不是属于祖宗的，不是属于历史的。

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了。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地名本来也是没有名气的，都是靠古人的双脚走出来的。如果当时他们也想走捷径，吃现成，襄阳可能就不是“襄阳”了，说不定早就成为“襄阴”了。在唐朝的咏襄阳诗里看到的繁荣属于唐代的汉人，和如今的襄樊人没有任何关系，借用古地名无非想借古地名的光，就象周立波的父亲给他儿子取名“周立波”一样，到了两片油头发和一条白头路的年龄仍旧成不了作家。如今的周立波是吃开口饭的，尽管出名，但讲的话，都要靠别人代笔，显然和其父的期望相差甚远。当年周立波的父亲应该给儿子取名为“周柏春”才对。所以名称代表不了什么，只有急功近利者才会热衷于这类不需要花力气的事。

其实，地名和人名一样，不过是个符号而已。要让一个地方出名，不在于叫什么？而在于做什么？更何况还要大费周章，劳民伤财，有钱不用在刀口上。有如此的父母官，实属当地百姓的悲哀。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几乎每个地方都辉煌过，演变到如今的地名总归有其历史原因，难道都去改名字？都去人为地切除？为了论证“襄樊”改成“襄阳”的必要性，有人竟然把“襄阳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理由也用上了，既然必争了，还用得着改名字吗？自古以来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难道是因为其名而不是因为其利吗？还有政协委员更是吃饱了撑着：“古城应更名襄阳，回归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古城多得是，都要回归历史，改得过来吗？地名的演变就像历史的演变一样自然，过去的只能属于过去，不管是辉煌还是失败。穷困潦倒的伊拉克即便更换成古文明摇篮的“巴比伦”之名又有何用？在同一个地方，在5000年之前是辉煌，在5000年之后是不幸，这说明名称不管用。如今的为官者甚至还没有武则天的见解，一块无字碑说明：该有的已经有了，不该有的写了也没有用。而靠古地名打天下的为官者如果要为他们自己立碑，肯定会拉上可以给自己争光的十八代祖宗。悲哀啊！难怪中国会出现“李刚是我爸”的特产。

如果国家把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当成大事来抓，成立一个副总理级的委员会，忙上个几十年，先提议，再考证，最后论证，每个地方肯定都能象襄樊改成襄阳一样地如愿以偿，每个地方都能争到一顶历史名城的顶戴。但大家改了，等于都没改；大家是名城，等于没名城。相反只会造成正常生活的混乱。要想不混乱，有个办法，全民重返学校补学历史，或人手一册，把“古今地名对照”当成红宝书背在身上。

中国人是喜欢倒着走路的。回归历史，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轨迹，过分地拥抱古人，就是在彻底地否定今人。